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和國內政治危機的衝擊下，麥克唐納並沒有像激進派主張的那樣“推行社會主義政策，如果失敗就解散議會，舉行大選，籲請國民決定國是”，而是於1931年8月24日提出了第二屆工黨政府的總辭呈，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新的“國民內閣”的首相，與保守黨、自由黨共同組成一個所謂“全國一致的政府。”這屆政府占去了麥克唐納大部分晚年時間，他的首相職務延續到1935年，之後與鮑爾溫調換職務，改任掌璽大臣，直至1937年11月9日逝世為止。
麥克唐納在這一時期的實踐活動是最能激起人們非議的。他脫離了工黨，並在政府中與工黨處於反對派的地位。“麥克唐納與他的工黨之間的鬥爭中誰是誰非的問題，從那時起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麥克唐納是工黨的‘叛徒’，還是國家的‘救星’？”當時工黨中大多數人認為麥克唐納背叛了工人階級，從而對他大加譴責。當代有些史學家在接觸到麥克唐納大量檔案資料後，卻認為：“由於1931年的分裂，勞工各界對他的那種普遍敵對情緒則是荒誕無稽的說教而不是曆史。”爭議歸爭議，但從客觀效果看，麥克唐納在工人運動中的地位從那時起確實轉入衰微時期，他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由此幾乎走入絕路。這無疑他一生事業的轉折點。除了在外交和殖民政策等問題上他仍堅持自己的一貫主張並取得一定成績外，他在國內政治中確實落入保守黨人為他設下的陷阱。這是他的哲學思想和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缺陷和錯誤給他帶來的必然的悲劇性結局。它不僅說明一個領袖脫離了群眾是多麼微不足道，更說明了一味講係統、講整體、講有機而忽視非係統、局部利益和鬥爭的意義，是多麼玄虛飄渺，無能為力。當然，即使對他這一段的實踐，也要作全麵的、實事求是的分析。
1931年的“八月事件”中，麥克唐納領導國民政府采取了保衛金本位，減少失業津貼的措施，遭到其他工黨領導人反對，“這就給工黨留下了一個……‘大背叛’的神話。”從那時起，各種猜測五花八門，各種評論千差萬別。當時的讚譽者不乏其人，黨內的要人如帕金遜（J。A。Parkinson）、阿諾特（J。Arnott）、格斯靈（A。Gossling）、阿蒙（C。Ammon〉、艾德禮（C。Attlee）、裏齊（W。Leach）、泰勒（W。B。Taylor）等十幾名人士分別向麥克唐納表示信任、理解或支持。一般黨員寫信支持他的人也不少。西海姆選區的工黨分部對麥克唐納表示了敵對情緒，但馬上就有許多人表示不同意，其中有趣的是有九位礦工的妻子聯名寫信致麥克唐納，表示：“看到西海姆黨部對你的態度，我們表示最大的遺憾。我們是幾個想向你表示同情的伊星頓煤礦的礦工家屬。我們知道你一直在為我們盡力工作。不管西海姆的黨怎麼說，你現在和將來都會得到我們衷心的支持。”但是最帶刺激性的評論還是來自反麵。他在看到許多譴責他的書信、文章後，說：“最壞的就是我似乎被當成了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叛徒。”工黨理論家拉斯基（H。Laski）略帶嘲諷地評論說：“當危機到來時，他看到：過去他認為是避免分裂的閘門實際上正是通向安定的大道。而這是他所追求的。他會在天國裏逍遙自在……綬帶已係在他身上，他有生之年是不會受到曆史判決的。”許多人繼之而起，紛紛說工黨被麥克唐納背叛，而這種背叛是當謀已久的。最典型的要算韋伯夫婦，他倆異口同聲地重複著：麥克唐納在這場政治鬧劇中“既是劇本作者，又是生產廠家和主要演員。”這種把整個事件理解為個人陰謀的意見並不占主導地位，當時主要的評論，認為“八月事件”是“銀行家的一個圈套。”在眾說紛紜中，最有說服力的還是事實。
1.國民內閣的組成是不是麥克唐納長期策劃的結果？
隨著史實的不斷披露，把國民內閣的組成說成是麥克唐納陰謀策劃的說法已沒有多少市場了。但是，有兩個問題有待證實：麥克唐納是否與保守黨或自由黨策劃過此事？麥克唐納是否長期以來就在醞釀一個國民政府？把這兩個問題搞清，問題的基本脈絡也就清晰了。
麥克唐納在危機中內外交困、走投無路，曾於1930年5月開始，尋求與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合作，但是從未策劃過與國民內閣有關的事。1930年6—8月，麥克唐納與自由黨的領袖勞合-喬治進行了短期的合作，主要是反對保護主義。勞合-喬治認為，“如果我們不能挽救時局，我們大家、無論自由黨還是工黨都得被保護主義的巨浪衝走。”而麥克唐納隻是在農業問題上把他看作一個盟友，並不同意他的失業政策。沒有自由黨人的支持，工黨就保不住執政地位；而沒有工黨政府，自由黨也就無法通過選舉改革法。雙方經過討價還價，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當時與保守黨的合作尚不可能。
在1931年8月的政治危機中，自由黨人轉趨活躍。8月20日，工黨內閣大臣格萊海姆會見自由黨魁塞繆爾，塞繆爾並未像以前那樣趁火打劫，而是同意在削減失業保險金方麵采取“大膽行動”。翌日在麥克唐納召集的三黨六人巨頭會議上，自由黨和保守黨中途退場，單獨達成三點協議：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崩潰；政府必須盡責；推動政府的方式是以趕其下台來威脅而不是伸出幫助的手。這顯然不是對工黨政府的友好態度。雖然在當天第二次三黨巨頭會議結朿時，塞繆爾和麥克林（D。Maclean）單獨會晤麥克唐納和斯諾登，引起有的史學家注意，但自由黨在8月22日的三黨巨頭會上，還是按照與保守黨的協定一齊向麥克唐納施加壓力，以議會開會時打敗工黨政府進行威脅。第二天（8月23日），國王回倫敦，自由黨魁塞繆爾麵告國王：如果工黨政府能自行進行節支，這最好；如這不可能，“最好的替代方案”便是一個以麥克唐納為首相的、代表三黨的“國民政府”。這是自由黨人第一次正式提出國民政府的主張，而且是作為第二方案提出的。自由黨有自已的如意算盤，它想在各黨相持不下時從中漁利。它可以聯合保守黨迫使工黨削減開支，它又可以聯合工黨迫使保守黨放棄保護關稅。而且，斯諾登這樣的自由貿易主義者任財政大臣，總不致於走保守黨的道路。自由黨這個態度並不是與麥克唐納策劃的結果，而且它作為一個必須依附於工黨或保守黨，的小黨也無力左右形勢。此事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英國關於這一事件的文件、談話記錄、私人信件都已公開化，並沒發現麥克唐納策劃組織國民政府的一點根據。可見不能證實麥克唐納與自由黨策劃過國民政府。
保守黨作為一個有實力的大黨，更沒有必要和可能去同麥克唐納策劃組織國民政府。麥克唐納與保守黨領袖鮑爾溫關係並不壞。但是，保守黨把保護關稅與自由貿易之間的分歧看得很重。鮑爾溫公開聲明：在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侈談什麼我們之間的團結是荒唐可笑的。”直到1931年8月前夕，保守黨魁鮑爾溫仍把保守黨視為全國大團結的基礎，也是“組成一個全國性的黨的唯一基礎。”雖然黨的下層有一種與他黨聯合執政的輿論，但保守黨的“影子內閣”中都一致反對聯合執政。鮑爾溫直到8月23日晚間還想組織自己的內閣，甚至到了8月24日國王作最後諭示前，還在盤算著當下屆政府首相。他是決不會與麥克唐納策劃組織國民政府的。況且，他在8月13日才從法國休假歸來，參加完當天會議後又赴法國度假，直到8月23日決戰時刻才回倫敦。他旅法期間，把黨務交給了張伯倫（N。Chamberlain）處理。以後的三黨巨頭，會議，都是由張伯倫和霍爾（S。Hoare）出席的。張伯倫一心想著推翻工黨政府，舉行大選，由保守黨上台。在8月20日至22日，保守黨單獨召開了與銀行家、黨魁、自由黨黨魁的磋商會，唯獨沒有與工黨政府人士單獨磋商。張伯倫的態度是既向工黨政府施加壓力，迫其削減失業津貼，又在征稅問題上保留自由行事的權利。8月22日的三黨巨頭會議之後，他認為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都已解決。直到8月23日下午，麥克唐納去見國王時，他還認為：“這隻不過是麥克唐納向他自己的內閣施加壓力的一種把戲。我認為：他們都會承認，危機已結束。明天我又可以北上度假去了。”他根本不了解局勢的發展，錯誤地判斷了結局。因此，他也不存在與麥克唐納進行策劃的可能。說他是八月事件和國民內閣的“唯一設計師”、“挫敗麥克唐納並使工黨下台”，是牽強附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