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關於“活命工資”的綱領。“活命工資”最早起源於1924年獨立工黨年會，當時艾倫領導了一個特選委員會，以經濟學家荷伯遜（A。Hobson）為常務主席。不久就草擬出一個討論稿，主要內容是主張設立一項帶有子女津貼的基本工資方案。後來內容有些變化，強調建立廣闊的國內市場，使一切工廠為滿足國內人口需要而經營，解決失業引起的消費低下的問題。至於最後發表的題為《我們時代的社會主義》的“活命工資”綱領，則與原來的意義大為不同。這個綱領性文件指明：“獨立工黨把‘活命工資’視為首要的正義要求。如果我們有勇氣沿著它的邏輯路線前進，它便具有把我們迅速引向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為了實現“活命工資”這個總綱領，“需要設立國家銀行體係控製通貨和信用”，“食品和原材料進口國有化”，“鐵路、煤礦、發電國有化”，“發展並改造農業，土地公有製”，“建築工業和建材工業國營”，……他們認為，“這一係列的措施就奠定了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因此，“為了準備必要的經濟改組措施，應采取緊急步驟，以便使工黨毫不遲疑地準備提出這些措施。”總之，在麥克斯頓主席手中，“活命工資”已成為一套完整他社會主義策略的理論。獨立工黨不但形成了極左的理論，而且直接訴諸行動。他們公開批評：“在麥克唐納領導下的前座議員們已陷入機會主義。它根本不打算實現社會主義。”1928年7月7日麥克斯頓等人在格拉斯哥召開會議，發動一個開展“活命工資”宣傳、反對工黨政策的戰役。雖然黨內發生分裂，但也畢竟有些地方支部勉強接受了麥克斯頓的政策，在工黨內部造成極大的混亂。他們甚至還在工黨1927年年會之前，撤銷了提名麥克唐納為司庫的慣例。這顯然是對麥克唐納的一個示威。
當1926年3月“活命工資”政策剛一發表，麥克唐納就立即批評這些提法。他認為，如果采納了這些作法，“作為一個叫人很難接受的最低工資問題，就會像一輪磨盤石一樣吊在工黨議會黨團的脖子上。”因此，他反對議會黨團受理這類提法。他對這些鼓動者表示既不讚成又不理解。他再三強調實現社會主義不能急躁，並指出，即使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還尚且發現社會主義是兩代以後的事。如果工黨政府企圖超過他們，那或遲或早“必然會壓製自由和出版，也許還要增加些獄吏”。他還寫道：
“如果我們能夠使人民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思考和行動，那麼社會主義就近在咫尺了。我們的許多實際問題將會消失，因為這些問題不在於其本身，而在於公民的頭腦中。”他認為，實現社會主義，不僅要重視形式上的變革，而且更要重視人的本性的改造，即在知識和品德方麵的改造。他還指出獨立工黨由於執行極端政策而變得無關緊要；“由於獨立工黨越來越成為一個政治黨派，社會主義者也日益懷疑它的作用。在政治問題和方法問題上，獨立工黨還不如工黨議會黨團正確些，在宣傳社會主義方而，獨立工黨要比任何政治團體能幹得多。……作為一個政黨的一翼，獨立工黨已微不足道了”。他還針對“活命工資”綱領反映出來的急於奔向社會主義的情緒，說：“社會主義的危險就在於它隻被當成與資木主義鬥爭。”“社會主義的政治建設確實有被封在粗製尿壺中的危險，而獨立工黨搞的這類運動卻正在把它引入泥潭。”有人把當時獨立工黨激進派的思想作了一個總結，即：他們認為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破壞資本主義；而破壞資本主義所需要的一切，則是盡可能激烈地開展階級鬥爭。對於這一套邏輯，麥克唐納是絕不相信的。他不相信立即實行一些經濟措施便會帶來社會主義。這種對社會主義改造任務艱巨性和長期性的認識，有其正確的一麵。有些從實際出發的結論，對於科學社會主義者也有某些借鑒作用。
在這場爭論中，麥克唐納還有一點是可取的。他把麥克斯頓等激進派頭領與起草“活命工資”的主持者嚴格區別開來，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棍子打去。他在1926年3月致彭菲爾德（M。Bonfield）的一封長信中，就說明了：他把獨立工黨頭領們發表的“決議案和宣言”與“投入大量精力的研究工作”區分開來。前者“隻不過是使任何其他人民對政治策略或觀點感興趣的輿論”；而後者“卻是對於每個人都感興趣的社會主義進程作了最認真的思考。”這樣，他在爭論中較準確地抨擊了麥克斯頓等人，而沒傷害最初幫助調查、起草有關基本工資草案的許多無產階級知識分子。
3.大論戰的結局
工黨的這場綿延整個反對黨時期的大論戰，以雙方更加對立為結局。這對於勞工運動是不利的。
首先，這次論戰的發動者獨立工黨激進派領袖並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當初的目的是對工黨議會黨團施加壓力，使其放棄改良主義政策。這個目的並未達到。麥克唐納根本不理睬他們提出的主張，並且提出了批評。他們的“活命工資”主張並未得到本黨地方支部的堅決支持。獨立工黨的基地蘇格蘭地方委員會就公開與麥克斯頓的宣傳戰役脫離。堅決擁護麥克斯頓的隻有蘭開廈分部。1928年麥克斯頓發動攻勢的大會，以慘敗而告終。麥克斯頓得不到任何有組織的支持，獨立工黨的議員大部分還是支持麥克唐納的政策。
其次，加速了工黨的分裂和獨立工黨內部的分裂。由於《宣言》全麵地推翻了工黨一向奉行的政策，獨立工黨與工黨之間的裂隙加深了。至1929年，麥克唐納一向視為其老政治基地的獨立工黨，已成為與之敵對的領土了。同時，左翼領袖們也沒有能控製整個獨立工黨，獨立工黨內部的分裂愈益明顯。自從《宣言》發表後，與麥克斯頓對立的另一派獨立工黨領導人團結在達蘭（P。J。Dollan）周圍。這個獨立工黨內的反對派與麥克斯頓派實力相當。他們之間在政治上無法達成任何協議。這使得勞工運動遭受了損失。
最後，埋下了日後複雜的黨內鬥爭的伏線。“柯克—麥克斯頓事件”隻是工黨與獨立工黨之間真正意識分歧的一個序幕。此後，少數左翼分子開始結合，繼續準備作新的衝擊。自從1929年以後，他們攻擊的重點不再是個人或工黨，而是著重抨擊漸進主義的政治哲學。序幕已經拉開，反映在英國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不同思想和傾向，將編織出更加紛繁雜亂、光怪陸離的黨內鬥爭。工黨也隻能在這種永無休止的黨內鬥爭中選擇自己的道路，組織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