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年），原名文浚，安徽歙縣人。起初深受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影響，改名為知行，後來在鄉村教育實踐中認識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更名為行知。陶行知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大眾詩人。他終身致力於人民教育事業和民族民主運動，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熱誠，懷著“愛滿天下”的胸襟和“甘當胳駝”的精神，“為整個民族的利益來造就人才”，為教育乃至民族獨立解放事業奔波勞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毛澤東同誌讚頌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來同誌評價他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宋慶齡同誌稱讚他“萬事師表”。綜觀陶行知的一生，他所創立的生活教育理論貫穿於其後的教育活動始終，並在教育內容上緊跟時代發展的要求，據此可以將他的生活教育實踐大致劃分為五個階段：鄉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戰時教育、民主教育。
陶行知在1914年獲金陵大學文科學士學位後，隨即赴美留學。先在伊利諾斯大學學習市政，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又在1915年進人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師從著名教育學家杜威、盡祿和斯特雷耶，並在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文憑後回國。從1917年到1923年，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並人東南大學）、東南大學任教職，在此期間大力倡導教育改革，並在五四運動爆發後將傳統的“教授法”改為“教學法”，還提倡男女同校，開辦暑期學校。1921年12月，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陶行知任主任幹事，主編《新教育》雜誌。1923年，他辭去教職，專任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同年，他與晏陽初等發起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並擔任執行書記，開始大力從事平民教育，試圖“要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隨著平民教育的推進，陶行知逐漸認識到，“中國以農立國，十有八、九住在鄉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因而提倡師範教育下鄉，使鄉村學校成為改造鄉村生活的中心，使教師成為鄉村的領袖。1926年底，陶行知提出了“籌集一百萬元資金，征集一百萬位同誌，提倡一西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偉大建設事業”計劃，並在1927年3月，在南京神策門外的勞山腳下創辦了曉莊師範學校，自任校長，開始將其教育理論進行試驗，並探索新的理論。在曉莊師範期間，陶行知還派出學生在1928年創辦了湘湖師範學校，在1929年創辦了新安小學。通過在曉莊的教育試驗，陶行知形成了係統的生活教育理論體係，培養了一批鄉村教育的師資力量，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後因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曉莊師範在1930年春被國民黨政府查封，陶行知受到通緝，被迫流亡。
1931年春，陶行知從日本秘密返回上海，開辦了“自然學園”，推行“科學下嫁”運動，開始了其普及教育階段。1932年，創辦了“兒童科學通訊學校”，並在10月創辦了山海工學團，此後又創辦了晨更工學團、報童工學團、流浪兒工學團、勞動幼兒團、女工讀書班等工農教育事業，組織成立了中華普及教育助成會。“工學團是一個小工場，一個小學校，一個小社會。在這裏麵包含著生產的意義，長進的意義，平等互助自衛人的意義”，其宗旨是“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實施軍事、生產、科學、識字、民權、生育六大訓練。1934年，陶行知創辦了《生活教育》半月刊，係統闡發了在人民大眾中普及生活教育的思想。通過普及教育實踐，陶行知總結出了諸如依靠小學生“即知即傳”的“小先生製”，依靠識字成人的“傳遞先生製”等教育方法，提出要以工學團製來改造全國的學校，使學校實現現代化。
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後，陶行知熱情擁護中國共產黨發表的“八一宣言”，及時把生活教育與民族革命結合起來，號召“去過民族革命的生活，才算是受民族革命的教育”，並帶領山海工學團投人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1936年，陶行知發起成立了“國難教育社”，認為國難教育的目標有三：甲〉、推進大眾文化。（乙）、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丙）、保衛中華民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大眾的國難教育“具有五個特征：單一的大眾的聯係的對流的行動的”這一時期的大眾教育，就是要教大眾以生活為課程，以非常時期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生活，做他們的非常時期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課程。這非常生活，便是當前的民族解放、大眾解放的生活戰鬥。
1937年抗戰全麵展開後，陶行知又及時把“國難教育”轉變為“戰時教育”，成立戰時服務團，《生活教育》也更名為《戰時教育》。他提出，戰時教育的目標是“在戰時工作的組織中進行教育，組織民眾起來參加戰時教育”，從而動員大眾的力量來進行抗戰。1939年，陶行知又提出“全麵教育”，全麵教育就是“教育戰”，“我們的抗戰是全麵抗戰，我們的教育也跟著全麵抗戰的開展而成為全麵教育。”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慶創辦了育才學校，“用生活教育的原理與方法，培養難童中之優秀兒童，使成為抗戰建國之人才”。育才學校下分音樂、戲劇、繪畫、文學、社會、自然等組，同時關注兒童的一般基礎教育與特殊基礎教育。育才學校培養了一大批民族民主革命所急需的優秀人才，它的教育實踐也更加豐富和完善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
抗戰勝利後，陶行知又迅速投身於爭取國內和平與民主的民主教育中去。1944年，陶行知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並在1945年當選為民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將《戰時教育》更名為《民主教育》，並主辦了《民主》星期刊。為進行民主教育，陶行知計劃以生活教育社及育才學校為主持單位，在全體國民中普及民主教育。1946年1月，陶行知提出了“社會大學運動”的設想，“要把有形的社會大學普及出去，並且要給無形的社會大學一個正式的承認，使每一個人都承認這無形的社會大學之存在，隨時逭地隨事進行學習”，並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至於人民之幸福。”他與李公樸、史良等人在重慶依此創辦了社會大學，以成人教育為主，對進步青年進行政治教育和專業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為籌備育才學校搬遷事宜來到上海，在不到三個月時間內演講一百多場，呼籲民主與和平，並全然不顧個人安危，在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後大義瘭然的“等著第三槍”，努力忘我的工作，終在7月26日因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逝世，終年55歲。
職業教育並不是陶行知教育理論的教育實踐的主要內容，然而是他整個教育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他的一些觀點是構成近代職業教育思想不可缺少的環節，對今天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導和借鑒意義。陶行知的職業教育思想主要包含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生活教育理論
生活教育理論是貫穿陶行知教育活動的主線，鄉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戰時教育、民主教育等無不是生活教育理論與特定曆史條件相結合的結果，生活教育理論也得以在這些教育活動中不斷充實和完善。陶行知從“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的基本論設出發，摒棄了舊教育、洋教育與生活相脫離、與社會脫離、與實踐脫離的傳統，要求恢複教育與生活的緊密聯係，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從而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使教育為人民大眾的需求服務。對生活教育理論，陶行知作過高度概括性的表述：從定義上說：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從生活與教育的關係上說：是生活決定教育。從效力上說：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出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為要避去瞎做、瞎學、瞎教，提出“在勞力上勞心”，以期理論與實踐之統一。“社會即學校”這一原則要把教育從鳥籠裏解放出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從源頭上去追求真理。工學團或集體主義之自我教育是在團體生活裏爭取自覺之進步。“教育是民族解放、大眾解放、人類解放之武器”，這種教育觀是把教育從遊戲場陳列室解放出來輸送到戰場上去……總之，生活教育理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爭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論。它具有生活的、行動的、大眾的、前進的、世界的、有曆史聯係的特征。生活教育理論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個組成部分。
1.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它的形成經過了一個發展的過程。陶行知起初深受杜威“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在做中學”和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影響，後來在教育實踐中認識到杜威和王陽明的理論不符合現實中國的國情，於是“翻了半個筋鬥”，形成了係統的生活教育理論，“生活即教育”就是其基礎和核心部分。
在陶行知看來，生活決定教育，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有生命的東西，在一個環境裏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生活不是少爺小姐黨人政客這些“小眾”的生活，而是工人農民的“大眾”的生活，是大眾“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生活；因此教育也不是“小眾”的教育，而是“大眾”的教育，是以大眾的生產生活為中心的教育。生活是“無時不變”、“不斷向前向上”的，教育也要不斷地滿足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生活教育活動經曆了鄉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戰時教育、民主教育等階段，正是不同時期生活的需要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