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隨著工黨內閣施政局麵的展開，中共領導人內部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即懷疑和批判麥克唐納的傾向。同時，也有不同意見相伴而生。《向導》第57期就同時刊登了陳獨秀和周佛海兩篇觀點各異的文章。陳獨秀指出工黨政府在保守黨、自由黨製約下，麵對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運動進退維穀之勢，質問道：“工黨執政到底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是什麼？所謂不革命而得政權的工黨政府，原來不過如此這般！”可以說，陳獨秀對這種“不革命而得政權”的主義是持否定態度的。他的這種態度需要具體分析。他在此前不久中共“三大”上，提出“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口號，這顯然是無視中國特點的右傾觀點。然而在分析英國問題時卻走向另一麵。當時作為黨的領導人的周佛海的看法，就與陳獨秀大相徑庭。他在《向導》第57、58期連載論文，從經濟發展的規律揭示工黨及工黨社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周佛海認為，工黨組閣“開辟了英國憲政史上的新紀元”，特別是處於“資本主義發源地、素稱穩健的英國”，更“表示資本主義製度在英國已是日暮途窮，差不多要與世長辭了。”他對工黨組閣的意義顯然作了過高的評價。他的具體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馬克思雖然主張暴力革命，同時卻承認和平革命之可能。然而和平革命要在英國這樣憲政發達的國家才有可能，若是憲政沒有像英國這樣而想用議會政策來革命，那是萬做不到的。”第二，麥克唐納領導的黨是社會主義的黨。他認為麥克唐納、斯諾登的主張體現出“勞動黨的精神正在根本推倒資本主義，而以社會主義代之”，他們二人“都是社會主義者”，“當時勞動黨議員都是社會主義者”，“英國勞動黨現在完全是社會主義黨。因之，勞動黨的成功，可以說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功。”第三，工黨社會主義的實現必然是曲折的，目前隻是初步的成功。他警告世人，“決不能以為此次勞動黨成功即為社會主義的最後成功”，由於英國國民性穩徤而緩進，工黨“能夠維持政權，卻難即刻實行純粹的社會主義。因之，我們決不能以為勞動黨成功，為社會主義完全成功”。他預見：“如果勞動黨能夠維持其政權，他必定漸漸向著社會主義去建設”，“這次勞動黨的成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最初的成功。”
從抗日戰爭到全國解放，共產黨人處於戎馬倥傯之中，無暇顧及與暴力奪取政權沒有直接關係的麥克唐納及其主義了。
建國後，我國社會科學界長期受蘇聯的影響，在理論上接受了蘇聯的一些提法。加上1957年以後，左的指導思想逐漸占統治地位，在對待麥克唐納社會主義的態度上，必然是持對立的批判態度。20世紀50—60年代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和包圍，以及中國國內的實際狀況，造成了對外封閉的狀態。這樣，對麥克唐納社會主義的了解就很困難了。195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將於樹生翻譯的麥克唐納社會主義代表作《批評的和建設的社會主義》出版並公開發行。印數隻有2 500冊。該書加了“出版者的話”，說麥克唐納“是徹頭徹尾的改良主義者，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敵人和騙子。”認為麥克唐納“使用一些浮辭濫調和隱晦的語句販賣其改良主義的謬論，無恥地替醜惡的資本主義披上一件社會主義的外衣，企圖以此來挽救當時已走入末路的英國資本主義。”他“還無恥地攻擊和歪曲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攻擊蘇聯和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出版他的著作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了解和批判這一改良主義流派。”此外，在我國大專院校的曆史教材裏，偶爾可以看到麥克唐納的名字，但除了“工賊”的稱號以外，根本不提及他的社會主義理論。在形而上學猖獗的年代，對於麥克唐納社會主義的研究荒廢了。這造成一種奇怪的現象，建國30多年中，至今尚未有一篇論麥克唐納社會主義的文章發表，更沒有關於麥克唐納生平和思想的專著問世。
20—30年代中國人十分感興趣的麥克唐納及其社會主義理論是毫無意義、毫無影響的東西嗎？英國式的社會主義這一流派、麥克唐納代表的那種思潮消失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