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唐納領導工黨在大選中獲勝後，不少進步人士都歡欣鼓舞。在外交方麵，他們認為：“新式外交的清風，將吹遍全球。”工黨的對外政策，確實帶有自己全新的風格，與保守黨大不相同。最帶有政治敏感、與保守黨針鋒相對的就是處理英蘇關係的問題。麥克唐納不僅在《勞工與國家》中提出了恢複英蘇邦交的主張，而且在實踐中堅決落實，一舉解決。這堪稱英國外交史上的又一壯舉。
對於麥克唐納政府的這一實踐活動，許多學者持回避的態度。英國一些平允的學者生怕把麥克唐納臉上塗上親蘇的紅色彩，所以一般關於麥克唐納的著作中根本不提或一語帶過，不願多說。蘇聯一些學者，則怕把麥克唐納說得“太好”或“對蘇友好”，從而抵消了對他的批判，所以也不願記載或評論這一複交事實。蘇聯在1965年出版的洋洋幾百萬言的《外交史》中，竟對此不置一辭，令人大惑不解。它隻是說：“工黨政府……不可能去公開領導反蘇運動。”另一教科書雖然譴責工黨“對外政策，與保守黨毫無差別”，但是也承認將“英蘇關係除外”。為了充分認識英蘇複交的實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考察。
1.麥克唐納與保守黨政府對蘇政策的比較
從總體說來，保守黨是一貫地、全麵地反蘇，工黨政府則一貫地、堅定地與蘇友好，保持邦交正常化。具體說來可分為幾個對照麵：
第一，曆史地對照兩黨的對蘇態度。保守黨自從俄國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便持武裝幹涉的態度，以後一直敵視蘇俄，並一再破壞英俄關係。1920年5月8日，聯合內閣中的保守黨魁、外交大臣冠鬆（G。N。Curzon）發布了最後通牒，向蘇俄挑釁。在1922—192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英國反俄空氣濃重。1924年末上台的保守黨政府首先拒絕批準工黨政府與蘇聯恢複邦交的文件，並製造了“紅信”事件以反蘇反共。1926年10月保守黨的斯卡巴勒大會上，作出了與蘇聯斷絕貿易和外交關係的決議。1927年4月，英國保守黨人挑動中國的張作霖政府襲擊蘇聯駐京全權代表大樓。不久，5月12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出動警察襲擊並査抄蘇駐倫敦商務代表團大樓，並於5月23日正式提出與蘇斷交。當年，英國保守黨政府又積極組織英、法、德等國搞“反蘇運動”，並成為該運動的組織領導者。這就是保守黨人的表現。他們作過對蘇友好或緩和的事沒有？一點也沒有，也決不會有。
工黨對蘇態度也是一貫的，不過與保守黨人截然相反。他們參加過反對幹涉蘇俄的運動。工黨政府剛一成立就承認蘇俄，首開正式承認蘇俄的先河，解除了蘇俄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滿足了它爭取喘息時間的願望。當1927年保守黨人斷絕與蘇外交關係時，工黨在議會為蘇聯駐倫敦外交人員餞行。1929年它剛一執政又立即恢複了被保守黨中斷的邦交關係。
在曆史上，凡是英蘇斷交，都是保守黨幹的，凡是英蘇建交、複交，都是工黨做的。這兩個絕對清楚的事實，足以說明兩黨的一貫立場是多麼不同。
第二，兩黨在對蘇態度與內政決策方麵的原則區別。保守黨與蘇絕交，是與其國內反共、反革命的政治立場聯在一起的。他們仇恨一切社會主義學說，當然也仇恨共產黨人。他們製造“紅信”陰謀，是為了破壞國內社會主義政黨——工黨的當政。他們放肆地宣揚蘇聯“赤色危險”，是為了鎮壓革命人民，逮捕並審判12名英共領導人。它製造“俄國盧布支援了礦工”的謠言，是為了迫害礦工，破壞礦工罷工。它製造橫暴的阿克斯樓事件，是為了在國內推行反動的、鎮壓工人的《勞資爭執法》。所以，國際政策的反動正是國內政策反動的表露。一個仇視工人階級的黨在當時是不可能不反蘇的。
工黨則不存在反蘇的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相反，它倒是存在對蘇友好、和平共處的主、客觀因素。它是工人階級大眾組成的黨，有社會主義的奮鬥目標，有與資產階級進行合法鬥爭的傳統和經驗，它在本質上是當時共產黨人的同盟軍而決不是敵人。雖然麥克唐納和工黨拒絕接受蘇聯推行的暴力革命的口號，也不同意當時蘇俄搞的專政措施，但是麥克唐納認為各國有各國的情況，並不想幹涉或指責蘇俄的作法。執政以後的主張是建立正常邦交，和平共處，平等往來，互不幹涉。他早期也曾批評過蘇俄把暴力革命強加於人的作法，他說：“俄國革命產生的革命宣傳與幻想……拋棄了馬克思曆史的、科學的方法，而采用了馬克思恩格斯所深惡痛絕的抽象的哲學。”他這種態度不但不能說明他是敵人，正好說明他是共產黨人的弟兄和戰友。所以，麥克唐納及其領導的工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執行反蘇的政策。他們在國內為工人階級爭取權利，在國際上也絕無損害社會主義國家及兄弟的共產黨人之舉。資產階級保守黨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人的謾罵，不僅為共產黨人所痛恨，也為工黨所不容。麥克唐納在反對黨時期挺身而出為共產黨員合法自由權利辯護，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