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經濟要發展，農民要增收，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在總結我國農村經濟和農業發展時得出的經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賦予了農民家庭獨立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從而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業和農村經濟獲得了曆史性的進步。然而通過考察二十多年來我國農業發展的進程可以發現，在改革初期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大發展中，政策的貢獻率明顯占據了主要位置。即是說，我國農產品在數量上由短缺到基本自給，主要得益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製度績效的發揮。隨著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效益下降到低水平，以及農產品市場的供求關係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傳統農業生產結構下的農產品總量增長開始進入平台期。在製度績效已經基本上發揮到極限之後，要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經過幾十年的農業科技教育和科技普及，科技的作用已經深入人心，在我們的調查中沒有發現排斥農業科技的現象。在對360人的問卷分析和訪談的基礎上，結合前幾年的研究結果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農民需要科學技術
我們曾在1997年對全國不同地區的542位農民的需求狀況進行了調査，在問及“你認為對農民致富的最大限製因素是什麼”時，有39.2%的農民認為是“缺乏資金”，有31.6%的農民認為是“缺少技術”，有3.9%的農民認為是“缺乏勞動力”，有10.4%認為是“信息不靈”，有7.8%認為是其他原因。
在各項回答中，認為“缺少資金”的居於第一位，其次是“缺乏技術”，這表明，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製度績效充分發揮以後，農戶經濟脆弱性的局麵還是沒有改變，農業生產尚維持在簡單再生產的水平上，農民的擴大再生產主要受到資金限製，同時，農民對農業科技的作用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關注。
時隔四年之後，我們再次對農民最需要的生產要素進行了調查，在給出的四個選項中，有49.1%的被調查農民選擇了“最需要資金”，有29.7%的農民選擇了“最需要新的農業技術”，有5.0%的農民選擇了“最需要勞動力”，有16.2%的農民選擇了“最需要產品的銷售渠道”。在所有被調查的農民中，最需要資金的農民遠遠高出其他選擇，居於第一位，這部分農民幾乎占到總數的一半；其次是最需要新的農業技術，將近30個百分點；被調查農民對勞動力的需求已經很微弱了，據我們對個案的分析，選擇最需要勞動力的農戶無非兩種情況，一是從事種植業，有著大麵積的土地，而勞動力比較少，因而還需勞動力的投入；一是從事養殖業，屬於勞動力密集型，小規模的農戶家庭所能提供的勞動力滿足不了實際的勞動力需求；另外選擇最需要產品銷售渠道的農民主要是對目前農副產品出售難的反映，以及一些地區實現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但農產品品質在短期內難以有大的提高，因而農產品銷售遇到障礙需要加以解決的要求。
調查結果表明，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對資金需求仍然居於第一位，但這並不是說農民對農業新技術的渴望並不強烈。
1995年5月9日，中國農業大學的幾個學生在《農民日報》上刊登了《致農民朋友的一封信》，誌願為農民朋友提供科技倍息。出乎意料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竟收到了2000多封來信，迫切需要與大學生們建立聯係。這些信大部分都是農村青年寫來的，他們是農村中科技帶頭人。他們迫切需要農業科學技術、科學知識和農業科技信息。江西豐城市石灘鄉的女青年熊滿珍，正在打工積累資金，目的是為村裏辦一個書店。她在信中說：“這裏的農民大多是文盲，鎮上沒有一個書店，有文化的人也很難看到農業科技方麵的書刊，由於科技文化的落後，我們村裏沒有養雞、養豬、養魚的專業戶，人們隻靠那幾畝地生活。我要辦個書店，裏麵有農業的、科技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各種書籍，把現代化的知識、信息、科技成果和現代文明引入村裏。”許昌市鄢陵縣陶城鄉的杜春燕來信說，“麵對依然落後的條景象，我發誓要改變這種狀況，我買了許多農業科技方麵的書刊，決心要靠科學改變這裏的麵貌，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也知道，光靠這幾本書是不行的，光靠我一個人是不行的我迫切需要掌握養殖業、種植業的係統知識，去影響更多的人。”
在湖南省茶陵縣虎踞鎮調查時，我們認識了黃坪村的李樂文，他從1990年開始在廣西林科院打工，學到了一手竹筍栽培和加工技術。他對家鄉的自然條件進行了調查，發現很適合種植竹筍。1997年他回到家鄉承包了鎮裏的一座完全沒有效益的舊茶園，引進了竹筍種植技術，當年就收到了很好的效益。1998年就有幾個縣的農民到這裏學習竹筍栽培技術。
在我們調研的過程中，所到之處，農民詢問最多的是有什麼新的農業技術。特別是青年農民認識到了農業科學技術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盡管他們占農民總數的比例不大，但他們在農村中所起的示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與一般農民相比，他們更願意接納新的事物，其中包括科學技術，也願意突破原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大膽采用新技術。這使得他們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有著真切的感受，因而更加願意接受職業技術教育，而且在挫折麵前毫不氣餒。
資金缺乏的確是農戶經濟脆弱性的典型表現，但是這種缺乏退可以被改變的，它主要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隻要農民意識到農業技術對實際生產的巨大作用，並願意自覺的以農業新技術教育需求來替代資金需求，農民就會擺脫農業生產的非良性循環。
（二）限製農民采用農業新技術的社會心理因素
盡管農民認為農民職業技術很重要，並對它表示出了歡迎的態度，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從另一個方麵看，農民對職業技術的認識存在著兩個“瓶頸”，這兩個認識上的“瓶頸”限製了農民采用新技術的行為。
“瓶頸一”：對農業技術狹隘的風險意識。
既然農業技術對農民增加收入很重要，農民也不再懷疑農業科技的作用，那麼當一項農業技術向農民推廣時，農民一定會采用它嗎？事實上態度和行為還有一段距離，認為農業技術重要並不意味著農民一定會采用某項農業技術。在現實生活中農民仍然無法擺脫對農業技術狹隘的風險意識。要采用新的農業技術，不可避免的會有一定的風險。對於公益性的農業技術教育中，農民隻需要花時間去參加學習培訓、參觀等，而不用資金或物質的投入，農民可以接受。但在這種性質的技術教育，農民無法自由選擇其內容，即不能有效的滿足自身的需求。自費接受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則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但農民有選擇的自由。在采用技術階段，農民不僅要投入一定的物質和資金，還要承擔失敗所帶來的風險。因此，在采用新的技術之前農民會仔細的權衡成本與收益的關係。
在我們的調查中，能夠冒風險，勇於采用新的農業技術的農民往往是少數。多數農民采取了審慎而“穩健”的態度。但在事實上，那些能夠勇敢采用新技術的農民大都獲得了最終的成功。
河北省圍場縣圍場鎮的農民張雨德，家裏隻有半畝地，長期靠著做些小買賣維持生計。1995年，張家的親戚想養雞，勸張一起養。張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從下板城種雞場買回了400隻蛋雞苗，一麵自己摸索，一麵向種雞場進行技術谘詢，當年獲得了成功。張於是擴大了規模，在1997年發展到1000隻雞，成為了養雞專業戶。到2001年，張雨德的蛋雞總數已經達到了1700多隻，隻是苦於家裏場地太小，無法再擴大規模。問及下一步打算，張準備兩步走，如果在村子裏能夠申請到一塊場地，他將繼續養雞，進行規模經營；如果場地問題解決不了，他打算轉行學習食用菌技術，以利用好當地廉價的資源（例如玉米軸、鋸末等）。
圍場縣還有個徐海龍，隻有初中文化程度，打過工，當過司機，收入都十分有限。1997年他出車到塘沽，看到養殖牛蛙收入不錯。在偶然得到一張名為“亞都科技之窗”的養殖牛蛙的宣傳小報後，他馬上到武漢買回了21對種蛙，回來辦起了養殖場。由於不懂技術，這批牛蛙不久即生病死掉，隻剩下了8隻。
5000塊錢打了水漂。無奈之下徐又借錢到武漢買回了40對種蛙，卻又因消毒方法不當，連先前的8隻種蛙全部死掉。在虧了1萬多塊錢後，徐被迫重新幹起了司機。在這以後，徐開始自學養蛙技術，他購買了牛蛙養殖技術的書籍研究牛蛙養殖技術。到了1998年，徐一咬牙又買回了20對種蛙，開始了第三次嚐試。他經常蹲在池邊觀察牛蛙的生活習性，做了大量的筆記，認真翻閱資料預防病害、投食喂料。經過不懈努力，他在第三次終於獲得了成功，當年繁育蝌蚪5萬隻，在1999年獲利15萬元。到了20OO年，徐擴大了規模，使租用的土地擴展到了2.6公頃，當年又獲利40萬元，實現了育種、養殖、銷售一條龍經營。現在，徐的養殖場長年雇工7人，累計投資已達70萬元，成為當地有名的養殖大戶。從2000年開始，徐又在自己琢磨利用牛蛙池養殖金魚，又將增添一項收入。徐還打算養林蛙，養蛇。在徐的辦公室，我們看到僅技術方麵的書籍就有《美國牛蛙和牛蛙養殖技術》、《牛蛙養殖技術》、《稻田養殖牛蛙》、《美國青蛙》、《林蛙養殖技術》、《觀賞魚》、《欣賞與飼養》等10多本，還有一批報刊雜誌。據徐講，他還經常往返於北京的通州和大興等地，參觀養殖場，與那裏的養殖戶進行經驗交流。可見，徐海龍的成功，是進取精神與農業技術相結合的結果，如果他怕冒風險，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相比較而言，多數農民渴望新技術，但不願首先使用新技術，往往是等少數人獲得了成功，才開始仿效。同樣在河北省圍場縣，一個生產小組對待農業技術的態度就深刻表現出了農民狹隘的風險意識。中國農業大學已經退休的蔬菜專家徐教授，在與地政府和農民協商後，把一個生產小組原來種玉米的3.07公頓土地作為優良蔬菜品種試驗基地。市水利局專門投資6萬多元在地頭打了一眼機井以保證灌溉用水；鎮政府也承諾，如果試驗失敗，農民每畝可獲得150元的賠償。從2001年3月到7月，徐教授5次前往圍場，親自給農民授課，細致的給農民講解從育苗到田間管理的每一個細節。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仍有一些農民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並不按照教授講授的方法去做。農民之所以願意把這片玉米地拿出來做試驗基地，有他們自己的考慮：一是種玉米不如種菜劃算，他們也打算種菜；二是水利局給打機井，哪怕今年“種瞎了”，賺眼機井也劃算。而在試驗過程中，農民為了“保證產量”盡可能降低風險，以自己的傳統經驗修改了徐教授新的栽培方法，使試驗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這個案例給了我們很多思考，為什麼農民會在風險很小甚至獲益的條件下，在具有權威性的專家教授的親自技術指導下，仍然對采用新技術心懷疑慮，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自然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狹隘的風險意識影響了農民對農業技術的認識，構成了許多農民難以突破的第一個認識“瓶頸”。
“瓶頸二”：掌握一定技術後，又陷入經驗主義的怪圈，對新技術缺乏敏感性，導致技術老化。
在現代社會，技術作為一項商品，有其生命周期。大致而言它也會經曆生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幾個階段，農業技術也不例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價格是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那些以新的先進的技術做支撐的產品在競爭中往往處於優勢地位。農民要想在市場中站穩腳跟獲得發展，就需要關注市場變化，不斷采用新的農業技術來提高產量和質量，淘汰已經衰退的技術，從而獲得好的經濟效益。
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我國農民的市場意識有了一定的増強，但還遠遠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在一般農民那裏，農民應對市場風險的策略是規模小、品種全的多種經營，所謂“東邊不亮西邊亮，總有一寶能押上”。如果再加上市場信息不靈等因素，農民久而久之又陷入了經驗主義的怪圈，過於關注保險經營，而忽視了對新技術的把握，最終導致了所用技術的老化。這種現象在我們的調查中也比較普遍，它構成了農民難以突破的第二個“瓶頸”。
延慶縣的小豐營村，是個蔬菜生產專業村。從90年代開始，村子在幾位能人的帶領下，拋棄了傳統的種植結構，走上了主要發展蔬菜生產的道路。不僅全村80%的耕地都用來種蔬菜，村裏還建起了占地32000平方米的蔬菜交易市場，成為周圍村鎮的蔬菜集散地，產品主要銷往外省市。這個村前幾年因種菜實現了致富，但農民近兩年也麵臨著增收困難的問題。在蔬菜種植結構方麵，小豐營村幾年來沒什麼改變，但蔬菜的價格已經大幅度下跌了。“綠菜花”在幾年前還是價格昂貴的搶手貨，現在儼然已經成了大路貨；在病蟲害防治方麵，該村提出要建立“無公害蔬菜基地”，要求農民使用低毒低殘留新農藥，但有些農民認為新藥效果不佳，防蟲害不如原來的藥頂事，就在晚上偷偷使用傳統的農藥。在我們的訪談對象中，有一部分農民很少甚至不參加村裏舉辦的農業技術培訓講座活動。問到不去的原因，一些農民認為種菜的技術他們都會了，沒有必要再學習。
在這個蔬菜生產專業村，村民對於市場信息也有相當了解，但仍然重複著原來的種植品種，包括一些利潤很低的品種；不願主動引進新品種，不主動發展無公害蔬菜，致使村裏現有的蔬菜品種無法實現品質的提升；一些農民相信自己現有的技術已經夠用了，不需要再進行學習培訓了。這些都是經驗主義思想起作用的表現。
在河北省圍場縣，有一個食用菌種植專業戶的事跡給了我們很深的啟發。李國祥現年42歲，1981年承德市農校畜牧獸醫專業畢業。他先在鄉裏擔任畜牧助理，後來調入圍場縣畜牧現代化辦公室。1992年，李的愛人下崗了。兩人一合計，決定種植食用菌。李在家裏建起了一個36平方米的大棚，從縣農廣校借來了相關資料，開始自己鑽研。以鋸末為原料，當年投料1000多千克，獲純收入5000多元。從1993—1995年，李國祥租用縣外賓招待所的1畝多地30多間房，建起了4個大棚，先後從上海農科院、保定瑞迪公司、南京等地引進食用菌原種，自己搞原種分離、發明新的消毒方法，在每個大棚投料5000千克，年獲純利3萬多元。1996年李又到距縣城很近的前進村，以每畝每年1000元的價格，租下了11戶共計5畝的土地，建立了兩個350平方米的大棚，又在已經倒閉的軋鋼廠建起了2個大棚，再次獲得了成功。李國祥長年訂閱《中國食用菌》、《食用菌》、《農民日報》、《河北科技報》、《文摘報》等報刊雜誌，隨時了解技術信息。從1997年以來他還自費赴泰安、保定、南京等地參觀學習，關注外地食用菌技術的發展情況。李國祥在實踐中善於思考和創新，將原本很複雜的原種分離技術和消毒程序變得異常簡單，大大節約了勞動力和工作時間，在食用菌的栽培方麵有一係列的創新。近十年來，李國祥並不滿足已取得的成績，而是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不斷創新。
通過兩相對比可以發現，隻有不斷的把握市場信息，不斷提高技術水平，才能實現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才能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敗之地。即使掌握了一定的技術，如果任其老化，重新遁入經驗主義的怪圈，那麼還是會受到市場規律的懲罰。因此，如何幫助農民克服保守心理，突破經驗主義的認識“瓶頸”，學會在市場中思考和決策，也向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戰。
（三）農民對農業技術推廣機構和途徑的認識
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實施，主要是通過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機構來承擔的。現有的各種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機構諸如農村職業中學、農業職業中專、鄉村農校、農廣校、農民夜校、各種農民短期技術培訓班、農業技術推廣組織以及農業專化協會等，都不同程度的發揮著作用。我們對一些機構的有效性進行了研究。
從中可以看到，農民所采用的技術來源構成，排在一位的是“向同村的其他人模仿”占29.5%，第二位的是政府推廣部門，占28.4%；對“您認為最可靠的技術信息來源”的回答，排在第一位的是“農業推廣部門的推廣”，占29.8%，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別是“親戚朋友介紹”和“模仿他人”。“農業院校和科研單位”的信息來源排在第四位。最受農民歡迎的農業科技服務途徑依然是農業部門的農業推廣。由於該問卷調查樣本屬於非隨機抽樣樣本，其所得數據無法進行推論，但就所調查的對象而言，不同對象（如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反映不同，不同地區的農民對該問題的反映也存在差異。下麵對有關情況做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