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項工作為社會式的教育工作，“為鄉學村學的主要工作”。主要任務是提引問題、商討辦法、鼓舞實行。梁漱溟認為，“所打上述提引問題、商討辦法、鼓舞實行，這三項實為意義至深、關係極大之教育，非尋常所說國民教育生計教育所得比。”這是因為，“所教育者不獨在一般農民，兼及其領袖。成果有效，這個鄉村社會可以活起來，是即解決問題的主力之發動，為村學教隻最大最後之成功。”
2.促興農業。在這方麵的工作主要有建立農村金融流通處、他廣優良品種和發展合作事業等工作。特別是推廣優良品種是促興農業的一項重要措施。鄉村建設研究院農場做了很多工作，農場是為了“增進農家生產，提倡農業合理化之經營，及供本院內學生實習”而開辦的，主要從事優良品種的培育和推廣工作。1931年6月農場正式開辦，包括場舍20畝，園藝和育種場40畝，此外還有棉麥良種繁殖場、養雞場、養蜂場等，共計900多畝。還聘請了金陵大學農學院的專家擔任技術指導，從事農業技術的實驗和推廣工作。在這期間他們培育和推廣了優良種豬、種雞，研究推廣了乳牛、乳羊的科學飼養方法，研究了蜂群的放養和種兔的繁殖。在種植業方麵重點進行了棉花、小麥、高粱、大豆、穀子等作物和蘋果、梨、桃等果樹的科學種植實驗，將其中的優良品種推廣到了農戶中。
為提高農業技術的推廣效果，農場製定了三個推廣原則。一是因地製宜，分區推廣。他們首先開展了鄉村調查訪問工作，借以明了農作物的分布情況和農家副業經營情景。在調查的基礎上劃定農業改造區域。二是以鄉學村學為推廣策源地。他們認為，優良品種的推廣，從廣義上說是對農民實施關於改良農業生產及生活方法的各種教育。在推廣每一個新品種時，先使農民明白舊品種與新品種的優劣所在，這樣農民才會接受。否則，即使運用政治力量，也難取得實效，甚至會引起農民的反感。基於這種認識，鄒平農場的農業技術推廣首先在鄉學村學舉辦各種農業技術培訓班、講習班，對農民進行有關知識的教育，使他們既懂得了新品種、新技術的好處，也掌握了使用新技術的方法，然後才向農民提供新技術和新品種，由農民去實施。三是推廣與合作相結合。鑒於不少地方因缺乏相應的組織或機構，往往費勁大收效小，他們堅持了推廣與合作相結合的原則，即隻有合作社社員才能領取改良品種作為“表證農家”。這樣不僅便於指導，也有利於優良品種的保存，防止品質退化。
3.發展合作事業。鄉村合作社運動是鄒平實驗區有成效的工作，鄒平的合作事業姑創於1931年，到1936年底全縣合作社的總數達到307所，社員達到8828人。合作社的種類有美棉運銷合作社、蠶業產銷合作社、林業生產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莊倉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為了集中指導力量，推進合作事業，鄒平還成立了縣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全縣的合作社工作。指導委員會以縣長為委員長，由縣政府選聘鄉村建設研究院講授經濟合作的教師、農場主任及有關人員為委員。下設三個小組，第一組負責合作事業的調查統計與合作教育；第二組負責金融及信用合作社的指導；第三組負責其他各種合作社的指導。合作社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上的問題，是促興農業的重要措施。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指導農民成立各種合作社的同時，還特別重視合作教育。梁漱溟及其同仁認為，合作社的發展必須依靠合作社教育，這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合作運動都不可變更的規律。就鄒平的合作教育而言，其內容大致分為合作精神教育和合作技術教育。鄒平的合作教育，特別重視鄉學村學的作用。1935年7月，鄒平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成立不久，即將鄉學村學實施合作教育的原則和方法寫進了工作計劃。不久又頒布了《鄉學村學實驗小學及其他小學合作教育計劃大綱》。當時的合作委員會委員在《鄒平實驗縣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報告》中明確指出：
“鄉學村學之組織，為理想的合作推進機關；其全部教育活動，名嗬視為合作精神訓練。其社會教育活動，尤以合作事業為主要目標。本會以‘多下教育功夫，少用政治力量，引發鄉民之自力’為指導原則；以‘普施合作教育、合作指導’為工作計劃；無不奠基於鄉學村學之組織及活動上。”鄒平的鄉村合作社運對基層農民組織建設和農民的合作教育都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4.衛生建設和移風易俗。1933年鄉村建設研究院與齊魯大學醫學院合作開辦了醫院，對農民病人實施低費和免費治療，大大減輕了農民的醫療費用負擔。在預防接種、傳播科學衛生知識方麵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婦嬰保健工作方麵高度重視，如在鄉裏建立婦嬰保健會，舉辦家庭衛生訓練班，培養新一代接生員等。還在當地招收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學生加以訓練，使之成為各鄉衛生所的醫衛人員。醫院還非常重視社會衛生教育，在學校裏教育學生養成衛生習慣，經常舉辦衛生展覽，組織醫療隊下鄉，向農民發放衛生宣傳品。
鄒平實驗區對革除陋習，移風易俗也頗為注意，在剪長辮、禁纏足、戒早婚、取締賭博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由於在革除陋習過程中他們堅持了“教育化導”與行政處罰相結合的原則，移風易俗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革除陋習無疑有益於社會風氣的轉變和社會的進步。除此之外，鄒平實驗區在豐富農民的業餘生活方麵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排練文明戲，送戲下鄉；鼓勵農民自編自演節目；組織放映隊下鄉為農民放電影；舉辦農民運動會等。
（三）對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與實踐的評價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是一次改良主義的運動，他試圖通過一種廣義的教育工程，來挽救鄉村破壞，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文化的複興與中華民族的自救問題。由於他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主張通過和平的手段、通過改良的道路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隻能是事與願違。梁漱溟本人也發現了鄉村建設中的問題，他認為鄉村建設運動有兩大難處：一是尚談社會改造而依靠政府；二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在梁漱溟看來，社會改造最終要對政府實行改造，但是鄉村建設的工作又離不開政府的支持，這是一個矛盾。“是我們用他呢？還是他用我們？倘使我們不能為主以用他，反而落到為他所用，則結果必至完全失敗。”他同時指出鄉村建設運動的第二個問題是不能廣泛地動員農民參加。本來最理想的鄉村運動，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呐喊。退一步說，也應該是他想動，而我們領著他動。現在完全不是這樣。現在是我們動，他們不動；他們不惟不動，甚至因為我們動，反來和他們鬧得很不合適，幾乎讓我們做不下去。此足見我們未能代表鄉村的要求！我們自以為我們的工作和鄉村有好處，然而鄉村並不歡迎；至少是彼此兩回事，沒有打成一片。梁漱溟所述的第二個難處，是國內外農民教育工作者直到今天仍然在探討的問題。
關於梁漱溟鄉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學者們有各種各樣的評價，絕大多數學者看到了梁漱溟理論和實踐的改良主義性質，同時也欽佩這一批知識分子愛國為民奉獻實幹的精神。的確，梁漱溟的理論是希望在不觸動現存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運用和平手段和方式，來達到拯救農村、改造社會和複興民族的目的，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把鄉村破壞的原因歸結為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顯然也是錯誤的。但鄉村建設運動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和實踐體係，卻有其獨到的地方，時隔60多年後，回顧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我們今天的農民教育工作有許多值得思考的東西。
首先，對待傳統的態度，梁漱溟既不主張全盤西化，也不主張固守中國傳統文化。他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發現中國的固有精神正好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缺憾，因此，他堅持以中國文化中固有的精神為基礎來構建新的文化，即“鄉村組織要以中國的老道理為根本精神”。他比喻說“中國好比一棵大樹，近幾十年來外麵有許多力量來摧毀它，因而這棵大樹便漸就焦枯了。先是從葉梢上慢慢地焦枯下來，而枝條，而主幹，終而至於樹根；現在這樹根也將要腐爛了！此刻還是將腐爛而未腐爛，……必須趕快想辦法從根上救活他；樹根活了，然後再從根上長出新芽來，慢慢地加以培養扶植，才能再長成一棵大樹。等到這棵樹長成了。你若問‘這是棵新樹嗎？’我將回答曰：‘是的！這是棵新樹，但他是從原來的老樹根上生長出來的，仍和老樹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樹。’將來中國新文化的創造，也正和這棵新樹的發芽生長的情景是一樣”。這種對傳統的態度，在今天看來比全盤西化和盲目排外更符合中國現代化的實際。
其次，對教育作用的認識。在梁漱溟這裏，教育是“鄉村建設”的必由之路。“鄉村建設”是梁漱溟最根本的政治主張，被他作為“拯救中國，恢複倫理本位社會”的惟一法寶。他認為教育與“鄉村建設”的關係，就是道路、方法與目標的關係，教育是實現“鄉村建設”目標的道路與惟一的方法。他認為，教育是一個有機整體，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不可分，教育宜及於成人乃至終身，教育應盡推進文化改造社會之功。
再次，實踐第一的觀點。這是梁漱溟理論的最顯著的特征，梁漱溟曾多次說他“無意乎學問”，也不想著書立說，所以“以哲學家看我非知我者”。他希望別人把他看作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的確，他不僅是個思想家，更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的著作發乎心，出乎口，字裏行間流露的都是真情實感。而且他一且有了想法和見解，就要付諸行動。在他看來理論認識是重要的，但理論的實踐更重要。因為隻有在實踐中形成並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理論，才是最有價值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