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大會的決議雖然堅決，但仍留下了英共在工黨內活動的空隙。許多共產黨員利用自已的工會會員身份，照樣從集體黨員的那條渠道出席工黨大會。而各地工會又有自由決定吸收會員的權力。所以，1924年的決議實際上並沒有阻止英共黨員在工黨內的活動。這期間，英共掀起的“左翼運動”波及到工黨各地支部，控製了許多工黨的地方組織，帶領他們反對工黨的全國執委會領導。有鑒於此，1925年在利物浦召開的工黨大會作了進一步的限製。會上，當一位與會代表提議反駁工黨執委會關於不提名共產黨人為工會大會和地方組織的代表時，大會以287萬票對32萬票的多數否決了這一提議。工黨執委會關於禁止共產黨員為工會代表的決議案，也在大會上被269萬票對48萬票的多數通過。麥克唐納領導下的利物浦大會的決議在工黨內獲得一片讚揚，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工黨排斥英共的情緒。格拉斯哥的工黨黨員凱爾（G。Kerr）報導說：“格拉斯哥所有的地方、所有關心黨的尊嚴和穩健的人都對您在利物浦大會上的巨大作用和影響感到無比振奮。您在全國範圍內挽救了黨。”威爾士的工黨議員詹金斯（W。Jenkins）致信麥克唐納，寫道：“對於您利物浦大會上的立場深感欣慰。它提高了您原有的良好聲譽。阿伯拉文地區也處於高度興奮中。”一向對麥克唐納十分刻薄的韋伯夫人也認為麥克唐納“幹得漂亮”，“重振了他的領導權”。這可以說是麥克唐納領導下的工黨第二次排斥英共的高潮。此後，英共在工黨內部失去立足之地，轉為單獨活動了。
後來，1928年的工黨伯明翰大會，更加嚴密地規定了防範英共滲入的措施。它規定：第一，在公眾選舉中，站在工黨對立麵的候選人，工黨不予以信任；第二，工黨所反對的代表和非工黨的代表不許出席工黨大會和地方支部會議；第三，在工黨地方支部和所屬工會講壇上，不允許非工黨人員發言。可見，工黨對英共保持了清哳的界限，嚴防他們進入工黨內部活動。這樣，也就使英共與廣大工人群眾脫節，其組織逐步萎縮，其影響日益微弱，再也無法與工黨抗衡了。
從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角度看，工黨堅決排斥英共加入，不利於無產階級的聯合奮鬥，但是，從曆史發展的長遠觀點看，工黨排斥英共，實質上是排斥了當時第三國際強加於人的左傾教條主義，排斥了指揮別人、控製別人的“老子黨”、“領導黨”的幹預，排斥了第三國際當時錯誤宣揚並一再堅持的“世界革命”，即在西歐推行暴力革命模式的錯誤思想。這種排斥，對於保持英國工人運動本身的實力，從本國國情出發解決實際問題，抵製極左傾向的侵襲，有一些積極意義。這對目前善於反思國際共運經驗教訓的人也是一個典型的實例。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麵變革的物質因素……那末，正如共產主義的曆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思想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一點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英國當時正是這種情況。在一個不具備暴力革命條件的國度，把暴力革命這一正確的原理重複千百次也是無益的。所以，在工黨排斥英共問題上，我認為不能隻譴責麥克唐納的工黨，還要從蘇聯和英共當時的作法進行反思。
2.在政治上挺身掩護共產黨人
麥克唐納在組織上排斥英共，並不等於把共產黨人看做敵人。恰恰相反，在資產階級反動勢力麵前，麥克唐納是堅定不移地站在進步人民一邊，勇於向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戰士。他在這種鬥爭中，不愧為共產黨人的堅強同盟者。
1925年11月底，保守黨反動政府派警察突然襲擊英國共產黨總部，進行搜捕，將12名英共主要領導人逮捕。保守黨政府還對他們進行公開審判。這是保守黨長期以來蓄謀捏造“赤色危險”，精心策劃迫害共產黨人的一起嚴重反動事件。保守黨政府發言人指責英共文件中有宣傳鼓動的目的，並毫無根據地誣蔑他們拿了蘇聯的金錢，吃了俄國人的土豆燒牛肉。在秘密審判中，他們質問被捕的共產黨領導人：“你們是否將退出該黨？”其中七個人回笞：“不！當然不！”他們便被關進了監獄。在這一事件麵前，一向號稱維護自由的英國激進自由黨人勞合-喬治等人，默不作聲，暗中支持政府的倒行逆施。隻有麥克唐納在議會下院的辯論中挺身而出，揭露了保守黨政府的醜行，保衛共產黨人的合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