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陽初（1893—1990），四川巴縣人，五歲時人塾就讀，十三歲入西學堂，十九歲赴香港大學深造。1916年夏，他負笈橫渡太平洋留學美國，1918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的第二天，他就應募以教育秘書的身份遠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法國戰場，為在那裏的二十多萬華工義務當翻譯。在法國，晏陽初先生目睹華工目不識丁之苦，由此開辦了華工識字班，並用白話文形式編寫了《華工周報》，從而開始了他從事平民教育的最初嚐試。這也決定了他一生的誌向和事業，“一切高官厚祿，當視之苦屐，惟致餘畢生之力於平民教育。”
1920年，晏陽初從法國戰場上回到祖國。他受中國青年會邀請主持了長沙、煙台、武漢三市的城市平民識字教育實驗。1923年，他又在北京倡導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簡稱“平教會”）。在長期的實踐和探索中，晏陽初逐步認識到中國80%的民眾是缺乏基本教育的農民，要普及教育改造中國，隻有到農村中去。所以在1923年“平教會”成立後，晏陽初就選定河北定縣為“平民教育”整體推進計劃的實驗縣。1929年晏陽初及其同仁又舉家離開大城市，遷到定縣，調查和實施“平教會”的“平民教育計劃”，從而開始了平民教育運動的新階段鄉村建設運動。
“七七事變”爆發不久，定縣淪陷，鄉村建設運動被迫停止。隨後，“平教會”遷往重慶。1940年初，晏陽初在重慶北碚區創建了中國鄉村建設育才學院（即重慶師範學院前身），為抗戰培養所需的人才。1949年11月，晏陽初赴美定居。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晏陽初致力於國際平民教育運動，先後在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指導各國的平民教育工作。
1985年、1987年，晏陽初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先後兩次回國參觀訪問，他對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激動不已，高度稱讚了今天的中國在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其後伴隨著晏陽初先生所倡導的旨在“改造農村、改造中國”的平民教育運動在中國風行一時，後又由他本人將平民教育事業推廣到更為廣闊的國際舞台上。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順應了新文化運動以來民眾教育蓬勃發展的潮流，不僅在我國的教育史上，而且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許多經濟欠發達國家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這一思想對當前的農民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一）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
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他強調平民教育對改造國民性的作用，主張通過教育來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知識，提高人民的參政監政能力。晏陽初認為，國家動亂，專製虐政，主要是因為人民大多文盲，任人宰割。他認為，當時中國害了三種病，“即瞎、聾、啞。國民大部分不識字，不能讀書報，非瞎而何？不受教育不知社會情景，所以有耳也等於無耳，非聾而何？社會弄到這樣，發言的是何人，大多數是不作聲的，非啞而何？他根據”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中國古訓，將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有機結合、整體推進，創造出了具有鮮明特色的、係統的平民教育思想。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
1.“腦礦”論與平民教育理論。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點首先是其提出的“腦礦”論觀點。“腦礦”一詞是晏陽初先生的一大發現，也是他的一大創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在法國戰場上當“苦力”的中國東北、華北招募去的華工義務當翻譯的過程中，發現了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腦礦”。他目睹了華工工作的艱辛和他們所受到的鄙視和侮辱，但他們並不是天生愚笨，相反他們大都勤勞勇敢，品德優良。他們並不比外國人差，隻是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教育而已。晏陽初從法國華工的處境中清楚地意識到了中國人民的現狀，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不但發現‘苦力’的苦，還發現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潛伏力。他們最需要的不是救濟，而是發揚——發揚他們的潛伏力。世界上最大的腦礦在中國。”晏陽初認識到“腦礦”是最寶貴的資源，“腦礦”一旦被開發，將會把人類導人一個新的時代。
晏陽初在發現了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腦礦”之後，就立誌要開發這個大礦。晏陽初認為開發“腦礦”的辦法就是推行平民教育，“萬靈丹就是讀書識字”，他並且指出“這個責任完全在教育界”。晏陽初認為，平民教育不是慈善為懷的施舍米粥，也不是為少數人專有的貴族教育，更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國外的教育模式，而應該是培養國民元氣，提高國民素質，鞏固國家基礎的，民族化、平民化的“固本”教育，它必須符合中國的國情。他認為，平民教育不是一般的普通教育，普通教育並不難，要使其切合實際方為難事。“最切合實際教育為農民教育”。農民教育是救國圖存之教育，要達此目的，最迫切的有三點：第一，培養知識力，最低限度須培養其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能夠自覺自強。
第二培養科學的生產力，更換那些老農的舊習慣舊技術，使其了然於人力可以勝天，一切自己均可創造，即養成自己自養之能力。第三，培養組織能力，養成紀律生活，方能自衛自保。“談到平民教會的目的時，晏陽初指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麼人？做‘整個的人’。什麼叫‘整個的人’第一要有知識力，第二要有生產力，第三要有公共心。”要造就整個的人，需要進行三種教育，即文字教育、生計教育和公民教育。關於教育的途徑，晏陽初認為不要盲目地模仿西方，要有自信，外國的科學我們要學，外國的教育自有他們的背景，我們不能盲目抄襲。1926年4月，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見》一文中指出，對於教育，要適合各自國家的情況，要有中國的特色，我們有我國的曆史文化和環境，亦應當有我國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適應我國的需要，要知道什麼是中國的公民教育，非有實地的、徹底的研究不可。
2.“民族再造”與鄉村建設步驟。在長期的平民教育工作中，晏陽初先生逐步對中國國情有了更為深人的了解。他認識到平民教育主要是對農民的教育，農民是平民教育的第一對象。中國85%以上的民眾生活在農村，平民教育的重點也應轉向農村。縣鄉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著落地，一個縣份，既是行政區域單位，也是一個社會生活的單位，一切改進工作必須從這裏開始。因此，1929年晏陽初先生及其同仁舉家離開大城市，遷往河北定縣翟城村，與農民打成一片，組織了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當時被稱為“定縣實驗”），形成了“博士下鄉”的熱潮，並將成功經驗推廣到其他縣乃至全省、全國，最終找到了他認為適合中國農村特色的治國方略：“人民是國家的根本，要建國，先要建民；要強國，先要強民；要富國，先要富民。”這也就是以教育為工具，推動經濟、政治、衛生、文化全麵發展的鄉村建設理論。
他認為鄉村建設的使命不是“救濟鄉村”，也不是辦“模範村”，而是“民族再造”。在《鄉村運動的使命》一文中指出：“中國今日的生死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是構成中國的主人，害了幾千年積累而成的很複雜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無起死回生的方藥問題。”幾十年來一切改革與建設的失敗教訓，都證明了這一點。
為什麼“民族再造”的使命要由鄉村建設來承擔呢？晏陽初認為這是由鄉村的重要地位決定的。首先，他認為鄉村是中國經濟的基礎，離開了農民和農村，國家就不能存在。工商業不景氣的原因是因為農村的破產。其次，他認為鄉村是中國的政治基礎。中國的政治出路，必須從建設最基層的農村政治開始。再次，鄉村是中國人的基礎。構成國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主權和人民，在這三要素中，“人民”又是最重要的要素。中國人民號稱四萬萬，農民則占了80%，因此，真能代表中國的，不是上海的買辦，也不是天津的富戶，甚至不是城市的居民，而是居住在兩千多個姓中無數鄉村裏的鄉巴佬。即使是城市裏的居民，他們的祖先十苻八九也是農民。鄉村地位如此重要，然而長期以來為什麼沒有得到重視和建設，晏陽初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對鄉村問題缺乏足夠的重視，“放著成千上萬的農民，固國強國的雄厚力量，無人去運用。讓農民無知無識到底，不給予教育的機會，甚至連他們的生死存亡都不管”。一次又一次的變法維新和改革，都隻足在製度體係上翻花樣，沒有惠及農民，因此沒有生命力。二是受西洋文化的影響。西洋文化是工業文化，集中於城市而不重視農村。中國的許多留學生，搬來了西洋那一套，“放款不以農村為主，教育不以農民為主，政治、經濟、文化，一切建設都以城市為中心”，當然也就沒有農村建設。三是從西洋回來的新士大夫，與中國傳統士大夫一樣，講政治、經濟、教育都不及於鄉村，瞧不起農民，更不屑講鄉村建設。由於上述三方麵原因長期沒有有得到解決，從而導致了民族的衰老、國勢不振。因此要複興“首當建設農村，首當建設農村的人”晏陽初根據其鄉村建設理論，提出了鄉村建設的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實驗研究。他指出，中國近幾十年來教育的最大錯誤，在於一切製度、方法和材料，大都從西洋抄襲而來，不適合中國國情，尤其是不適合廣大鄉村的實際情況。這種教育的惡果，之一是把無數的農村青年變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鄉村不安，到城市無能，不文不武的無業遊民”。因此要實現民族再造的使命，就“不能不深人鄉間從農民實際生活裏去找創造的改造生活的教育，去求方法來研究實驗”。他為鄉村建設提出了幾個原則：首先，要有基礎性。鄉村問題非常複雜，研究實驗的問題要有選擇性，要有基礎性。其次，要講實際性。有些問題雖具有學術上的研究價值，但與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沒什麼關係，就用不著花人力財力去研究實驗，所研究的問題必須具有實際性，研究結果能夠回到民間去。再次，要具有普遍性。研究實驗的結果，能推廣到全國各個鄉村。
第二步是訓練人才。晏陽初認為，無論是研究，還是推廣，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要訓練鄉村建設人才，必須解決為什麼訓練、誰來訓練和訓練什麼人三個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在《農村運動的使命》一文中做了論述，指出訓練的目的是為“複興”、“改造”和“建設”鄉村培訓人才。關於第二個問題，他指出，那些鄉村建設的先進者，負有訓練人才的責任和義務，他們一方麵把自己“從實際工作中一點一滴的辛苦經驗、知識技能”整理出來作為訓練人的材料，另一方麵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言行“現身說法，以身作則，緊抱著農村運動的使命，去表演‘教育即生命’、‘教育即生活’的原則”。關於第三個問題，他指出，訓練的人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實地到農村做鄉村建設的學術研究與實驗的專門人才，一種是實地到農村領導農民從事鄉村建設事業的技術推廣人才。訓練的內容除了基本的鄉村建設知識技能外，還應注重精神上、人格上、態度上和閱曆經驗上的鍛煉。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如果僅僅有知識技能的訓練，而忽視其精神、人格、態度和閱曆經驗的訓練，“結果要弄得垂頭喪氣，消極墮落”。
第三步是表證推廣。所謂表證推廣就是將研究實驗所取得的成果通過表演證明的方法推廣到廣大農村。
3.“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四大教育”是晏陽初對鄉村建設內容的概括，晏陽初指出，“在定縣，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農村問題是千頭萬緒，從這些問題中，我們又認定了四種問題是比較基本的。這四大基本問題，可用四個字來代表它，所謂愚、貧、弱、私”。所謂“愚”，是指那時中國大多數農民缺乏知識，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所謂“貧”，是指中國農民絕大多數生活貧困，不少人是在生與死的夾縫裏掙紮。所謂“弱”，是指農民大多身體孱弱，無強健體魄，更談不上科學醫療與公共衛生；所謂“私”，又可說是“散”，是指大多數農民不能團結，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常識，形不成一種團體力量。這四方麵問題具有因果關係，即愈愚愈窮，愈弱愈私。針對中國社會這四種大病，晏陽初提出四大教育，即以“文藝教育”培養知識力，以救農民之“愚”；以“生計教育”培養生產力，以救農民之“窮”；以“衛生教育”培植強健力，以救農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團結力，以救農民之“私”。這四種教育，包括了平民生活的一切，他相信，這四種教育辦得好，社會便有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