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唐納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理論及其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倡導世界和平的實踐，是他整個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活動和著述，充分表現了他與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相近似，說明了他當時是代表了比較先進的工人階級群眾。當第二國際各黨都可悲地墜入民族沙文主義泥坑、“英勇地”充當帝國主義炮灰，為“保衛祖國”而大顯身手時，歐洲大陸上有一位英雄的議員卡爾·李卜克內西，譜寫了反戰的英雄篇章。但我們不應忘記，在同樣的條件下，當時在英吉利海峽西岸，還屹立著同樣堅強的另一位無產階級的英雄議員拉姆賽·麥克唐納。在大戰到來的時候，一度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海德門及英國社會黨人、占工黨絕大多數的職工大會、費邊社都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完全滾到沙文主義立場上去了。然而，以麥克唐納為首的獨立工黨領導人，卻堅定不疑地執行第二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抨擊沙文主義，冒著政冶和人身迫害的滅頂之災，與資產階級政府堅決鬥爭。這確實是極為罕見、難能可貴的。列寧當時也注意到了他這一不尋常的反潮流的表現：“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中的麥克唐納和凱爾-哈第在抨擊沙文主義。這確實是一個例外。”但列寧當時並沒有對這一使人感到“例外”的瑰象作進一步解釋。
麥克唐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現象隻能從他一貫堅持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政治立場中找到答案。他不僅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且還倡導世界和平運動，開創了西歐政治民主化和世界裁軍運動的先河。他不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反戰，而且在此前後以至終生都堅持維護世界和平的立場。他不僅有行動，而且還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這方麵的理論與實踐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麥克唐納在戰爭問題上的實踐與當時的機會主義者和沙文主義者無論如何也擺不到一起，但是又有人把他歸入考茨基為代表的“中派”，說他是個“社會和平主義者”，不少專著和教科書一直這樣宣稱、沿襲。其實，這是違反事實的。麥克唐納從來也不是個具有特定範疇的所謂“社會和平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社會和平主義者是指1916年以後，帝國主義交戰雙方兩敗俱傷、難解難分之時，配合帝國主義和平煙幕，散布和平輿論的人，代表人物是考茨基。其特點是以“進攻”與“防禦”區分戰爭性質；主張各自保衛自已的祖國；在議會表決軍事預算時投棄權票；在1916年散布和平輿論。按這些特點來看，麥克唐納與之根本不同。他一貫的理論和實踐說明他根本不屬於這種和平主義者。
1.“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對社會進步毫無補益
在理論上，麥克唐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出發點原襄他的社會有機體論。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先軀，他堅持用民主的、漸進的手段改造資本主義，這就需要和平環境。戰爭對他來說是毫無益處的一種破壞和中斷。他認為，“生命有機體無論怎樣奄奄一息，隻要它一息尚存，它身上的破壞力量即寄生蟲的軍隊，仍然可以在這衰弱的有機體上耀武揚威，吞噬其精力，蠶食其本體。”他還認為戰爭作為暴力，代價高而收效微，不可取，“將戰前與戰後情況進行對照，進步極小”，“利用暴力反抗曆史上根深蒂固的、與社會有機聯係在一起的東西，隻是徒勞無益。”
但是，隨著苐一次世界大戰的接進，他對戰爭的性質、態度和策略，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接近了當時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的觀點。
列寧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能分攻與守、正義與非正義的一場帝國主義戰爭。麥克唐納也是這樣認識這場戰爭的。他不僅認為那些“保衛祖國”的機會主義者“在各個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靈魂”，而且號召群眾，“在為戰爭作出犧牲前，應首先弄清楚這場戰爭是否確有必要”，並揭露了“舒舒服服坐在屋裏的人們發布著戰爭應繼續進行的宣言”，挑動英、德、俄各國的仇恨。“德國的軍事獨裁政治對歐洲影響很壞，然而英國的秘密外交對歐洲影響同樣很壞。”他指出本國政府一貫的帝國主義好戰本性：“因為要榮譽，我們打了克裏米亞戰爭；因為要榮譽，我們又攻擊南非，還是為了榮譽，今天這位正人君子又向我們呼籲。……事實上，談論援助比利時的用意就是：你們要發動一場全歐戰爭，這場戰爭要改畫歐洲地圖的現狀。”他不讚成也不肯定交戰雙方中任何一方：“三國同盟以自衛理由組成，但卻成了一個進攻性的同盟；法、俄協約也根本不是什麼自衛的協約。”“任何同盟都不可能是單純自衛的，其動機中必定混有進攻。”麥克唐納自始至終都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不義之戰。
列寧在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實質時曾引用了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一名言，證明當時戰爭是英、法、德、意、奧、俄等國幾十年來推行“掠奪殖民地、壓迫異族、鎮壓工人運動”政治的繼續。麥克唐納也從這一角度考察戰爭。他在下院演說中曾指出：“戰爭不僅是軍事的，同時也是政治的。克勞塞維茨在他的名著《論戰爭》一書中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如果我們不注重戰爭的結局，便失去了戰爭帶來的機會。……這回戰爭的結果應該是也必須是徹底鏟除以前戰爭的原因。”他還從這裏出發，指出各交戰國發動戰爭的目的中，都有鎮壓本國革命力量和勞工運動的性質，更深入地從政治角度揭示了這場戰爭的反動性質。他回顧了曆史上起了反動政治作用的戰爭：“克裏米亞戰爭耽誤了英國的改革，粉碎了格萊斯頓1853年的財政計劃，在對激進派的鬥爭中向生活的新氣氛反攻倒算。今天俄國開始這場戰爭是為了在芬蘭推行反革命政策，並鎮壓杜馬的自由，以免它在和平時期帶來嚴重的麻煩。法國盡管有社會主義者在內閣之內，它又倒退到了軍事政府的地步。”
麥克唐納還認為促成大戰爆發的原因是各資產階級政府和秘密外交；這種秘密外交是彈奸民意的反民主行為，應當堅決反對和鏟除。他說：“在外交事務的責任方麵把公眾輿論排除在外，這就提供一個方便條件，在這種條件下威脅公共和平的階級在各國都抬頭興起。秘密外交則允許這些危險的國家作惡。”“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和英國的軍國主義都因秘密外交而得到加強。”
“德國和我們本國的外交動機都保持在秘密狀況，他們一直下降到最壞的程度；8月4日就到來了。”他還指出，戰爭是在沒有民主批準的情況下秘密諒解和秘密外交的結果。“戰爭向我們揭示出，危險不在於軍國主義這個第二位的東西，危險在於階級的外交。由於這種外交，德、英等軍國主義才得以立足。……消滅這種外交就是戰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必須要為之奮鬥的目標。如能成功，這場大戰就是最後一場戰爭；如果失敗，那麼這次大戰隻不過是一係列爭鬥的第一幕。”這種把秘密外交作為大戰爆發直接原因的觀點，正是列寧所讚成並堅持的第二國際《巴塞爾宣言》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