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根據地教育應為革命戰爭和建設服務。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的農村教育思想形成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是根據地農村教育的奠基者毛澤東把創建中央根據地的文化教育作為建設、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有力武器，明確規定了根據地的教育要為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服務。1933年9月毛澤東簽發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第17號訓令強調：“文化教育工作在這個蘇維埃運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目前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戰爭動員中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力量，加強教育工作來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並培養革命的新後代，應成為我們最主要的戰鬥任務之一。”教育為根據地建設服務，包括為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服務，其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教育是培養幹部、培育人才的基礎事業。針對一些人對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甚至把教育跟革命戰爭對立起來，毛澤東在1934年1月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裏把“蘇維埃的文化教育”作為專門的一個內容來闡述。他指出“為著革命和戰爭的勝利，為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發展，為著動員民眾一切力量，加人於偉大的革命鬥爭，為著創造革命的新後代，蘇維埃必須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加於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報告中，毛澤東在總結根據地教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根據地教育的總方針、任務和新的教育體製。“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是什麼呢？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大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係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同時指出根據地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務“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是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是努力掃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導鬥爭的高級幹部。”這個中心任務實際上是規劃了中央很據地農村教育的體製，即普通教育、社會教育、幹部教育等。根據地教育方針和中心任務的提出，是毛澤東農村教育思如、形成的標誌。
毛澤東的農村教育思想在後來的革命和建設中，繼續沿著為革命和建設服務的方向發展。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改革農村文化教育的任務，在《關於陝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問題》的講話中反複論證了教育、戰爭、生產三者的關係，強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文化是反映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但它同時又能指導政治鬥，和經濟鬥爭。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普遍原理運用於農村教育和戰爭實際，他在抗大中推行的“一麵學習，一麵生產”，大生產運動中的“工作、生產、學習相結合的製度”，體現了以抗戰推動教育，使教育為戰爭服務的思想，不但培養了幹部，也教育了農民。正是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當時的農村教育既適合了落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又能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在革命實踐中提高了認識，克服了生產規模狹小給人們帶來的局限性，培養了大批幹部，造就了一代為反帝反封建事業做出偉大貢獻的新農民。
（二）蘇區農民教育實踐
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蘇區（老解放區），並進行了與政治、經濟革命相配套的共產主義教育實驗，後來適應不同曆史時期、不同鬥爭形勢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教育運動。曆史證明了解放區教育的巨大成功，這與“平民教育”等改良主義路線的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老解放區的教育為什麼能夠成功？總結這一段曆史，對於研究和檢討當前的農民教育，促進我國教育的發展，仍然有著現實意義。
解放區的農民教育同樣是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文明影響下進行的改造中國社會、尋求國家和民族前途的嚐試，是近代以來“教育救國”思想和實踐的一部分。
由近代中國的先驅人物開始的學習西方文明以求“教育救國”的探索過程中，從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康梁變法的“廢科舉、興新學、開民智、作新民”，從“五四時期”的“德先生、賽先生”到“科學教育運動”、“平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運動”、“工讀主義教育思潮”、“實用主義教育思潮”、“軍國民教育思潮”、“國家主義教育思潮”等等，無不是中國知識分子仿效西方教育思想進行“教育救國”，希望借此趕超西方現代物質文明的嚐試。而另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選擇的作為自己的救國救民的指導思想的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同樣是西方現代文明成果。解放區的教育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和建設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是在西方現代文明映射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的。從這一點來講，中國共產黨與改良主義的各種教育思想在愛國主義的範疇上——在“救國救民”的出發點上是息息相通的，盡管所走的道路不同，所取得的成就懸殊，但同樣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教育救國”思想和實踐的一部分。
“五四”新文化運動基本上是由先覺悟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城市發動的文化教育救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人從成立到革命初期，一度陷人照搬蘇俄模式的誤區，著眼於城市，以工人運動為依靠，以城市革命為目標，以為占領了幾座大城市中國革命就成功在望了。甚至在大城市已經呆不下去了，中共中央機關被迫轉移到毛、朱領導下建立的農村根據地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當時的一些主要領導人仍然不能認識到農村是中國革命的根本所在。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知識分子，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實踐，在蘇區根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紅色教育運動。共產黨人所領導的解放區教育成為中國現代教育道路探索過程中的傑出代表。
不難看出，在探索中國農村現代教育的實踐中，無論是在改良主義者們那裏，還是在中國共產黨人那裏，都經曆了一個外來文明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國農村現代教育正是這樣經曆了一個從自然變遷到自覺變遷的過程。這個階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共產主義價值觀，堅持中國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要符合中國實際的根本原則，其正確性也越來越為實踐所證明，從而也日益為人們所接受，遂奠定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獨特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所領導的紅色延安一度成為吸引國內外先進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的地方，也有這方麵的原因。
我們肯定“平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運動”等改良主義教育家們所取得的成績，他們的一些觀點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歲月雖久亦難掩其光輝，直到現在仍然令人心向往之，不乏支持者。但曆史上他們是失敗者，解放區的教育在幾乎各個方麵——受受教育的對象的成份、規模、熱情以及教育形式、教育效果等都超過了“平民教育”等改良主義教育路線的成就，而中國共產黨也依賴解放區農民教育的巨大成功奪取了全國政權，引領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
這是為什麼呢？通過蘇區教育的特點，我們不難找到答案。
從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吸取了血的教訓，拋棄了與舊勢力合作革命的希望，在自己創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推行了轟轟烈烈的、係統的革命實踐。對廣大工農群眾進行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根據共產主義的理想，結合中國農村的實際，發布實施了一係列體現共產主義價值觀的教育方針、政策和措施。蘇區的教育探索和實踐，完全不同於舊式的中國傳統教育，也不同於西方社會的現代教育，與今天的農村教育也有很大不同。這是開創性的事業，有著鮮明的特點，具體分析蘇區教育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麵。
1.蘇區教育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價值目標是共產主義，在當時就是要爭得勞動階級包括教育權利在內的平等權利。1931年11月7日，全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教育事業之權歸蘇維埃掌握。”“蘇維埃教育的性質是屬於全體勞動人民”。“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工農勞苦群眾，不論男子和女子，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亙古至今，可有這樣旗幟鮮明為著勞苦大眾的政權麼？在1934年1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出，蘇維埃教育的總方針“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群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係起來。”共產黨人鮮明地指出，“這裏一切文化教育機關是操在工農勞苦群眾的手裏，工農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優先權。蘇維埃政府用一切方法來提高工農的文化水平。”
蘇區教育的對象非常廣泛，但根本上是農民教育和農村教育。這是因為，不僅因為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紅軍千部、士兵、工人等等也往往是直接來自農民，所以農民成分實際上成為解放區教育的主要對象。紅軍幹部、士兵、工人、農民、商販，男、女、老、幼，都是教育的對象，差不多遍及一切勞動階級。一般來說，紅軍官兵和各級蘇維埃工作人員接受教育是強製性的，普通工農則沒有硬性的要求。但中國共產黨人所堅持的工農價值的感召力以及措施、組織的得法、有力，以及廣大農民由於在政治、經濟上的翻身，都激發了其接受教育的熱情。農民既是革命的力量，農民的翻身又是革命的目的。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貧苦農民得到受教育的權利，並且掌握政權，這在以往是難以想像的。蘇區教育的主張和作為所表現出來的鮮明的階級性，與改食主義的教育家們的主張和作為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有許多學者，今天讀到改良主義教育家們的著作和事跡，仍然為之感動不已，因為他們對於中國廣大農民、廣大勞苦工農苦難的同情以及為改造工農所做的艱苦努力。他們中有的人如平教運動的瞿菊農、姚石庵等，能夠認識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是造成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根本原因，可是他們由於自己的階級局限性和認識局限性，難以像中國共產黨人那樣堅決地、徹底地站在工農的階級立場上，難以堅持他們對勞苦工農的關懷，更加難以與他們自己的階級決裂。他們用教育改造中國農村的主張，回避社會根本矛盾。在與舊勢力的鬥爭中，常常表現出固有的脆弱性。
2.蘇區教育在革命建設中居於靈魂地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教育既是革命要爭取和歸還工農應有的權利，又是動員工農成為革命力量的必須手段和途徑，是所謂“為著理想的教育”。蘇區教育的目標是要在蘇區形成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造就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革命的新勞工，以形成和擴大推翻舊社會和反動統治的革命力量，建立、鞏固工農等勞動階級當家作主的革命政權，並凝聚足夠的人力、物力以逐步地、迅速地擴大革命很據地，直到奪取全國政權，甚至在可以預見的不太遙遠的將來實現“赤旗的世界”——全人類的解放。而中國共產黨人麵對的是大量目不識丁的、祖祖輩輩延續下來對剝削和壓迫逆來順受半封建社會的工農群眾。沒有教育，就沒有覺悟的農民，就沒有蘇區的建立、鞏固和發展。革命必須從教育人手，並且居於一切工作的靈魂地位，也就是必然的。所以，蘇區人民政府以教育為其重要的工作內容，也以教育為其他工作開展之必要途徑，中國共產黨人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傳統，其實從蘇區教育延續而來，也為經驗所證明為有效的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