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人來說，麥克唐納是一個似曾相識的陌生人。在新中國出版的較為詳細的政治、史學著作中，有的提及麥克唐納，但往往冠以“改良主義者”、“科學社會主義的敵人和騙子”的名號，把他打入了“另冊”，將他的政治生涯，說成不是“攻擊馬克思主義”就是“攻擊蘇聯”。這樣，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也便阻塞了對麥克唐納的研究，隻剩了酷似蘇聯某些學者的指責。然而，麥克唐納領導的英國工黨究竟是個怎樣的黨？它的誕生、曆史和現狀怎樣？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理論有些什麼內容？怎樣分析其內容？麥克唐納一生中的實踐活動應怎樣評價？他有沒有對工人階級作出貢獻？他到底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和同盟軍，還是死心踏地的敵人？這些問題一直沒有被深刻地、實事求是地研究過。解放30多年中，中國人研究麥克唐納的書沒有一本，論文沒有一篇。近期，一位專門從事國際共運史研究的同誌看了新出版的《國際史》中載有麥克唐納反對戰爭和宣講社會主義理論的史實，深有感觸，認為：“麥克唐納在當時能做到那種程度，在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行列中都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為什麼把他說得那麼壞？應當重新評價，應當實事求是！”還有的同誌研究了工黨的性質，認為：“麥克唐納畢竟是英國工人階級自己用選票選出來的第一個首相，在資本主義世界裏，第一個主張社會主義的首相！他的許多主張值得現代人深思借鑒！”這種在曆史事實激發下產生的類似反應不勝枚舉。這說明：我們有必要重新清理一下以往對麥克唐納所下的結論，有必要根據史實重新研究麥克唐納，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現對他作一科學評斷，使這個“似曾相識的陌生人”變成一個麵貌真實、瑜瑕分明的客觀的曆史人物。
曆史上的麥克唐納並不是一個與中國沒有關係的人，更不像現代這般陌生。麥克唐納與中國人民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他在中國的影響也很大。
在中國現代史上，孫中山不僅向麥克唐納發過兩次電報，而且在思想上也有許多典同之處。
1.孫中山與麥克唐納思想共同之處
孫中山領導廣州第一次反清起義失敗後，曾於1896年10月1日抵達倫敦。他在倫敦由於遭清廷細作誘騙，在清朝駐英使館被監禁。後來得英國友人相助，英國政府以保護人權為由出麵幹涉，始得釋放。之後在倫敦居住一年之久，與英國人民的交往和對英國社會的了解大為加深。“然予自出險後，相識者漸眾，倫敦及倫敦之外之英人，多因此謬相推愛，頗極一時賓朋酬酢之樂雲。”在孫中山的滿座賓朋中，雖無麥克唐納，但孫中山卻在思想上接觸到了麥克唐納同樣接觸到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受到了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的洗禮，作出了許多類似的結論。所以，他們的思想有許多共同之處。
孫中山像麥克唐納一樣，首先受到亨利·喬治思想的影響。
孫中山留居英爾時，正是英國工人進步思想界正由“亨利·喬治熱”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亨利·喬治的名著《進步與貧困》也深深打動了孫中山。他後來（1911年）介紹說：“美人有卓爾基亨利（亨利·喬治的舊譯引者注）者，一商輪水手也。赴舊金山淘金而致富，創一日報，鼓吹其生平所抱之主義，曾著一書名為《進步與貧困》。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蓋於經濟學均分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一時，為各國學者所讚同。其闡發地稅法之理由，尤為精確，遂發生單稅社會主義之一說。”可見，孫中山十分讚賞亨利。喬治這種“尤為精確”的主張，同時也把“單稅社會主義”化為他的民主主義土地綱領，即平均地權。麥克唐納則在亨利。喬治的影響下，把“土地公有”、“沒收地租為公共使用”，列入他的社會主義改造方案。不僅這兩種具體的結論很相似，而且這兩種主義也被孫中山看作一回事：“民生主義，就是時下底社會主義。”當然，麥克唐納和孫中山的出發點、理論性質不同。孫中山如饑似渴地從歐美吸收著理論營養以解放思想和反封建，而歐美則麵臨從資本主義下獲得解放的問題。孫中山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並想在中國防止資本主義階段，直達他設計的民生主義的大同世界。“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誌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這個“一勞永逸”的辦法即“防止”資本主義的方案。列寧批評孫中山說：“認為在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等，都是極其反動的空想。”“中國社會關係的辯證法就在於：中國的民主主義者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把它改造成為反動的理論，並根據這種‘防止’資本主義的反動理論製定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在理論上，孫中山搬用社會主義的解放措施來解決中國問題是反動的；但在實踐上，卻實實在在地幫助了他製定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所以，孫中山與麥克唐納在受亨利，喬治影響方麵，有相似的反應，但兩個人的理論性質和要解決的問題並不一樣。
孫中山與麥克唐納還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他們都信奉進化論學說。麥克唐納將達爾文的進化論納入斯賓塞的軌道，以社會有機體論為其理論基礎。社會有機體論就是用達爾文學說解釋人類社會發展，他的結論是社會進化要漸進地改良（或叫做改革）。斯賓塞和亨利·喬治的著作大量流行於世，孫中山在倫敦時肯定受到了影響。他常常用進化論來解釋社會，並且也主張漸進或緩進的方法。他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為曆史的重心，歸結到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這已接近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結論。孫中山還很欣賞民權政治“逐漸改良”的主張。他認為西方工運中馬克思派是“快刀斬亂麻”的辦法，另一派社會黨人是“緩進”的方法，中國用什麼辦法呢？他最後還是說：“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社會改造方麵是傾向漸進改良的主張的。他多次領導起義奪取政權，但這並不影響他采取漸進改良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
在這一問題上孫中山與麥克唐納有所不同的是，孫中山把進化論同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他認為：“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隻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隻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他有時還把進化論解釋到很可笑的地步，說：“文明愈進步的人類，身上的毛便是很少；……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個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這樣的解釋就把進化論用過頭了。
孫中山在思想上與麥克唐納的另一個相似點，是他們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孫中山像麥克唐納一樣，對馬克思、恩格斯很尊重，對馬克思主義采取類似的有取有舍態度。他說：“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本文第二章詳細提到麥克唐納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即他不接受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很巧，孫中山也是在這些問題上不接受馬克思主義。首先，他批評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他認為：“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中國今日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和無產專製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其次，他還不接受經濟基礎和物質因素製約著社會發展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他說：“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然不能不先注重生產；……生產是近世經濟上頭一件事。……至於這種大生產所得的利益，資本家獨得大份，工人分得少份。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常常相衝突。衝突之後，不能解決，便生出階級戰爭。”他根據歐美社會改良的現實，認為：“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曆史的重心。”最後，他還不接受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他指出：“照馬克思派的辦法，主張解決社會問題，要平民和生產家專製，用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問題，這種是激烈派”，當然不能讚成。他甚至認為，“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刺餘價值的創造不應歸功於工人，而應歸功於全社會人的勞動；階級鬥爭也不是工人與資本家，而是全社會的人與資本家的鬥爭。可見，他是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