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村子為了鼓勵農民積極參加培訓和學習，采取了管飯、接送等措施，但效果仍不明顯。這些現象的存在不僅給正常的農業生產帶來了較大影響，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來說，也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如何應對農村中科學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年富力強的勞動力流失後的農村弱勢群體，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果說脫離農業、進城打工是農民基於對自身職業的認識而做出的選擇的話，那麼千方百計讓自己的子女以各種方式跳出農門，到城市去工作、生活則是農民對下代人的殷切期望。河北的一位資產逾百萬的農民養殖專業戶，在跟我們暢談擴大規模，以高薪吸引大學生人才共同創業的宏偉計劃之後，卻對自己的子女沒有子承父業的要求，而與其他農民一樣，希望他們遠離農村和農業，原因還是覺得搞農業沒多大出息。農民的這些觀念和想法，勢必造成農村教育中重普教、輕職教的局麵。據我們調查，農村中目前存在的一個問題，正是這些觀念的必然產物。在一些農村地區，由於過分關注普教，使得職業學校逐漸萎縮。在每年的初中畢業生中，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學生因為升不上高中，又不想上職業中學或職業中專而回鄉。這部分學生既不會傳統的農業生產，又不懂農村實用技術，成為“百無一用的書生”。
可以說，在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農民對自己的職業認識出現了偏差。他們更多的是以身份的角度來認識自己，而忽視了從職業的角度來認識自己。不僅對自己的職業認知存在誤區，農民對社會上的其他職業，在認識上也存在簡單化的傾向。我們認為，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在於農民還沒有形成現代的職業觀念，因而在看待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兩者之間的關係時，更重視後者。我們認為，農民對職業的認識之所以會出現偏差，除了體製的原因外，主要是由於傳統的職業觀念仍在繼續發揮作用。
農民對自己的職業缺乏認知並不意味著農民毫無職業觀念，他們的職業觀念主要集中在職業評價方麵。在傳統社會裏，統治者把職業納入了意識形態統治的範圍，進而將其提升為道德規範的一部分，成為禮治秩序。農民受到統治階級所大力宣揚的傳統道德的作用，將統治階級的職業評價內化為自己的職業評價，這種職業評價直接導致了身份觀念。可以說，傳統的職業觀念是以身份意識為特征的，更確切的說，傳統的職業觀念是以做官為本位的。這種官本位傾向可以以“士乃國之寶”來表述。“士”首先應是“仕”，即官員，官員乃是國家的棟梁。社會給予了官員極高的職業評價，因為做了官就意味著擁有了權力、地位、金錢、榮耀。與之相對應的是，普通老百姓地位低下，被稱為“草民”、“賤民”，若不守紀律，還被稱為“刁民”。因官員地位高，有可能成為官員的讀書人，因可憑借“學而優則仕”，即使不做官，也可獲得較高的職業評價，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裏的“讀書”在大多數農民眼裏並不包括農業職業技術教育。
農民傳統的職業觀念在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段時期，在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功能空前強大的條件下被掩蓋起來，無法呈現出其本來麵目。改革開放後，國家的控製力量從農村社會全麵收縮，傳統的職業觀念也開始複蘇，並表現出了明顯的滯後性，並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迅速改變。要實現農民職業觀念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還需要較長一段時期。這也決定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不僅僅要向農民傳播科學技術，也要擔負起促進農民實現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責任，即通過職業技術教育促進農民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