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職業技術教育都是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進行的，中國的近代教育緣於新辦大學堂和師範學堂。1902年夏，中國近代第一個係統的法定學製《壬寅學製》誕生，1904年1月清政府頒布《癸卯學製》並在全國實施，標誌著中國近代教育進入實施階段。中國近代意義上的職業技術教育一般認為開始於“洋務運動”，中國的農民教育和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則更晚。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興起了一場鄉村建設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達600多個，建立了各種實驗區1000多處。當時，一些著名的教育家、社會學家，如陶行知、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和由他們發起、組織並領導的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鄉村建設學院等社會團體，有感於中國鄉村飽受天災人禍，經濟凋零，農民愚昧，學校荒廢，而中國又是以農立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欲救中國，必先救中國之農村，他們紛紛提出“到鄉村去”、“到民間去”的口號，試圖從改造農村教育人手，達到改進農村生活，建設美好新農村的目的。應該說，這次鄉村建設運動是近代農民教育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開端。在照搬外國教育理論在城市試驗失敗之後，經過認真的反思，他們把目光投向鄉村，對探討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特別是符合鄉村實際的教育改革與發展之路進行了積極嚐試。鄉村教育運動有組織、有目的；有理論、有實踐；聲勢浩大，影響深遠。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一大批革命者在開展革命運動的過程中，也進行了大量的農民教育實踐。1924年毛澤東在湘江學校開辦“農村師範部”，1925年在韶山開辦了18所農民夜校，對農民進行革命啟蒙教育。1926年他在廣州主持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主講了《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等課程。在土地革命戰爭期間，毛澤東關於“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村教育是農民問題的一部分”、“根據地教育應為革命戰爭和建設服務”等教育思想不斷地豐富並得以實踐。毛澤東把農民的掃盲教育、農民政治教育與組織農民生產互助相結合，以發動農民為目的的農村教育與根據地的幹部教育、軍隊教育交相輝映，成為我國農村教育的第一個輝煌時期。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和根據地的教育實踐不僅對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的農民教育發生了重要影響，對今天的農民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總結和回顧鄉村建設運動和革命根據地的農民運動經驗與教訓，對正確地認識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規律，把握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改革的趨勢均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
中國是一個舉世公認的有悠久教育傳統的國家。自古以來，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教育（教化）在社會控製中的作用；而中國創立的科舉製度也使許多貧寒子弟有了晉身之階。民間有著尊重文人、重視教育的濃厚風氣。中國以其特有的文化傳統綿延承傳數千年，成為全世界惟一延續發展下來的文明；另一方麵，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消極因素使古老的帝國終於走到曆史的盡頭。鴉片戰爭以後，從軍事上到政治上，從經濟上到文化上，“老大”中國在西方“現代文明”咄咄逼人的侵略麵前一次又一次失敗，中華帝國的惟我獨尊已經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地被打掉了，中國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神州大地到處上演著國破家亡的慘劇。繼續閉關自守已決不可能，舊式教育也日漸枯死，仿效西方遂成大勢所趨。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一向是“民族的脊梁”。舊中國災難深重，國土破碎，戰爭頻仍，經濟日趨崩潰，人民流離失所，尤其是處於社會最底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仁人誌士不甘亡國滅種，不忍坐視人民苦難，奮力開展救亡圖存，也不知產生過多少救國方案。但無論哪種方案，都沒有忽視教育的作用，而30年代的鄉村教育運動者們更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教育上。
“五四運動”以後，在對待農民問題上，存在著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共產黨所主張和領導的農民革命，另一條是一些愛國學者幻想通過改良主義的道路改造農村。後一條道路的擁護者紛紛建立了農村教育實驗區，形成了鄉村教育運動。
鄉村建設運動是在中國農村日益走向衰落的曆史背景下產生的。1906年科舉製度的廢除，使中國的近代教育獲得了比較快的發展，新式學堂如雨後春齊般地在各地建立起來。但當時的新式學堂主要設在城鎮，直至民國初，中國並無真正的鄉村教育，甚至無人重視農民的教育。鄉村教育最初的呼聲，開始於“五四運動”之後，一是民主思想的發展，使有識之士認識到農民教育對實現民主的重要意義；二是由於清末推行義務教育的失敗，引起人們的反思。一些學者認為推行義務教育失敗就在於教育隻重視城市，而忽視了占人口85%以上的農村。加之當時有一批在美國學習鄉村教育的回國學者，積極倡導鄉村教育。隨著對鄉村教育重要性認識的深化，“下鄉去”成為教育工作者的行動口號，全國的教育界紛紛把辦學重點轉向農村，在1926年彙集成為鄉村教育運動。但隨著中國農村經濟衰退的加深，人們開始感覺到僅靠鄉村教育不能解決鄉村的問題，還必須進行鄉村建設。
1927年鄉村教育運動便向鄉村建設運動發展。江恒源曾對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這兩個概念的區別作過解釋，他認為，鄉村教育主要是興辦鄉村小學和成人學校，教鄉村兒童和成年農民讀書、識字、寫信、記賬，也教給他們了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道理，教給他們做公民的技能習慣。鄉村教育方式有多種，取固定方式的教育設施，統稱為“鄉村學校教育”；取活動方式的教育設施，稱為“鄉村社會教育”，鄉村教育是二者的總稱。鄉村建設是就一個或數個村劃成一個適當的區域，按照理想的預定計劃用最完善、最經濟的方法技術以訓練區域內的所有農民，使區域內農民的生活得到改進。因此，鄉村教育包含在鄉村改造事業中。在鄉村建設運動中，梁漱溟和晏陽初的思想與實踐最具代表性。
（一）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
梁漱溟（1893—1988），原籍廣西，生於北京。他是中國著名的文人，對宗教、哲學、印度哲學、東西方文化，特別是儒學和中國農村問題均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他從信仰佛教，轉向對儒學和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最後對中國農村問題的探討產生興趣。1923年他在山東曹州中學講學時，提出了“以農立國”的觀點，強調了農村和農業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他又提出：“隻有鄉村安定，乃可以安輯流亡；隻有鄉村產業興起，可以廣收過剩的勞力；隻有農產增加，可以增進國富；隻有鄉村自治當真樹立，中國政治才算有基礎；隻有鄉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國社會有進步。總之，隻有鄉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因此，要民族自救，民族振興，必須從鄉村教育著手，從頭開始。因為中國“現在已被壞到體無完膚，不堪收拾，非從頭建設起不可！這一點從頭建設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們一點一滴的教育，就是一點一滴的建設；一點一滴的建設，無非是一點一滴的教育：隻有從一點一滴的教育著手，才是一點一滴的建設！”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鄉村建設思想。有學者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麵：
1.“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梁漱溟認為鄉村破壞的原因，一是天災人禍，二是風氣的改變。社會風氣的改變何以引起鄉村的破壞？他認為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在《鄉村建設大意》中他寫到：“中國人既與西洋人見麵之後，中國文化便發生了變化。自變法維新一直到現在，其中有好幾次的變化，有好些地方變化；尤其隻是近幾年以來，更一天一天地在那裏加深加重加速地變，這樣也變，那樣也變，三年一變，兩年一變，孫猴子有七十二變，中國人的變也和他差不多了……舊的玩藝兒幾乎通統被變的沒有了！中國鄉村就在這一變再變七十二變中被破壞了”。學習西洋之所以導致鄉村的破壞，他認為原因在於中西文化不同源。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其文化是以鄉村為本的文化，其社會是以鄉村為本的社會，農業是中國的國命所寄。而西洋國家都是工業國家，皆以都市為本，他們的文化是一種都市文明。一個以農業、農村為本的文化，遇到了一個以工業為主，以都市為本的文化，就會與自己原有的文化發生矛盾和衝突，以至於畫虎不成反類犬。西洋的文化沒學到，反而使自己的鄉村被破壞了。他認為要救濟中國鄉村就要創造一個新文化。
在談到鄉村建設意義時，梁漱溟再三強調：“救濟鄉村便是鄉村建設的第一層意義；至於創造新文化，那便是鄉村建設的真意義所在。鄉村建設除了消極地救濟鄉村之外，更要緊的還是在積極地創造新文化。所謂鄉村建設，就是要從中國舊文化裏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在他看來，所謂”創造新文化“也就是要換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稱之為”生活的樣法“梁漱淇指出，要換一個”新的生活樣法“既不能像西化派所主張的那樣，把西方”生活的樣法“全盤移植過來，也不能像守舊派所主張的那樣，堅持中國舊有的”生活樣法“而隻能”返本開新“從舊的”生活樣法“中轉變出一個新的”生活樣法“也就是說從舊的文化中轉變出一個新的文化。他還進一步打比方，中國好比一棵被外來文化摧殘的大樹，新文化的創造就是從中國文化大樹的老根上長出新芽。那麼什麼是中國文化的老根呢？他認為，中國文化老根中分成有形和無形的兩部分，有形的根是”鄉村“無形的根是”中國的老道理“這些老道理就是我們這個民族過日子的方法、製度和規矩。在老文化破壞殆盡，而新文化還沒有建立起來的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最要緊的就是趕快想法子創造一個新文化，好來救活舊農村。‘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這便叫‘鄉村建設’。
2.鄉村建設中的組織建設理論。在鄉村建設的實施方麵，梁漱溟認為最重要的是鄉村組織建設。他認為與西方“個人本位，階級對立”的社會組織結構不同，中國的社會組織構造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
就“倫理本位”而言，他指出，由於中國自古就缺乏團體生活，因此不存在個人和團體的關係問題，有的隻是倫理關係。在社會方麵，家在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結構中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由此推而廣之的家族、親戚、鄉黨、師徒、朋友、同僚的關係，“或比之於父子之關係，或比之於兄弟之關係情義益以重”。中國社會秩序的維持不是靠法律，而是靠倫理關係。在經濟上，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經濟”，具體表現為：父子、夫婦有“共財”之義，兄弟、宗族有“分財”之義，朋友有“通財”之義。人們在經濟上能彼此顧恤，從而使生計問題無形中得到了許多保障。在政治方麵，認為中國人但知君臣、官民間的倫理關係，而不知國民與國家的團體關係，沒有公法和私法、刑法與民法的區分，這和西方講“法治”而不講“人治”的政治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