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職業分途來看，他指出在西方由於近代貴族與農奴、資本家和勞工對立階級的出現，“遂造成剝削與被剝削的兩麵”。但中國由於沒有出現階級的分野，隻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職業，而沒有兩麵對立的經濟，所以中國社會可稱為職業分立的社會。
梁漱溟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結構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遭到了破壞，然而“個人本位”、“階級對立”的社會結構又沒能建立起來，“遂陷於東不成，西不就的狀態中”。認為這是一切問題產生的根由。因此主張要從事鄉村建設，就必須“重建一新社會組織構造”。這需要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從理性求組織，一是從鄉村入手”。“從理性求組織”是要“以倫理情誼為本原，以人心向上為目的”，既要發揮“中國人講的老道理”，又要充分容納“西洋人的長處”，如團體組織、社會參與、尊重個人、財產社會化，“這個組織是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的組織。所以要”從鄉村人手“有三個理由：首先，梁漱溟認為中國是一個集家而成鄉，集鄉而成國的國家，構建組織從家人手範圍太小，從國人手則範圍太大，而鄉則是最適應的範圍；其次，新的社會組織構造，要靠多數人的力量而組成，而這多數人住在農村，要啟發他們的力量，隻有從農村下功夫；再次，從農村人手適合於”理性“的發揮，這不僅因為”鄉村秩序原來就是靠理性維持“的，而且中國固有的”倫理的社會情理的社會的風氣，在鄉村還沒有像城市那樣摧殘殆盡。
鄉村的新組織是個什麼樣子呢？梁漱溟認為這個新組織即中國古人所謂“鄉約”的改造，他非常欣賞北宋“呂氏鄉約”中“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原則，認為它“充滿了中國人的精神——人生向上之意”。他認為鄉約組織與地方組織不同，地方組織是西方政製的照搬，與中國人的精神格格不人。鄉村組織建設就是要酌鄉約精神，同時將其消極的東西修改補充為積極的東西。經過“補充改造”鄉約而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組織就是鄉農學校。梁漱溟提示說，“所謂鄉農學校這個東西，是補充改造的‘鄉約’中自然要有的機關。這個機關主要的是講求進步；而同時我們用即以鄉農學校來表示‘鄉約’，表見我們的組織。”梁漱溟所設計的鄉農學校是一個集政、教、養、衛為一體的鄉村組織。他試圖通過這個組織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新禮俗的教化，為建設未來的新社會打好基礎。
3.鄉村建設中的經濟建設。梁漱溟是一個以農立國者，“以農立國論”的特征為反都市化和工業化，憎惡現代工業社會和都市生活，向往或企圖維護和恢複農村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梁漱溟的以農立國不同於其他以農立國者，他並不反對中國發展工業，而是主張以農為本，先振興農業，再“從農業引發工業”。據此，他提出了經濟建設的方針路線：“散漫的農民，線知識分子領導，逐漸聯合起來為經濟上的自衛與自立；同時從農業引發工業完成大社會的自給自足，建立社會化的新經濟構造。”梁漱溟詳細論述了不能走歐美日“從商業發達工業”的路子，而隻能走“從農業引發工業”的理由。首先，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幾千年來的基礎，關係著大多數國民的生活，促興農業就是鞏固國本；其次，中國沒有一個近代工商業所需的政治環境；
再次，促興農業較發展工業在資本、勞動力、市場等方麵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如何從農業引發工業？他認為，農村繁榮，工業才有可能發展，而工業的興盛又反過來促進農業的發展。農業的進步沒有不是科學化的，沒有不是工業化的，在農業的發展進步中，工業自然會相緣相引而倶來。例如，從農業土壤肥料等化學問題而引出化學工業；從農業機械引出機械工業；從農產品加工亦可引出許多工業。諸如此類，都是相因而至的。他指出：從農業引發工業，更多工業推進農業，農業工業壘為推進，產業乃日進無疆。
如何促進農業的發展，梁漱溟認為技術的改良措施是必要的，但要緊的是“先之以除弊”。在他看來當時有阻礙農民生活的四大問題：第一，匪患嚴重，社會秩序不安；第二，運輸不便，農產品不能正常流通；第三，農民負擔重；第四，自然災害頻繁。誰能承擔“除弊”的任務呢？他認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能代表農業和農村的痛癢”，解決這四大障礙的任務隻能是全國鄉村運動大聯合的“中樞機關”。他認為鄉村建設運動代表了多數人的要求，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梁漱溟十分重視引進科學技術，認為這是鄉村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如種子改良、病蟲防治、改良農具、改良土壤、改良農產品製造、科學種田等。他還主張在體製上發展農民的合作組織，把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走合作發展的道路。如信用合作、產業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等。在促進農業發展方麵，梁漱溟指出，農業技術的進步不能單在技術本身著想，也非單靠農業推廣機關所能推進。因為零散的小塊土地無法采用進步的生產技術，隻有組織合作社來經營才有采用的可能。農民縱然合作了，沒有足夠的資本也是不行的。所以，建立農村金融係統、引進新技術、發展合作組織，三方麵要同時推進，缺一不可。
4.關於知識分子的作用。梁漱溟認為，鄉村建設事業需要“農民自覺”，也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才有可能獲得成功。要“農民自覺”，首先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使他們認識到“天下事無論什麼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機，有活氣”。譬如，一棵樹，隻有本身有生機，它才能吸收水分、養料和陽光，才不會枯萎死亡。鄉村逢設也是一樣，如果鄉下人自己沒有向前的打算，外邊的人也就不可能使他向上。隻有農民認識了這個道理，他們就會獲得自救的熱情，就會產生自救的行動。由於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動引起了價值判斷的喪失，以及頻繁的天災人禍，鄉村出現了“精神破產”。要解決鄉村的“精神破產”，讓鄉下人活起來，首先要“啟發農民的智慧”，使他們看到前途，變意誌消沉為“樂生之心，進取之念”。
“農民自覺”盡管是鄉村建設的關鍵，但僅有農民自覺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代表理性的知識分子與之結合。農民隻能感到問題的嚴重，但不了解問題的原因，他們有解決問題的願望，但無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梁漱溟指出，“鄉村問題的解決，第一固然要靠鄉村人為主力；第二亦必須靠有知識、有眼光、有新的辦法、新的技術（這些都是鄉村人所沒有的）的人與他們結合起來，方能解決問題。沒有第一條，固然鄉村問題不能解決；沒有第二條，鄉村問題亦不能解決。”在梁漱溟看來，知識分子下鄉與農民結合至少可以起到兩個方麵的作用，一是為鄉村擴增“耳目”。他認為鄉村最大的疾病是愚弊，知識分子下鄉可以帶去新的知識和新的信息，開闊鄉下人的眼界。二是為鄉村增添“喉舌”。鄉村人最大的缺憾是受到禍害沒人理會，無法喚起社會的注意。知識分子比較敏感，容易發現問題，加上他們有文化，可以引起社會關注鄉村問題。當然，知識分子下鄉還有第三種更進一步的作用，即為鄉村添一個“頭腦”。為鄉村建設事宜出謀劃策，如興修水利、養豬放魚、植樹造林、改良土壤、引進先進技術等。梁漱溟相信，如果知識分子真正起到鄉村的“耳目”、“喉舌”、“頭腦”的作用，那麼中國民族的前途就有了希望。
（二）梁漱溟鄉村建設實踐
梁漱溟提出的鄉村建設的理論和方法的主要部分都付諸實施，1931年6月，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宣告成立，並確定部平為實驗區，開始了鄉村建設實驗。到1937年抗戰爆發被迫終止，前後6年的時間。盡管實驗區僅限於山東鄒平、菏澤等縣，但它的影響卻是全國性的，鄉村建設工作受到了方方麵麵的關注。鄉村建設實踐對實驗點縣的鄉村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地農民的生活也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其主要實驗內容包括以下四個方麵：
1.建立村學鄉學。村學鄉學是一種政教合一的組織，它由學董、學長、教員和學眾四部分人組成。村學學董由縣政府從本村人士中遴選，經村民開會同意後由縣政府正式聘請3～5人擔任，本鄉各村村理事及未設村學之各村村長為當然學董，由縣政府聘任本鄉資望素孚熱心公益者1～3人為聘任學董。學長是“村中或鄉中品德最高的人”，他們由各村各鄉村學鄉學學董會依該區民眾群情所歸，於齒德並茂者中推舉一人，經縣政府禮聘產生。教員是村學鄉學聘請的先生。鄉村教員的職責不僅僅是教書，還負有推進鄉村社會工作的責任。鄉學中的輔導員不屬於鄉學的組成人員，而是代表縣政府下鄉工作的。其職責是輔導鄉學的校長、學董和教員各盡職守，並巡查村學鄉學的活動。學眾是一村或一鄉中的所有人，在《村學鄉學須知》中對學眾的行為規範做了具體的規定。
村學鄉學的工作主要包括甲乙兩項，甲項工作為學校式教育工作，乙項為社會式教育工作。
村學設兒童部、成人部和婦女部，兒童部相當於國民小學的初小，白天上課，課程也與初小基本相同。成人部和婦女部主要是晚上上課，所開的課程有識字、唱歌、精神講話和軍事訓練。除了這四門課外，各鄉村學還根據各自的特點，因地製宜地開設一些實用課程。如植樹造林課、養蠶種棉課、合作社事業課等。還可以結合農時舉辦農業技術培訓和講習班，也可以結合生活舉辦縫紉、烹調等講習班。
鄉學設升學預備部和職業培訓部。升學預備部又稱高小，即國民教育五、六年級。課程除了國民小學所設的課程外，還開設新聞消息、鄉建理論、精神陶冶等。職業部主要是針對各村18～40歲成年農民進行職業輪訓，傳授農業科技知識。有的鄉學還設有高級部，高級部的課程增加了曆史地理和農村問題，使農民明白曆史的變遷，培養自己所處的地位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