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一階段的農民教育，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以下四個鮮明特點。
1.政治性。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是一段特殊時期，社會主義道路在國內外遭遇的巨大壓力和國家領導人強調階級鬥爭，以及盡快進入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使得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都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這是把握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曆史的前提特征。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活動的開展，首先要滿足的不是使農民獲得職業技能，而是使農民接受黨的政策方針的精神，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為例，促成江西共大建立的原因中，最直接的是滿足經濟建設對人才的需要。但反“右”鬥爭以及隨後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大躍進、教育大革命等一係列暴風驟雨式的運動，最終使擬辦的江西考動技術學校升格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培養目標不僅僅是農業技術勞動者，更是“共產主義的新型勞動者”。與西共大同期建立的還有大批農民紅專學校、農民紅專大學等等。到了1969年後，“五七學校”、“五七大學”、農民政治學校等等又大量建立起來。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引致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初衷的嬗變。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原本是要培養農業技術勞動者以滿足經濟建設的需要，但過於強大的政治權力的幹預使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逐漸偏離了正常的軌道，到後來變成了為配合階級鬥爭和維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統一性的需要而進行的一場政治運動。在以一套完備的權力體係對所有農民進行控製的同時，國家又以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方式將農民中的精英分子和優秀分子送入農民職業學校進行再教育，使他們不僅在農業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且也成為農村政治生活中的中堅力量。因此，政治性是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中最本質的特征。
2.普及性。由於國家在農村中具有強大的動員和號召力量，一旦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為國家所意識到，很快便在全國形成了統一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模式。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普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學校的大量開辦。在每次大的政治運動開始都會出現一些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學校的樣板，經過推廣和學習，同樣的學校就會大量建立起來。例如，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建立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支持，劉少奇鼓勵全國各地到江西學習共大，學習其辦學經驗，回去再辦同樣的學校，形成了“教育學共大”的辦學局麵。“五七指示”發出後，在全國又掀起了興辦“五七學校”的熱潮，不僅原有的學校紛紛改名為“五七學校”，新的“五七學校”也建立很多。在有的省份，甚至發展到了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也自己辦學。到1976年，全國的“五七大學”有7449所，在校生92.28萬人，“五七學校”9550所，在校生88.19萬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普及性的第二個表現是農民的參與麵廣。自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形成體係後，培訓了為數眾多的農民。江西共大在其存在的22年中培養了大學生1萬餘人，中專生6萬餘人，初技生20餘萬人，還辦過研究生班。作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主要承載體的是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所辦的學校，它們的教育對象的範圍是逐步擴大的。起初這些學校主要是培訓鄉村幹部和積極分子，後來開始培訓青壯年勞動力，再後來又開始關注回鄉的中小學生。拋開當時特定的政治背景，各種各樣的“五七學校”在客觀上卻也在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決農村回鄉青年進一步學習知識，提高農民素質的作用。
3.自給自足。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致力於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其他的財政投人十分有限，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能夠得到的經費少之又少，主要依靠辦學單位自給自足。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辦學經費和物資條件自給。除了省、縣辦的學校可以從政府得到一些資助外，公社、大隊辦的學校幾乎全靠自給。一般的生產大隊辦學大多采取了利用本地資源把辦農場、牧場、林場等生產單位與辦學校相結合的策略。這種半工半讀，以農養學，自給自足的方式也是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一個特色；第二，師資力量自給。在隊辦學校中，具有一定知識技術水平的公派教師非常少。在農民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學校又大量開辦的情況下，一些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農民經過一定培訓後就成為了農校的教師，二些具有較多的種植經驗的農民也是教師的來源。第三，教學內容自給。教學內容可以分為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在理論方麵，農校普遍缺乏教材，他們就組織力量自己動手編寫，並且往往是針對本地比較實用的農業技術編寫（稱為鄉土教材）。
在實踐方麵，把教學實踐和試驗所得到的經驗固定下來，指導本地生產，並向學員傳授。
4.靈活性。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靈活性不僅表現為半工半讀，以農養學的辦學方式和針對不同文化程度因人施教的教育教學方法，也表現在教學時間的安排上。農校一般是忙時少學，閑時多學。在農忙季節，上課時間安排在早晨和晚上，到了大忙時節可以完全停課勞動。冬季農閑是集中學習的時間，可以堅持全天上課。同時兼有生產功能和教學功能的農校在教學和生產中也不是截然二分，而是可以既勞動又實踐教學內容。
這一時期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從總體上來看更像是一場運動，而不是一項事業。作為事業的教育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然而這一時期的教育從一開始就處於附屬地位，完全不能把握自身的發展，也就必然會造成培養目標的偏離。盡管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存在著諸多問題，師資、教學條件和教學水平的限製以及政治運動的幹擾，使轟轟烈烈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運動大都流於形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演變成對教育的大破壞。但如果撇開這一時期的時代特殊性，結合今天的職業技術教育改革我們仍然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第一，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為農村發展服務。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提出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教育觀點，到1958年把它作為教育方針規定下來，並發動了以教勞結合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這場革命在總體上失敗的原因在於一開始就把它作為“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來搞，沒有找到教育與勞動的結合點，脫離了教育規律。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教育改革的一個永恒的主題，是對現代生產和現代教育提出的客觀要求。教育脫離實踐仍然是我國目前教育特別是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目前所麵臨的突出問題之一。教育隻有同生產實踐相結合才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操作能力，提高技術水平。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農業教育方式顯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對知識和技術的渴求，探索一個怎樣的結合點才能使現代農業職業技術教育同現代農業生產結合，使農村職業技術教育乃至農村教育為農村發展服務，是目前農村教育改革的關鍵問題。
第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過程中不應忽視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這一點已為改革開放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實踐所證實。盡管它產生了諸多的消極作用，但結合當時的曆史條件看，它的正功能也是不容忽視的。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村民自治後，農村的政治生活逐漸淡化，農民離政治越來越遠，在沒有自己的組織的情況下，億萬農民處於遊離狀態，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成為農民教育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雖然政治思想教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具有強大影響力，但它仍然足推進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目前對農民進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施教主體缺失的情況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應當承擔起農民思想、政治、道德、觀念教育載體的角色。在完成職業技術教育的同時，重新把政治思想以及道德觀念教育納人其範圍，這才是繼改革開放前過分強調政治教育，改革開放後過分漠視政治教育之後對政治教育的合理定位。
第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應當部分推向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市場規律來辦學。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是一種特殊的教育，其直接目標就是培養具有思想素質和一定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能夠在一定崗位上迅速產生經濟效益的勞動者，體現的既有社會效益，也有經濟效益，許多內容具備依據市場需要來運行的條件和可能。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農民要不要進行職業技術教育，怎樣教育，教育什麼內容均是由權力主體說了算；並且在大多數時期，農民沒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他們並無進行職業技術教育的內在需求，很容易導致職業技術教育隻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的局麵。
改革開放以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賦予了農民獨立的經營權，農民家庭和個人具有了獨立的經濟利益，這就使農民的致富需求在指向勤懇勞動的同時也指向了專業技術，產生了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內在動機，但原有計劃體製下運行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體製仍在繼續發揮作用，對市場信息缺乏靈敏度，所提供的教育服務不能滿足農民的真正需求，造成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供給與需求脫節的矛盾。部分市場化可以有效的解決這個矛盾。
第四，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投資主體要多元化。在新民主主飛革命時期，毛澤東就依據中國國情堅持為農民辦教育，依靠農民辦教育。1956年在《十大關係》中，毛澤東就強調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要好得多”這是“兩條腿走路”辦學方針的理論依據。1958年“教育大躍進”，采取群眾運動的方法，因時、因地、因人，自己教育自己。提出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學會兩條腿走路”。“兩條腿走路”包括兩個方麵的含義：一是發展教育事業，要動員一切積極閃素，發揮國家辦學和群眾集體辦學的兩個積極性。二是辦學形式要多類型、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多規格。我們認為這一思想是符合我國國情和特點的。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要走向市場，一個核心的方麵就是投資主體應是多元的。改革開放後，國家成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惟一投資者。這種單一的投資狀況產生了兩個不利後果：其一，由於國家的財力有限，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不足，因此所能提供的職業技術教育服務也就不多，而我國是有著9億農民群體的農業大國，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差距過大；其二，國家投資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是一項公共服務，由於缺乏監測機製，這項服務給多少，怎麼給，基本上是由供給方決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方是有老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的，這就容易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服務再打折扣。
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所帶來的深刻啟示之一，就在於它的辦學主體是多元的。當時國家財政狀況十分措據，不得不主要依靠鄉、村辦學，國家隻給予少量的補貼。然而正是這種依靠基層的做法，使得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學校遍地開花。這其中當然有計劃體製的強力支撐，但它從另一個方麵也說明，僅僅靠國家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投資所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主體的缺失勢必導致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孤掌難鳴。
一旦其他利益群體進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市場，目前的窘境將大有改觀。首先，市場可以大量吸引投資，解決了資金來源有限的問題，大批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學校和機構就可以建立起來，可以更多地滿足農民的教育需求；其次，國家與農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在以往條件下，國家是供給者，農民是接受者，兩者是一種非市場關係，農民無法對國家的供給行為作出要求。進人市場後，利益群體取代國家成為主要供給者，與農民之間產生了經濟關係，農民可以要求更好的服務，從而可以提高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質量。國家成為監督和協調者，保證正常的秩序和雙方利益的實現。
第五，合理發揮政府在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中的作用。當前我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中的主要症結就是政府主導，這種狀況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就一直存在並沿襲下來的，它是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麵臨的諸多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把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推向市場，涉及到政府職能轉換問題。一般而言，政府應當退出微觀操作層次，實行宏觀管理。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其一，國家要建立和完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立法，保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穩步發城。其二，政府應做好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監督和管理工作。政策與法律的重要區別就在於政策是階段性的、不穩定的，而法律是長期的、穩定的。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發展不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它追逐政策，隨風而動。目前專門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立法還沒有建立起來，在操作中存在較多的無序行為，迫切需要通過立法來規範。國家首先應當明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作用，將它置於與普教平等的地位；並明確國家、職業技術教育供給者、農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協調供求雙方的矛盾，保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在穩定中發展。
但這裏也需要指出的是，在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市場化的初期階段，不應當忽視政府管理和投入的重要性。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自發的市場發育不完善，尤其是在市場化的初期階段，政府完全退出職業技術教育市場可能造成諸多無序行為，反而不利於發揮市場的優越性，這使得政府有限度的進人市場成為一種替代選擇。即是說，在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市場化初期，政府可以有限度地發揮行政幹預作用，來對市場中的部分資源進行配置，這種做法在實踐中不乏成功的例子。當然，這同時也需要配套的機製來監督政府的管理行為。
第六，在辦學形式、辦學方向、教學內容等方麵，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也有一些值得借鑒的地方：首先，半工半讀，以農養學的方式解決了經濟困難的農民進行職業技術教育的成本問題。原來的農校既有生產功能又有教學功能，農校學員不需要繳納學費，農校的教育經費，完全來自教師和學員的勞動所得。通過農民學員自己的勞動支付他們的教育成本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鑒意義。其次，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應當務實，使學員能夠學以致用。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沒有刻板的考試製度，他們的成果檢測體現在教學內容與實踐的結合上，體現在學以致用上麵。目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比較關注以各種證件文憑來衡量學員的學習成果，而且在很多情況下證件的發放處於不規範狀態，容易使學員的注意力轉移到如何獲取文憑這些形式結果上，而忽略了教育的實質結果。況且農民對花錢買文憑並不感興趣，這也是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萎縮的原因之一。其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內容應當有針對性，符合本地的實際情況。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比較注重解決生產過程中的實際問題，教學內容針對性強，這一點是目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所缺乏的。今天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內容應當為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特色產品服務，注重形成地方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