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893年生在韶山衝的一個富裕農民家庭，1913年進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習。毛澤東的幼年時代是中國日益沉重地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時代，也是中國人民日益覺醒、革命情緒高漲的年代。學生時期的毛澤東除了接受中國古典思想的教育外，還深受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如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實用主義和進化論等。1918年6月，在他畢業前夕，就曾約了幾位同窗好友，到長沙嶽麓山的農村，希望在那裏建立工讀同誌會。1919年當他看到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介紹日本新村主義的文章，感歎這是“真有誌於新生活之創也”，立即回到長沙潛心構建了一個“新村”計劃，並將其中的關於學校教育的一章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2號上。他主張學校應減少教學時間，“使學生多自動研究及工作”，從事種植、畜牧等項，實行工讀主義。要讓學生養成樂於農村生活的習慣，糾正學生畢業後“多騖都市而不樂田園”的時弊。並說，創造新學校、新教育，必須與創造新家庭結合起來，使新學校、新家庭、新社會合為一體經過多年的探索，毛澤東逐漸找到了適合自己理想的中國革命的道路。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毛澤東介紹了湖南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情況，強調農民運動的重要性。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可漫山遍野都是農民，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毛澤東把自己的注意力從城市運動轉向農民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26年，毛澤東在領導廣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親自引導學生著重研究實際問題，進行了各種調查，調查項目多達36項，其中主要有地租率、田賦、工價、主佃關係、失業情況、貪官汙吏、農村組織等等。他還經常印發一些表格和調查提綱，要學員把自己家鄉的情況，按調查項目填寫。許多調查研究資料收人在他主編的《農民問題》叢刊中。1926年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這篇重要文章，提出了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1927年，毛澤東在32天時間裏，步行700多公裏，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當年三月寫成了指導中國革命的名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成為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重要文獻。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所做的尋鄔、興國、才溪鄉、長崗鄉等農村調查，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及革命運動的發展規律，對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一係列基本問題，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有了新的認識，同時這些調查報告還係統地闡述了調查研究的意義、目的、態度、方法，標誌著毛澤東調查研究理論的成熟。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於農村調查》、《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等著作中對調查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一步完善和係統化。1941年8月1日，黨中央做出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在逐漸興起了調查研究之風。毛澤東的農民教育思想和由他領導的蘇區農民教育實踐是我國黨內從事農民教育和農村社會調查的光輝典範，他終生致力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中國社會的曆史和現狀做調查研究。他的農民教育思想和社會調查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毛澤東的農民教育觀
1.農民問題是革命的中心問題。毛澤東從接觸馬克思主義之日起，就把對農民的感情上升到對農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理性認識，有意識地進行農民問題的調査。早在1917年和1918年，在湖南師範學校就讀期間，毛澤東就深人農村做了大量的社會考察工作。並倡導說，不但要會讀有字之書，而且要會讀無字之書，要了解社會、了解實際，才有可能改造社會。1919年“五四運動”時，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就提出了包括“農夫”在內的“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的著名論斷。在激烈的革命鬥爭中，毛澤東認識到發動農民群眾的重要性。在大革命時朋，毛澤東又指出，中國農民問題在以前沒有人研究過，至現在都沒有人研究它。辛亥革命的失敗，完全是因為未得到3億2千汀農民的幫助和擁護。惟有把農民動員起來，革命才能成功。在1923年中共三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觀點。“五四運動”後，毛澤東接受了杜威、胡適、晏陽初等人提出的“平民教育”的口號，並十分熱心於這方麵的實踐。在實踐中，毛澤東把“平民教育”的口號逐漸改造成革命鬥爭的現實手段。1925年2月回韶山後，以平民教育為起點，開展農村教育，發動農民。在這期間他深刻認識到“五卅運動”的失敗是“工人孤軍奮鬥”，由此聯想到“辛亥革命”失敗，是因為沒有得到農民幫助的緣故，使毛澤東從理性上認識到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
1925年，毛澤東在廣州開展革命宣傳工作，對農民革命理論和農村教育進行探索，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闡述了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在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時，主講了《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等課程。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闡述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他說，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擁護參加革命，革命就不會成功。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中得到解決，農民就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中國的經濟是農業經濟，大部分生產是農業生產，中國的中心在農業。而農民無衣穿，無飯吃，無田耕，是國民革命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曆次革命失敗的最大原因在於沒有發動最廣大的農民，因此，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他分析了在經濟落後的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壓迫的對象是農民，他們之所以能夠實現對農民的壓迫，原因在於鄉村地主給他們以死力的保護。毛澤東指出，中國人受到四種權力的支配，即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種權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農民的繩索。革命的最大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這是國內統治階級和國外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就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要動搖這個基礎，就必須發動農民同他們進行鬥爭。因此，中國革命的形勢隻有兩個前途，不是土豪劣紳、貪官汙吏鎮壓農民，就是農民起來鎮壓土豪劣紳、貪官汙吏。毛澤東滿腔熱情地歌頌了農民革命運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的東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放入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人墳墓。”
1927年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考察了湖南五個縣的農民運動工作，行程700餘公裏，廣泛接觸了農民和農民運動幹部，召開了各種類型的調查會，掌握了許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隨後毛澤東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充分論述了農民運動是改造鄉村現存製度的巨大力量，看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高度讚揚了農民和農民運動，他說：“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
在這期間，毛澤東大體上表達了這樣的思想：中國革命最主：獎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與其勾結的封建軍閥，而支持這兩大惡勢力的基礎則是鄉村宗法封建地主階級。如果不打倒鄉村宗法封建地主階級，那麼要趕走帝國主義和打倒封建軍閥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革命必須首先是農村的革命，是農民的革命。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尤其看到了貧農和雇農革命的一麵，以致於得出結論：“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足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毛澤東還號召革命者到農村去，同人民融為一體。毛澤東這一時期關於農民革命動力的觀點和農民運動的實踐，為他以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辟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
2.農村教育是農民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和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課程和所撰寫的文章中，明確提出了“農民問題乃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村教育是農民問題的一部分”的觀點。因為要發動和組織農民，就必須從教育人手，使農民懂得“革命的意義形勢和方法”，通過農村教育“直接指導農民，喚醒他們，拋棄守舊的劣根性。”毛澤東從農村文化、學校與農民、以後的農村教育等方麵進行了分析。
關於農村的文化問題，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揭露了二個嚴酷的不合理的事實：“中國曆來隻有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麵最大多數是農民。”這正說明農民教育的重要性。毛澤東揭示了農民在中國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主體地位，在後來發展成為毛澤東農民文化教育主體論的思想。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他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群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還指出，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毛澤東的農民文化教育主體論思想，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的，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革命離不開農民，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也同樣離不開農民。這是人們在考察中國教育時不能忽視的曆史特點。
關於學校與農民，毛澤東分析了當時農民中“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的原因：“鄉村小學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如今，農民卻大辦農民學校，平均每鄉有一所。農民非常熱心開辦這樣的學校，因為農民認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學校。毛澤東指出：“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現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話”。毛澤東在農民運動講習所關於《中國農民問題》和《農村教育》的講課，以及他指導製定的《農村教育議案》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關於文化運動的論述中，較為集中地體現了關於農村教育的理論。
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湖南的農村教育獲得了很快的發展。首先表現在農民學校的普及，當時瀏陽縣80%的鄉村辦有農民夜校，其中蓮溪區辦有53所，上夜校的農民達2000多人。除了教農民識字、作短文，兼教信劄、通告、報告、表冊、算術、地理常識和政治經濟常識等，同時也講解共產主義、三民主義和農運政策。湖南農村教育發展的第二個表現是農民運動講習班獲得了發展。隨著農民運動的深入和農協會員的激增，農民運動幹部的素質亟待提高。1926年冬，湘江學校首先增設了農運講習班，從1.926—1927年有30多個縣舉辦了農運班，共培訓農運骨幹2000多人。
關於農村教育改革的方向，毛澤東在主持講習所期間就提出“以後農民所要的教育乃適合於農民需求的教育——適合於農民經濟之發展，並使農民得到解放之教育，即適合於解決農民問題之教育”，“今後的教育應該以農民之需要而定”，“應該指示各種農民問題之來源及內容，”如講解科學知識、宣傳工農團結的重要性、革命的意義和形勢等。這種教育的實施，應該是農民學校，“這種學校是農民協會辦的。舉辦這種教育隻能是農民自己的團體，即農民協會。”“沒有農民協會，便沒有農民教育——農民學校。”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總結了群眾創造的多種辦學形式，在著名的《長同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中，特別肯定了從農村實際出發，革命戰爭、根據地經濟、文化教育統籌安徘、相互促進和協調發展的經驗。毛澤東讚譽這兩個鄉蘇維埃政府是“真正模範的鄉政府”。才溪鄉、長岡鄉通過辦夜校、識字組、俱樂部等各種學習組織，把青年老年特別是婦女組織起來，如長岡鄉有300多名夜校學員，其中婦女占了70%。教學的內容和形式的選擇都要適合農民的需要，除了夜校外，還有諸如牆報、識字牌、簡報、晚會等多種學習形式。經過幾年的努力，解決了青壯年文盲問題，參加人數和識字速度都是曆史罕見的。這使得毛澤東尋求到一條能與他達成共識共鳴的思想教育途徑和領導方法。毛澤東十分重視理論聯係實際和教學方法的改革，他根據自己和他人的教學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十項教授法：啟發式；由遠及近；由淺入深；說話通俗化；說話要明白；說話要有趣味性；以姿勢助說話；後次複習前次內容；要寫提綱；幹部班要討論式等。以啟發式為核心，把教學方法係統化、條理化，使之更具有科學性、可操作性，是毛澤東對教學方法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