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唐納政府在1924年的政策，是在保守黨、自由黨製約下的變態政策。它隻能在其他兩黨的同意下，向著自己認定的社會主義方向推進，而不能直接貫徹自己的社會主義政策。這種狀況，自由黨魁阿斯奎斯說成是工黨“被砍掉了利爪，所以沒有比當時更安全的進行工黨執政大試驗的時機了。”麥克唐納政府的局限性引起了許多激進的工黨黨員的不滿，特別是克萊德河畔那些獨立工黨黨員的不滿。麥克唐納執政一結束，他們便發起了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策略問題的爭論。較為突出的問題，一是獨立工黨1926年3月提出的新綱領——《我們時代的社會主義》，二是以《柯克一麥克斯頓宣言》（1928年6月21日）為代表的爭論。這次大論戰牽涉到工黨社會主義的基本策略問題，並因此衝擊到組織統一和工黨領導集團的組成，影響是很大的。
1.產生大論戰的原因
這場大論戰在工黨政府垮台之後發生，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第一，由於對1924年工黨政府施政實踐的反思。獨立工黨中的許多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工黨政府應該推行它一貫宣傳和堅持的社會主義主張。如果因堅持社會主義政策而失敗，則應解散議會、訴諸全國投票裁決。一言以蔽之，要麼上台搞社會主義，要麼在野做反對黨。但工黨政府卻走了另外一條路，一條迂回曲折地貫徹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在有的問題上甚至根本沒有傳統社會主義概念的味道。這就引起了激進的獨立工黨領導人的憂慮：
“英國勞工運動被引向何方？這是長期以來我們深為擔憂的一個問題。”“我們再也不能眼睜睜地忍看30年的熱心工作毀於一旦，去與資本主義搞和平共處或向我們的死對頭資本家們的哲學妥協。”這些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最初把政府的失敗歸罪於麥克唐納等領導人，因而著力攻擊個人。1924年底獨立工黨執委會曾作出決議：“議會黨團執委（包括領袖在內）應當一年一選。”
1925年年會上又出現了饒維特（F。W。Jowett）關於改革議會黨團的建議並獲通過，“這表明獨立工黨表達了對麥克唐納操縱的內閣製度的厭惡。”這一提案的出發點是內閣政府製和麥克唐納個人領導的失敗。工黨另一位重要領導人貝文，在政府剛垮台時就拚盡全力地要罷免麥克唐納的領導。後來，由《我們時代的社會主義》的發表為標誌，獨立工黨對麥克唐納個人的攻擊改為對工黨基本理論即漸進主義的攻擊。“獨立工黨為自己提出的任務就是在這一代人中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這是典型的反漸進主義的主張，不管它正確與否，無疑表達了對麥克唐納政府實踐的不滿，並攻擊到了那種實踐的裉源。這是爭論的起源。
第二，由於英國共產黨人在獨立工黨內部的活動和影響。英共從1925年起就利用它滲入獨立工黨地方支部的力量，發動了“左翼運動”。其目的有二：推動工黨大會讚成英共加入工黨，從內部影響工黨的政策。獨立工黨的許多領導人和許多支部都受到英共主張的影響，偏向激進，參加了這一運動。1927年9月，“全國左翼運動大會”召開，獨立工黨許多基層支部和地方協會都參加了大會，並與共產黨的地方支部建立了合作。他們不僅反對工黨當政，而且從一開始就尖銳批評工黨的政策。1925年5月，布萊福德批評工黨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的失業方法：“我們自己的黨、我們自已的前座議員們，看來就像他們的政敵一樣軟弱無能，他們太忠實於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想。”當1928年工黨競選綱領《勞工與國家》發表後，有人就批評說：“工黨綱領最可悲的特征就是缺少走向社會主義的進步計劃。……而我們是不會陷入這種社會主義的。”一些英共領導人公開參加評論工黨內部事務。英共發言人杜德（R。P。Datt）宣傳說：“獨立工黨公開地抨擊和批評工黨的官方政策。工黨的領導人一方（其中大部分也是獨立工黨成員）也在惡毒地攻擊獨立工黨。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對於它自己的黨員正在執行的政策，表現了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這樣的批評和宣傳，使工黨內部關於黨的政策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爭論更加沸騰起來。英共在工黨內部的爭論中起了積極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所共知的許多批評也是來自英共方麵。
更加令人注意的是，英共領導人主動導演並操縱了《柯克—麥克斯頓宣言》發表前後的一係列活動。英共中央委員加拉赫等人直接參加了起草《宣言》的委員會。麥克斯頓邀請全國礦工協會主席柯克（A。J。Cook）時，就是以這個委員會的名義。那個向工黨挑戰的《宣言》，雖然由柯克和麥克斯頓簽名發表，但卻有證據說明它出自加拉赫的手筆。加拉赫在回憶當時情況時寫道：“應柯克的要求，我帶他到下院談話。這是他們第一次聚會。我們很快認真考慮了要辦的事，並且決定由我起草一份宣言並由他們之中的兩個人簽名。這是應該充分注意的，而宣言就產生了。”英共參與《宣言》一事，還可以從《宣言》發表後英共的反映得到佐證。《宣言》發表第二天（1928年6月22日），英共中央就發表了一項決議案，歡迎柯克和麥克斯頓的行動，但同時卻批評這個文件本身“軟弱無力，多愁善感”。加拉赫與自己的中央委員會配合如此默契，可見他是代表英共中央參與並推動《柯克一麥克斯頓宣言》起草的。正是這一宣言，把工黨內部關於社會主義策略問題的爭論推向頂峰。
第三，獨立工黨領導入的更迭，為爭論的公開化創造了條件。麥克唐納領導的工黨議會黨團與獨立工黨的分歧早就埋下了伏線。1918年以前，獨立工黨作為工黨內的唯一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團體支配著工黨的政策。1918年工黨黨綱接受了社會主義並規定了個人黨員的章程，獨立工黨不再是唯一的社會主義組織；地方工黨分部的建立，也取代了獨立工黨控製地方組織的地位。因此獨立工黨部分領導人日益不滿。麥克唐納曾致艾倫說：“假如我說從我執政時到現在從未得到過獨立工黨的支持，我是不公正的；但是那樣講隻不過有點誇大而決不是憑空講的。”但是這種不協調的關係，由於獨立工黨主席艾倫的領導，一直維持得平安無事。艾倫與麥克唐納的關係較親密，經常說服獨立工黨的不滿分子服從工黨的政策。但是，隨著獨立工黨三個領導人的更迭，問題就再也捂不住了。這三個人事變動便是艾倫、布萊福德和斯諾登辭職。
據獨立工黨機關報宣稱，艾倫辭職是“由於患病”。實際上他是被逼下台的。他辭職有兩個直接原因：一是麥克斯頓等人在工黨利物浦大會上討論土地國有化時，投票反對國有化進程中的賠償政策。艾倫對此很看重。後來，1925年10月21日，他致信麥克斯頓說：“你在利物浦大會上的政治行動也是使我所作出一切行動的最重要的因素。”正是這一點決定了艾倫辭職。二是因為獨立工黨拒絕麥克唐納兼任《社會主義評論》主編一事。1925年9月獨立工黨全國執委會為了控製自己的黨員，使其遵循本黨的總方向，拒絕麥克唐納擔任《社會主義評論》主編。艾倫作為該黨主席感到很為難，無法向麥克唐納交待。因此，他於1925年10月1日正式辭職。一個十分激進的，一直與麥克唐納唱對台戲的人物麥克斯頓繼任獨立工黨主席。穩健的政策、團結的路線被拋掉，極端的、好戰的政策占了上風。艾倫辭職後，《新領袖》報的主編布萊福德也被撤換。獨立工黨激進派攻擊他辦的報紙“知識分子味道太濃”，還攻擊他每年撈取一千鎊的薪水。其實，最要害的原因是他不同意將《新領袖》報辦成獨立工黨執委會的工具。麥克斯頓在1927年獨立工黨秘密召開的年會上的報告中批評說：“布萊福德要求該報紙完全由編輯部獨裁控製。我不能容忍這一點。”布萊福德被撤去主編職務，為麥克斯頓發動抨擊工黨政策的宣傳戰役提供了一個陣地。斯諾登的退黨聲明更使獨立工黨處境難堪，爭論蜂起。斯諾登於1927年12月聲明退出獨立工黨。他在退黨聲明中說：“由於工黨決定吸收個人黨員並宣布堅持社會主義，獨立工黨作為單獨政黨而存在的理由已經消失。獨立工黨的存在隻不過是把工黨的作用重複一遍。獨立工黨組建了工黨，這已經為實現社會主義國家作出了貢獻，因此，獨立工黨已經得到滿足，應當自行解散，融合於工黨之中。”這就等於宣布獨立工黨沒有存在的必要，取消了激進社會主義者占據的陣地。因此，獨立工黨在這種威脅麵前，對於斯諾登的錯誤的財政政策和麥克唐納的政治冷靜主義再也不能容忍。所以獨立工黨這三個重要的人事變動，奠定了大論戰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