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揭露巴黎和會，追求真正的和平結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圍繞怎樣處理戰敗國等問題，仍存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沙文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尖銳鬥爭。戰勝國各帝國主義政府要懲罰德國，重新分割世界，因此采取反民主的路線。麥克唐納認為隻有實現政治民主化、消滅戰爭爆發的報蒂才能爭得持久和平。因而他反對懲罰德國，主張用民主的手段處理戰後問題。這就接近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
正當巴黎和會召開期間，麥克唐納參加籌劃的第二國際波恩大會於1919年2月召開。會議目的有二：代表有組織的國際勞工對巴黎和會施加壓力；重建國際，作為反戰的堡壘。他警告醞釀，中的“國聯”會走向“神聖同盟”的反動道路，批評巴黎和約草案是“兩三個人……把時代設立在秩序和混亂之間的屛障打得粉碎”，其經濟條款將要把德國工人變成“其他國家的經濟奴隸”，這是“斷送和平的一種和平”。他對巴黎和會的黑暗作了生動的揭露：“為了懲罰德國，他們蹂躪了歐洲。億萬個德國人、俄國人、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同他們民族的關係被切斷；疆界被改劃，卻不征求當地居民的意見，豐富的礦產區被外國人擭走，以取悅於資本家們的貪欲。”“這是循著戰爭的邏輯行事。用薊菜葉怎能縫起舒適的服裝？”曆史已證明巴黎和約確實是“薊菜葉縫製的服裝”，既不舒服，又難長久。為了扭轉帝國主義戰勝國宰割世界的局麵，他力倡讓戰敗國德國參加國聯，並反對懲罰德國的政策。為了教育人民，啟迪人民，他於1920年7月訪問德國，向世界披露德國在協約國封鎖中，街上的兒童“因饑餓而瞪著大眼睛”，大學生們“躬首縮脖”，吃著施舍的食物。這些事實木僅揭露了巴黎和會的反動，也激起了人民群眾的同情，拆毀了懲罰德國政策的群眾基礎。
麥克唐納在對巴黎和會的批評和揭露中，進一步闡明了他關於和平的主導思想。與帝國主義割地、賠款的作法相反，他在未來的和平實踐中，正是貫徹了這一主導思想，不割地、不賠款、不懲罰、尊重民族自決權。
4.麥克唐納與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
麥克唐納在消滅戰爭的方法中並不排斥采用革命的方法。這充分反映在他對待列寧及俄國十月革命的態度上。
最初，麥克唐納讚揚和支持了俄國二月革命。這次革命是由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三家共同參加領導的，革命勝利後掌權的是社會革命黨的克倫斯基，麥克唐納於1917年3月15日第一次得知俄國發生了革命的消息時，“極度興奮”，其領導的民主管理協會還向克倫斯基發了賀電。他認為：“如果俄國保持民主，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結束戰爭，並且能夠把它的革命推廣到歐洲。在它的影響下，每個國家都要裉據自己的情況，向真正的國際民主敞開大門。”很清楚，他這位堅定的漸進主義的人物不但不反對革命，而且讚成革命，支持革命，把和平的希望寄托於革命。他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者“與獨立工黨采取的總的立場一致，隻是稍有點極端罷了。”他把俄國的革命成果作為兄弟黨的成果歡迎，“俄國革命帶給歐洲的偉大貢獻就是使德國民主黨人和諸協約國民主黨人達成諒解”，“俄國革命極大地改變了許多人的頭腦，使他們嗔到革命的氣息，感受到革命的情感”，表示要歡迎俄國革命，誓為和平而工作。他一次次爭取出國，到俄國與工兵代表委員會會談，三次寫長信，與克倫斯基討論對國際形勢和反戰、爭取和平的策略。
十月革命發生後，麥克唐納仍沒改變對俄國的基本態度，又把締造和平的希望寄托於列寧領導的新政權。當然他是經過一點轉折的。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並與德國和談後，麥克組納曾擔心會造成災難性後果。他對克倫斯基的例台感到篪驚。但他並不因為和談一事指責列寧。1318年1月他在路塞倫會議上的對俄態度，使他很快與布爾什維克駐倫敦代表李維諾夫建立了密切關係。他與李維諾夫商定後，在議會講演中軟促英政府：“政府可以承認這裏的俄國代表。”“如果達成這種承認，對俄國和木國都有好處。”1918年8月，當英國軍隊在阿昌吉爾登陸，準備幹涉俄國革命時，麥克唐納憤怒地譴責本國統治階級重蹈它們祖宗幫助複辟法國波旁王朝的故轍。而當時的工黨執委會卻持中立態度，把協約國幹涉蘇俄當做既成事實來接受。可見，麥克唐納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其立場和見解都是比較進步的。
麥克唐納與列寧產生分歧後，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態度也是較為客觀的，並不因為政見分歧而否定十月革命。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後，麥克唐納在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能否推廣到沔歐各民主製度的國家等問題上同列寧發生了分歧。他抨擊列寧堅持的共產主義是“前科學的”、“前馬克思的”，隻適合那些“處於前資本主義進化階段的國家”。如果在英國搞俄國那一套作法，“猶如穿著蘇格蘭人的短裙跳芭蕾舞。”在這個時期，他寫了《議會與革命》一書，詳細地評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是非功過，但對十月革命並無惡意。他寫道：“俄國革命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嚇壞了的統治階級和敵對的資本主義對它的攻擊將集中在人們關心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麵。但這次革命是俄國的，曆史傳統和經濟狀況都是俄國的。……曆史會肯定創作者而不會肯定抄襲者。”“社會主義者懂得：通向同一個約定地點，有各種不同的路。俄國的同誌們可以從這條路上來，英國的同誌們則可以從那條路上來。成功之道在於社會主義內部不同意見的合作，而不是放棄全部自由的形式上的統一。”在這本書中他讚揚俄國“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肯定在過渡時期使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為大多數人利益的，是達到民主政治的工具；布爾什維克殺的人要比鄧尼金、高爾察克和協約國劊子手們少得多；俄國的殺人和混亂與布爾什維克主旨無關，“罪惡不屬於蘇維埃而是屬於英、法、美等國。”這樣一個態度，顯然是共產黨人朋友的態度。但是蘇聯評論家列敏卻歪曲了他的形象，說：“他的小市民腦袋的每根神經纖維都是仇視革命的。當麥克唐納講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唾沫四濺，怒氣衝衝，號召舊社會的一切勢力武裝起來反對革命。”這顯然不符合實際。一個頭腦正常的馬克思主義者，麵對上述事實，他任何一根神經纖維也不會得出與列敏相同的結論。
全麵地分析麥克唐納對列寧及十月革命的態度，更加證明他是執行第二國際《巴塞爾宣言》的模範。他能夠以熱情的態度、正確的立場評價十月革命，在與列寧之間存在分歧時，仍堅持高度評價十月革命，他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這一切足以說明，麥克唐納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實踐中，並不反對或排斥以革命消滅戰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