（四）農民對農村職業學校的態度
職業學校特別是農村職業中學和農業中學，是提高未來的農村建設者素質的重要途徑。但是，目前農村職業學校舉步維艱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農村學生作為農村職業學校的主要生源，由於對農業技術教育認識的偏差使得他們在選擇學校和選擇專業時盡量避開“農”字，從而造成了農村職業教育的滑坡，特別是農業職業教育麵臨著更大的危機。
1.農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誤區。通過對農民的農業職業技術教育態度的調查研究，我們認為農民在對待職業技術教育問題上存在兩個誤區。
誤區一：重普教、輕職教，千軍萬馬再擠獨木橋。已經介紹，農民對自己子女接受教育的目的，有81.4%是為了離開農村，隻有13.1%選擇了將來回到農村“更好地建設農村”，而願意學農業技術的隻有9.2%。這種現象並不能證明農民不需要農業科技，它是農民轉變身份的強烈願望的一種反映。
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和城鄉差距，使農民產生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要改變自己子女的農民身份。因而農民對子女選擇何種學校的首要關切便是能否離開農業和農村，至於畢業後從事何種職業則缺乏考慮。不管什麼學校，隻要它能夠幫助農村學生跳出“農門”，就會受到農民的青睞。也就是說，在農民眼中學校隻是一條能否改變身份的途徑。高等院校雖然一直都是農村學生跳出“農門”的有效途徑，無奈過去它的門檻太窄，使大部分農村學生和家長望而興歎。現在，高校擴招的片麵宣傳給農民一種錯覺，好像高等院校的門檻一下變寬了，農村學生上大學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即使那些在初中成績不好的學生，也寄希望於在高中階段趕上去，或許能夠考上大學。於是一哄而上再擠獨木橋的局麵發生了。
重普教、輕職教導致了兩個消極後果。一是造成職業教育滑坡，使教育結構變得越來越不合理。就全國範圍來看，1999年比1998年少招46.25萬，2000年比1999年少招61.4萬。從2000年的統計結果看，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數和在校生數的減幅分別為3.73%和4.98%，許多職業中學已經無生可招。據我們對懷化市的調查，2000年懷化市中等職業學校招生總數為6824人，比1994年減少了50%，國家重點農校安江農校僅招生200多名，遠不及以往的規模；全市20所部門辦學校總計招生6300多人，每校平均才320人。到2001年，全市13所區縣重點職業學校總計招生3500人，每校平均尚不足300人。我們所調查的中方縣職業中專學校，2000年招生469人，2001年為了保證生源，從7月初全校放假開始，教師們全體出動，努力完成學校下達的招生指標。有一位教師頂著炎炎烈日為一個學生家裏幹了三天農活，終於感動了學生和家長，同意到該校上學為了吸引學生入校，校方為每個新生減免200元學費，學費標準由2000年的每年1300元下調到1100元。據校方統計，2001年暑假僅招生費用就花去了全年預算總費用的三分之一。自1999年以來，普通中學的招生規模都不同程度的擴大。一些重點高中被考生擠破了門檻，與職業學校的門庭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個消極後果是大部分不能升入大學學生回到農村後，既沒有務農的心理準備，也缺乏從事農業生產的知識和能力，對農村建設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懷化市形容回鄉的中學畢業生時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理財不如嫂子，挑擔不如妹子，過幾年又成老樣子。
誤區二：重非農專業、輕農科專業。對於那些還想上學又別無其他選擇，“不幸”落入職業學校的學生來說，他們仍然沒有放棄脫離農業、農村的願望，盡可能的選擇非農專業。懷化市漵浦縣職業中學在2000年招了500多名學生，其中願意學農的隻有25人，還不及總數的二十分之一；作為國家重點農業中專的安江農校，2000年招進的200多名學生中，學農的也不到100人。2001年懷化市13所農業職業學校招收的3500名學生中，隻有75個農科專業的學生，隻占學生總數的2%。我們所調查的中方縣職業學校，原名是懷化市第一農業職業學校，該校開設了畜牧、水產、園林、花卉、果樹、蔬菜、食品加工、鄉鎮企業管理八個專業。由於學生不願學農，八個農科專業分別為計算機應用與維修、文秘與電腦、電子電器、家電維修、財會、電工電焊、普高班和家庭經營等代替，與農業有點關係的隻剩下了家庭經營一個。農科專業在1999年有34人，2000年有18人，2001年隻有7個人。全校93個教師中有24個農科專業教師，目前大部分農科教師閑置。
就農業職業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而言，大多也不願回家經營農業。很多人都到外地去打工，該市一位領導深有感觸地說，“農業職業學校培養了一批打工仔”，對此現象感到無奈。誠然，農村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為發達地區培養“打工仔”也無可厚非。問題是當地正在著力實施發展“一線一圈”、建立現代生態農業示範區的經濟建設規劃，規劃區內包括200萬畝土地、54個項目，急需大批農業科技人才，卻無法從本市得到滿足，被迫從外地引進人才，農業教育與當地社會發展需要嚴重脫節。從長遠來看，“輕農”的社會心理會改變我國技術人才的分布，會在我國農業技術人才本身就不足的情況下，造成農業技術人才，尤其是初中級農業技術人才的短缺。如果不及時采取一些措施來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我國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要麵臨更大的困境，我國的農業發展也會因為缺乏足夠的智力支持而放緩。
2.影響農民對農業技術教育需求的因素分析。就我們的調查結果而言，農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需求在總體上並不強烈。其原因除了農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觀認識因素以外，一些客觀因素的存在也在影響著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需求。概括起來有：現有的農戶土地規模過小；農民的收人結構發生了變化；現有的農民職業技術推廣的公共產品性質抑製了農民的教育需求；微觀的農戶生產結構調整幅度不大，尚未得到優化等。下麵分別敘述。
首先，農戶承包經營的土地規模過小限製了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需求。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就是人地矛盾突出。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我國的耕地資源還在逐年減少。根據《中國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綜合提要》提供的數據，我國目前的耕地資源緊張而分散，不能形成規模經營。每戶承包經營的土地平均隻有0.42公頃，並且90%以上的農戶經營的土地規模不到1公頃。
在我們的調查資料中，所有被調查農戶承包經營的土地規模平均為0.44公頃，與全國的平均水平大致持平。在主要從事種植業的農民中，土地最多的達到2公頃；絕大多數農戶承包的土地都在0.67公頃以下。土地規模過小限製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需求。在傳統的種植結構下，小規模的土地麵積限製了農業技術作用的發揮，技術的作用也就不能為農民深切的體會到，因此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需求維持在較低水平。我們在湖南省懷化市調研時發現，該市的農業部門在近幾年內推廣了不少新的農業技術，例如新的種植品種，配方肥技術，拋秧技術等等，但農民的反應比較平淡，主要原因在於該市的耕地資源非常少，就一家一戶來說，用新的農業科技所帶來的增收作用非常有限，農民學習技術（特別是大田作物栽培技術）的積極性也就不高。
其次，農戶經營的兼業化限製了農民對農業職業技術教育需求。所謂兼業就是指勞動者主體在一定的生產周期內把勞動時間投入到不同的經濟部門中去，相應的經濟收入也來自不同的部門。我國農民的兼業行為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之後出現的。隨著農業生產的大發展，在土地上追加勞動力所帶來的邊際效益持續下降，使得農業勞動力不斷從土地上釋放出來，投向其他產業，從而使家庭勞動力獲得充分的利用，並增加家庭收入。我國的農民兼業行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類是以農業為主兼營其他非農業，農業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一類是以非農業為主，兼有少量種植業，非農業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根據《中國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綜合提要》提供的數據，到1996年底，我國的農業戶共有19309萬戶，其中純農業戶12671.9萬戶，占總農業戶的65.6%；農業兼業戶3901.2萬戶，占總農業戶的20.2%；非農兼業戶有2735.8萬戶，占總戶數的14.2%；農戶的兼業率已經達到了34.4%。
在農村工業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戶的兼業率達到了42.4%；在中部地區，農戶兼業率為32.2%，接近於全國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區，農戶兼業率僅有26.0%。東部的農戶兼業率比中部和西部分別要高出10個和16個百分點。農戶兼業狀況的存在，表明了農戶家庭收入結構的多元化，農業收入已不再是主要收入來源。
我們曾經對237名進城農民進行過調查，結果發現在所有被調查對象中，家中有責任田的有215人，占總數的90.7%，大部分人對“家裏有地種，城裏有錢掙，能進又能退”的兼業模式感興趣。一位在北京賣菜的河南新鄉農民家裏有10畝地，每畝地一年最多隻能收入400元，他在城裏賣菜每年可收入近萬元，他隻是在農忙時節回家，其他大部分時間在城裏。在被調查者中不少都是在農忙時回家收獲，農閑時再返回城裏工作的。
在兩類兼業行為中，以非農收人為主，兼有少量種植業的類型在事實上將農業擺在了不重要的地位，屬於家庭的副業，因而對農業技術沒有多少興趣，也不會產生強烈的職業技術教育耑求。我們在延慶縣的小豐營村調查時發現，村裏的一些不是以蔬菜收人為主要收人來源的家庭，例如跑運輸的、搞販運的，不僅家裏承包的地非常少，種地的家庭成員也並不關心農業技術教育，他們種地的目的不是取得經濟收人。在以農業收人為主要來源的兼業戶中，兼業經營也分散了他們的精力。在延慶縣的小豐營村問及一些兼業經營的農民為什麼不參加農業技術學習時，他們回答“太忙，沒有功夫去學習”。可以說，兼業經營的存在拓寬了農戶的收入來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農民的農業職收技術需求。隨著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戶兼業化經營也將成為發展的趨勢，就現實的情況而言，在土地承包期延長30年之後，兼業化趨勢還會長期存在。以農業收人為主的兼業戶如何在較小規模的土地上進行專一經營，是實踐對農民技術教育提出的新課題。
其三，農業生產結構不合理限製了農民農業職業技術教育謠求。在我國農業生產實現了第一個飛躍之後，原有的農業生產結構已經不再適合變化了的經濟形勢和市場供求關係了，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是必然的趨勢。現在我國已經加人世貿組織，我國農業和農民將直接麵對國際市場，現有的農業結構也將受到國外農產品的衝擊。農民依靠傳統農業生產結構增收的空間已近極附。因此不管從國內還是從國際市場的角度看，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將是我國未來農業發展的當務之急。盡管有關農業結構調整的趨勢早已發端，從實際的效果來看，因為種種原因調整的幅度較小，速度較慢。截至1998年，在大農業生產結構中，種植業的產俏仍占到了一半以上，尤其是在西部地區，這個比例將近65%；而全國整個林業產值都偏低，不到4%；畜牧業發展較快，占了農業總產值30.7%；漁業產值主要在東部地區，占15.6%。
未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仍要著力發展林業、牧業和漁業，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如水果、蔬菜、水產、畜禽肉等品種要有較大的發展。而目前的農業職業技術教育不能適應這一轉變，導致了農民的技術需求與技術供給不適應，使農民表現出對農業技術教育的冷漠。換言之，農民對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需求不旺是由於有關部門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而造成的。
在我們的調查對象中，有90%的農戶主要從事種植業，隻有10%的農戶從事漁業或畜牧業。種植業的比重過高使得農戶在生產中對農業技術的關注程度有所下降。就目前的農業產業結構來說，由於調整緩慢，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需求。一方麵，糧食生產已經趨於穩定，新技術的采用對農民的增收作用有限；另一方麵，當前的農業職業技術教育和農業推廣教育也較多的關心糧食生產，對高效益農業關注還不夠，無論是在技術還是在技術人員上都不能滿足農民的特殊需要。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這種滯後性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農民對農業技術教育的需求。
其四，農業技術教育的公共產品性質抑製了農民的技術教育需求。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逐步建立起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體係。從辦學體製方麵看，在改革開放以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依靠鄉、村辦學，而由政府直接辦學的情況比較少，國家隻給予少量的經費補貼。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都掌握在集體手中，農民隻是集體中的一份子，生產、經營、分配都由集體決定，因此農民缺乏主動學習農業技術以提高農業生產水平的內在需求。
改革開放後，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農業技術教育經過調整也逐漸向規範化合理化方向發展，但其公共產品的性質仍舊沒有改變。在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格局下，農業技術教育在客觀上成為推行政府發展規劃的一條途徑。比如，國家為了糧食安全而大力進行種植業產業內的技術研究和技術推廣，使得農業技術教育形成了種植業技術教育的傳統。因為農業技術教育的公共產品性質，在職業技術教育的供求關係中，政府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公共物品性質使得教育方往往從自己的需求出發而忽略了農民的需求，而農民又沒有其他的教育服務供給方可以選擇，長此以往便造成了農業技術教育的低效率和農民對農業技術教育需求的缺乏。現在的問題是，種植業產品尤其是糧食產品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國家應當繼續把農業技術教育當作一項公共事業來投資；在另一方麵，國家應當允許社會力量進入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領域，實行市場化運作。目前我國農業不僅麵臨著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的難題，也麵臨著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的難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要解決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的問題，要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服務，就需要適應市場的需求努力為農民提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有效的教育。在這兩個方麵中，農民的需求是一個核心問題。現階段農民最大的需求的就是實現增收，要激發農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需求就需要改變農民對包括農業技術教育在內的各類職業技術教育的態度，使其認識到接受職業技術教育是實現增收的有效途徑。
§§第七章 我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存在的問題與對策探討（一）——農村教育改革模式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