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教育的重要地位還因為中國早期領導人的重視。中共的早期領導人不同程度上都是有知識的人，明了教育與蘇區建設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對於教育的重要性有著切身的體會，因此都很重視教育工作。毛澤東作為蘇區革命和建設的總設計師，日理萬機，軍務繁忙，但他不僅努力解決蘇區教育、教學工作中的大政方針問題，而且擠出時間親自參加蘇區的教育研究和實踐。毛在深人蘇區基層做社會調查時，非常注意調查教育狀況，總結教療經驗，並且從經驗上升到理論，用以指導整個蘇區的教育事業。1929年，毛澤東在興國舉辦了土地革命訓練班。後來，他還兼任蘇維埃大學的校長並親自上課。在辯證法思想指導下，毛澤東提出了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蘇維埃文化建設總任務，以及十項教授法等教育、教學思想。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張聞天、王稼祥等中共領導人也都到紅軍大學和各類學校講過課。中國共產黨人的作為，是改良主義的若幹有覺悟的教育家打破斯文傳統、來到農村孤立無援地開展教育實驗所無法比擬的。
我們注意到，在發現單純的教育難以奏效之後，平教主義古們開始重視“縣政建設”，甚至提出了嚴密的實施方案；鄉村逑設運動的其他派別也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模式。但總的來講，都是希望以教育為中心，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建設、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麵的改造綜合起來進行。他們的教育方案不可謂不精細，凝聚了不少的心血。但在當時的中國，他們的剃想和主張豈能得到實現，這樣的鄉村建設方案肩負著教育救國的刑想，卻回避了當時中國的現實國情，其實已經超過了教育功能的限度，是對教育功能的錯誤定位。
3.為革命和戰爭需要服務。蘇區教育在內容上不拘泥於“規範”，而以滿足特定曆史階段的革命戰爭和建設的需要為主要任務，主次分明，形式多樣，實現了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小學校製度暫行條例》更加明確地提出：“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工具之一，必須運用實際鬥爭的教訓和經驗來施行教育，使教育與鬥爭聯係起來。”毛澤東指出，“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為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發展，為著動員民眾一切力量加人於偉大的革命鬥爭，為著創造革命的新時代，蘇維埃必須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發出的第四號《訓令》指出，“在目前一切給予戰爭、一切服從戰爭利益這一國內戰爭環境中，蘇區文化教育不應是和平的建設事業，恰恰相反，文化教育應成為戰爭動員中一個不可少的力量。……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就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和階級鬥爭服務。”
從對象上來看，蘇區教育的重點是幹部教育。為適應緊張的革命戰爭和建設的需要，蘇區開辦了許多各類幹部學校，以培養較高層次的幹部，學習時間一般不超過一年。如紅軍大學、紅軍一步、二步，通訊學校、衛生學校等軍事類學校；以及蘇維埃大學、馬克思主義大學、中央農業學校、中央教育幹部學校、高爾基戲劇學校等建設型學校。此外，還開辦了各種訓練班來訓練各神急需的令業人員，學習時間一般在一、兩個月，如商業稅班、合作社及會計班、小學教員班等。重視幹部教育的特點一直延續到奪取全國政權以及建國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從內容上來看，蘇區教育的重點是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的重點是掃盲教育。根據地廣大工農兵過去實際上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基本上都是文盲。這種情況嚴重地影響到了蘇維埃政權的各項建設工作的開展，不能滿足革命戰爭的需要。為了革命鬥爭的需要，掃盲教育被擺在了重要的位置上。黨在紅軍官兵、各級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和廣大革命工農群眾中，展開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而且對紅軍官兵和政府工作人員采取強製性掃盲措施。1932年，人民委員會第6號命令《政府工作人員要加緊學習》中要求：“所有的委員和工作人員，都要強迫他們努力識字。”（《紅色中華》）。同年，教育人民委員部頒布的夜校辦法大綱中要求：“目前在國內戰爭環境中，一般的青年和成年男女，必須普遍地能做報告，能看各種文件，最低限度也要能看標語和路標”（《蘇區教育資料選編》）。識字教育的內容都是與蘇區革命戰爭與建設生活密切相關的，一邊識字，一邊也接受了革命教育。
4.蘇區教育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蘇區教育走群眾路線，積極發動群眾，緊緊依靠群眾，迎合了廣大工農群眾受教育的要求，實行民族的和大眾的教育，表現出強烈的群眾性色彩。
從形式上看，蘇區教育的群眾性和創造性的實踐是史無前例的，其形式之多樣為古今中外所罕見。文化教育大量采用民歌、戲劇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辦學形式不拘一格，有日學、夜學、識字班、讀報團、俱樂部等，群眾可以根據自己的職業特點、業餘時間、自然條件等選擇不同的學習形式。如夜校，凡16歲以上成年人特別是婦女白天勞動，夜晚參加學習；識字牌是由列寧小學老師將生活中常用的生字按期寫在所規定的地方，識字站是由兒童團在交通要道上掛識字牌，來往行人要認識規定的字才可放行。這些方法甚為有效，在蘇區廣泛流傳。此外，還有講演、遊藝晚會等。
“老公教老婆，老弟教老兄，秘書教主席，馬夫教馬夫，火夫教火夫，識字的教不識字的”，蘇區實行能者為師的辦法，最大限度地開發和配置教育資源，解決師資問題。四麵八方，到處是學文化的熱烈場麵。
翻身做了主人的廣大工農民眾獲得了包括教育權在內的權利，文化教育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工農子女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紛紛送子女上學。另一方麵，獲得解放的工農群眾深感沒有文化知識就不能建設好、鞏固好自己的政權，男女老少都懷著前所未有的熱情積極參與興辦學校，支持文化教育事業，許多教學設施都是工農群眾自己動手製作的，雖然簡陋，卻能有效地滿足當時的需要。
在蘇區許多地方，各鄉村辦起了列寧小學（閩西稱勞動小學），對所有的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列寧小學的兒童人學率高達60%，而在國民黨統治下兒童人學率不足10%。
蘇區的婦女教育得到空前的發展。“工農婦女上夜校，讀書識字開心竅；三從四德都不要，封建禮教全打倒。”在興國夜校學生中，男子占31%，女子占69%；識字組中，婦女也占到60%。毛澤東感慨地說：婦女群眾要求教育的熱烈，實為從來所未見。婦女不僅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許多婦女是在做小學與夜學的校長，做教育委員會和識字委員會的委員了。
值得一提的是，蘇區注意依靠群眾管理文化教育事業的做法使其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蘇區中央政府特別注意加強文化教育部門與群眾的密切聯係，認真吸收各群眾團體的代表及有關幹部、群眾參與對文化教育的管理工作。規定各級教育委員會都要有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及各種文化團體的代表參加。就是蘇區政府的幹部們也多數是從當地的工農群眾骨幹中選拔出來的，與群眾有著天然的親和力。
站在農民的立場上，考慮農民的客觀實際需要，充分相信和發揮群眾的創造力，以及發揮共產主義價值觀對工農群眾的天然號召力，使蘇區教育具有廣泛的群眾參與性，成為與蘇區建設和革命需要相適應的轟轟烈烈的群眾教育運動。而在鄉村教育運動者們那裏，由於農民的根本問題得不到解決，政治、經濟地位得不到改變，他們的各項教育計劃也就得不到農民的積極響應，他們麵對的是被動接受的農民，許多樣板縣的成果幾乎全憑這些教育家們的個人奉獻和集中努力而取得，其成本之巨大，要在全國推廣是不可能的。
5.蘇區教育十分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蘇區由於偏僻落後，知識分子極為匱乏，開展廣泛而深人的文化教育缺乏師資力尕。蘇區政府對知識分子工作十分重視，製定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采取培養新的知識分子和吸引、改造舊知識分子兩條途徑，擴大蘇區的革命知識分子隊伍。尤其是在團結和利用舊知識分戶方麵，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表現出很強的靈活性。張聞天在《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指出，“為了發展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工作，為了養成工農自己的知識分子，舊的知識分子（不論他是出身地主還是富農）的利用是絕對必要的……我們不僅應該盡量的用這些知識分子，而且為了吸收這些知識分子參加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工作（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我們還可以給他們以優待，使他們能夠安心為蘇維埃政府工作。”除此之外，蘇維埃政府還非常注意吸收在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來工作。為此，中央還專門發布《征求專門技術人才啟事》，願以現金聘請國統區的醫師、無線電人才、軍事技術等人才。這些措施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創辦包括高級、初級、短期及小學教員四個層次的各級師範學校，積極培養革命的教師隊伍，以工農子弟為主要培養對象，是蘇區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到1932年8、9月份，江西省統計，興國、萬泰等14個縣，有小學2277所，教員2533人，平均每校有專任教員一名以上。通過組織教育研究會、觀摩教學評議會，教學經驗交流會等各種形式，持續提高在職教師的教學水平。為了保障這支革命的“靈魂工程師”隊伍，蘇區政府十分重視提高教師生活待遇，改善教師生活條件。如永定縣就規定，教員月薪大洋6～8元，高於政府職員。
這一係列的措施使蘇區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大批革命骨幹，有效地進行了革命動員。但由於蘇區教育是特定的非常曆史時期的產物，難以與我們今天的教育狀況相提並論。但非常時期的產物一般具有深刻的實踐意義，我們認為，蘇區的教育真正體現了教育與革命思想教育相結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與革命戰爭的實際需要相結合，這裏麵所蘊涵的素質教存的精神，旗幟鮮明地站在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一邊的立場，以及充分相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堅持走群眾路線的作風，在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麵建設包括現代教育事業在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期，仍然有著深刻的借鑒意義。
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今天回顧這段曆史的時候，仍然禁不住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若幹地區實行的教育實驗經驗所振奮。當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突顯的許多問題，促使更多的人關注中國的農民教育，也促使許多人到“鄉村建設運動”、“平民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中去尋找可資借鑒的經驗。國家已經確立了“科教興國”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戰略。這些都足“教育救國”思想在新時代的延續和發展。盡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教育救國”曾經被批判為沒有前途的改良主義的思想。但客觀公正地研究近代以來、甚至有史以來的社會發展經驗，我們就不難發現，教育是社會發展中可以作為獨立發揮作用的因素，但教育對社會的改造作用從來都不是孤立進行的，而必須與經濟、政治製度的變革相配合。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再來觀察20世紀二三十年代各種教育思想的產生、發展及其成就時，就能夠對“教育救國”思想和“科教興國”戰略有更深刻的理解。而蘇區的教育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永久追思的曆史參照，他們為著最廣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的利益不惜獻身的精神將激勵我們為著民族的和大眾的教育事業進行永續的探索。
§§第四章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