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商團叛亂事件的全過程表明，這個事件與麥克唐納政府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1924年9月，英國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在香港幾個英國流氓挑動下，妄圖發動廣州叛亂，進而要當什麼中國的“華盛頓”。香港的英文報紙也跟著大造反動輿論，大吹特吹陳廉伯是“華盛頓”，要他帶領李福林、李朗如為首的商團攻打廣州革命政府，製止孫中山搞“共產”。陳廉伯在英國幾個政治流氓鼓動下，籌集武器彈藥，在香港發行200萬元的債券，盤踞廣州西關地區，準備叛亂。8月10日，陳廉伯用丹麥輪船哈佛號運抵廣州的大批槍支彈藥，被廣東革命政府査出和扣留。陳廉伯便煽動廣州商人罷市。政府亦準備鎮壓。8月29日英國駐香港海軍總司令通知駐廣州英海軍提督，在廣東政府對西關開炮時，要“立即行動”，借以保護陳廉伯叛黨根據地。這確實是對中國革命的粗暴幹涉。英國駐廣州領事及時將這一消息轉告孫中山。孫中山得此消息，立即於9月1日發布了《為廣州商團事件對外宣言》，同時發表《向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書》。這兩個文件中，確有質問和懷疑工黨政府的言辭。《對外宣言》中說：“自廣州彙豐銀行買辦開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後，予即疑彼之叛國行動，有英國之帝國主義為其後盾。但予不欲深信，因英國工黨今方執政，該黨於會議中及政綱中，曾屢次表示同情於被壓迫之民族。故予當時尚希望此工黨政府既已握權在手，或能實行其所表示，至少拋棄從前以禍害恥辱積壓於中國之炮艦政策，而在中國創始一國際公道時代——即相傳為英工黨政治理想中之一原則者。”“惟予覺此項帝國主義的英國之挑戰，其中殆含有更惡之意味。……我政府謀施對付此項叛抗舉動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謂英國工黨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赫，此是何意味乎？”在《向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書》中亦指出：“夫中國反革命黨既屢得英國曆來政府之外交的經濟的援助，而本政府又實為今日反革命黨之唯一抵抗中心，故餘迫於深信此哀的美敦書之主旨，乃傾滅本政府。對於最近此種帝國主義幹涉中國內政之舉，餘特提出嚴重抗議。”更為嚴重的是，孫中山宣布：“從前有一時期，為努力推翻滿清，今將開始一時期，為努力推翻帝國主義幹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看來，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似乎與英國工黨的“帝國主義”行為有關；孫中山對於麥克唐納和英國工黨政府的熱望，大有煙消雲散之勢。這也確是史學工作者麵臨的一大關鍵問題。
考察這個事件全部及事後孫中山的言論，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麥克唐納政蒔與商團事件無關，沒有責任；孫中山的抗議書隻是政治策略中的一個官方文件，目的在於引起麥克唐納政府幹預此事。首先，參與叛亂鼓動的英國人是個別的商人，而不是政府方麵的代表。事後，孫中山一直強調支持陳廉伯的是“有幾個英國人”，“幾個英國流氓，居中離間”，“幾個英國流氓又從中挑撥。”代表政府的領事不僅沒有參與其事，而且與孫中山頻通情報，幫助孫中山對付“那幾位英國人”。孫中山事後還認為：“國領事和我們的私交很好。”這位領事不但在事前揭發了陳廉伯陰謀叛亂的內情，而且與孫中山約定協同行動，他建議孫中山：“至於這種主張（指反對廣東政府。——引者注），隻是幾個英國人的事，我可以報告我們公使，懲辦他們；你們可以辦你們的商團，對付陳廉伯。”孫中山承認：“我知道了這種詳細情形之後，便把那船軍火完全扣留。”這是代表英國政府方麵的英國人幫助孫中山作出的第一個重大決策。英領事還把停泊於廣州附近白鵝潭的英國軍艦接到其提督命令、準備幹涉廣州政府的情況通知孫中山。孫中山承認：“我得了這個通知，便用很正當的宣言，通告英倫政府和世界各國。”至於那位海軍提督的命令，根本不是得到英國政府部門支持的。
其次，英國軍艦事實上沒有介入商團叛亂。孫中山向麥克唐納政府發出抗議書後，英國政府部門及時製止了那位海軍提督的企圖。10月15日，廣東革命政府向叛亂軍隊發起反攻時，商團軍隊紛紛投降，隻有陳廉伯死黨大叫：“再多抵抗幾個小時，白鵝潭的英國兵船馬上就要開炮，打退政府！”但英國軍艦並未開炮。孫中山承認：“所以到後來政府和商團衝突的時候，英國兵船到底是守中立。”可見英國軍艦早已受到政府部門製約，保持中立，根本沒有介入。
再次，我認為還應正確分析英國各殖民地事務與麥克唐納工黨政府的關係。這樣，就能從更高的層次上分析孫中山與麥克唐納的關係。麥克唐納雖然就任內閣首相，但他在多數反對黨的對峙下，無法完全按照個人意誌行事，他不應對英國一切人的一切行為負責。印度和香港這些東方殖民地，集居著一批最保守、最反動的殖民主義分子。他們的殖民史表明，他們做事一般不通過議會，頂多是先斬後奏。至於彙豐銀行這個浸透殖民主義的機構，更是一個“不受君命”的東方霸主。對於它，麥克唐納鞭長莫及，很難控製。再進一步說，既使麥克唐納想控製它，在保守黨反對派多數的壓力下，也未必能使議會通過他的意見。我在本書第三章中提到的政府逮捕共產黨人坎貝爾的事件，就發生在他眼前，他也隻有通過議會來伸張正義，表明態度，無法以首相的權力左右乾坤。當時在封建專製下生活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還不能理解英國的議會民主製度下首相權力受限製的特點。但現在，則應實事求是地來分析這一問題了。
最後，有一點值得注意。麥克唐納的第一任首相執政期為1924年1月22日至10月8日。9月份，正是保守黨政客四處鼓動，推他下台的時候，他自身難保，根本無暇顧及東方。況且，從他對印度殖民地的那種“友好相處、平等往來”、“愈少幹涉越好”的主張中，怎能找出侵略擴張的影子？！從他那反對暴力的社會有機體理論和舍命反對戰爭的實踐中，又怎能采用暴力威脅？更何況，叛亂發生於10月10日至10月15日，這時麥克唐納早已下台了。所以，從主觀到客觀，麥克唐納都與廣州商團叛亂一事無關，他無任何責任。
既然如此，怎樣理解孫中山對麥克唐納工黨政府的抗議和指責呢？1924年夏秋之交，孫中山當時正處於組織北伐、草擬《北伐宣言》的時候。各帝國主義國家分別操縱各派軍閥，將國民革命成果毀滅殆盡。他已看出：“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他對反對帝國主義的重視當然也不是由這一事件引起。正當他全力以赴準備北伐時，幾個英國流氓製造了陳廉伯商團叛亂，弄得革命政府中心起火。他當然看得非常嚴重，急措解決辦法。後來他還沉重地總結這一事件：“我們廣東這次沒有亡省，雖然是天幸，但是已經阻止了北伐軍的進行，擾亂了廣州的商場，弄到全省不太平。”所以宣言和抗議書可以看做他解決問題的辦法。果然，通過抗議這一表示，英國政府有關部門製止了某些人的錯誤行動，說明奏效，之後孫中山也再沒有譴責工黨政府。再說，孫中山對英國麥克唐納政府的抗議，旨在激發工黨政府實現自己的“國際公道”時代的諾言，與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劃清界線。所以，孫中山的抗議，在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呼籲，以敦促麥克唐納政府關心和解決中國麵臨的問題，不足以說明他對麥克唐納及其政府的根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