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的是完全獨立……國大黨要的也是完全的獨立。”這種主張顯然是相當徹底的，然而也是其他印度代表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國大黨自身無法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麥克唐納利用印度方麵的壓力，在原則問題上同保守黨頑固派進行了有效的鬥爭，盡力維護印度人民的利益。12月1日的閉會式上，麥克唐納在他的長篇講話中，明確地否定了內閣所謂分省自治的主張，堅持爭取全印聯邦的進步方案。他聲明：“隻要立法和行政都建立在全印聯邦的基礎上，政府就準備承認其職權的組織原則。”“特別指出的是，我的內閣同事們重新把全印聯邦的信念作為印度憲政問題唯一有希望的論斷提了出來。”麥克唐納還信心百倍地宣稱：
“憲法要給各個階級、各個信仰者以保障。……我們已取得了重要的進展，我相信你們還將取得更大的進展。……這兩次圓桌會議從任何意義上說也不是失敗。這種會議必須開，必須克服障礙。……它們不僅使我們喚起英、印人們的善意，而且還觸動了印度曆史上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使我們大家一起來麵對嚴酷現實，集中精力，決心克服困難。……切記，要與我們肩並肩，交換觀點，互相合作。我們將以善意和良機來解決我們現在麵對的問題，我們將看到一個自治自尊的印度屹立於世界。”麥克唐納的閉幕講話改變了會議的氣氛，一再被印度各方代表的歡呼聲和掌聲打斷。甘地十分激動地打斷麥克唐納講話，提議大會向麥克唐納致謝，讚揚他“驚人的操勞”、“鞠躬盡瘁”，“祝賀你經常給予我們以時代感的教導”，“我回印度後，十分高興也有義務轉告印度人民，英國首相以時代感所做出的一切。”“我願一遍、兩遍、三遍，必要時更加經常地、一字一句地學習你的宣言，弄懂字句中的真正含義。”繼甘地之後，回教派代表奎約姆（Quaiyum）也同意甘地向麥克唐納致敬的建議，表示對唆克唐納聲明“十分滿意”，“沒有任何與我不同的意見。”主公代表也讚同麥克唐納的意見。可以說，第二次圓桌會議雖未成功，但在麥克唐納的主持下免於失敗的命運，他為印度進步而鬥爭的立場得到印度各方代表的公認。
第三次圓桌會議對解決印度問題更加不利了。甘地因發動非暴力抵抗運動而被捕，國大黨分裂，隻有印度自由黨與會。由於以國大黨為代表的占支配地位的種姓與回教徒、“賤民”之間形成僵局，麥克唐納隻好於1932年8月發表了《教派自治公裁書》。其主要內容為：所有作為少數派的人都分別設立選區，分別立憲。但這又被印度教的人視為“分而治之”政策的重演。甘地又發動了絕食鬥爭的高潮，反對教派分裂的傾向。看來，印度苦難掙紮了100多每的繁雜的教派分立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這需要時間。麥克唐納最後的議案隻能被理解為這樣一個過渡。
總之，從麥克唐納主持三次印度圓桌會議的實踐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場與保守黨、自由黨不同，他是印度走向解放的促進者，是印度人民的朋友。
3.在印度問題上與保守黨頑固派的鬥爭
麥克唐納在印度問題上的進步立場和政策，是在與保守黨頑固派的鬥爭中實現的。他掌握政策的“度”是：既不能引起獨立工黨的反對，又要使保守黨人不得不接受。
在與保守黨人的鬥爭中，麥克唐納爭取保守黨中較開明的鮑爾溫的合作，集中對付被稱為保守黨“死硬派”的溫斯頓·丘吉爾、張伯倫等人。當丘吉爾肆無忌憚地抨擊政府的圓桌會議計劃時，鮑爾溫被麥克唐納說服，批評丘吉爾的態度，支持麥克唐納尋求“印度合眾國”的探索。以致麥克唐納在日記中寫道：“溫斯頓被分割開來了。鮑爾溫完全拋棄了溫斯頓。”1930年夏季，以張伯倫為首的許多保守黨人頑固堅持西蒙報告，鮑爾溫則向麥克唐納私下保證，他不會支持他們。
為了爭取鮑爾溫這個保守黨魁作同盟軍，麥克唐納下了極大的功夫。他的社會有機體論及其在印度問題上的運用深深影響著鮑爾溫。後者1931年關於帝國的未來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講話，使人似曾相識。他說：“如果要說帝國是個什麼東西，那它就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有機體，我們國內許多人也許忘了這一點。今天的帝國已不是維多利亞女王即位50周年慶典時的帝國了。……它是有機的、活著的、永遠處於進化過程之中，而且進化的速度與日俱增。甚至在幾年以後，也很少有人能預見到那種演進會把較大的自治領和母國的關係發展到何種程度。而且，在這個進化的世界裏，誰也無法想象印度能單獨保持靜止狀態。”這種以進化、有機體演進的觀點分析帝國問題和印度必然走向自治、獨立的道路，在鮑爾溫的思想武庫中是頗為罕見、極其別致的。稍加追溯，即可看清這是麥克唐納社會有機體理論灌輸的結果。有了鮑爾溫這位同盟者，麥克唐納在推行印度自治的鬥爭中就免除了許多後顧之憂，有利於他更好地處理印度問題。
由於這一有利的條件和麥克唐納的持續努力英國議會於035年8月2日通過《印度政府法案》，基本實現了全印聯邦自治的計劃。雖然印度各派對該案從不同角度表示不滿，但印度的統一和自治畢竟向前邁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