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一些人抓住了麥克唐納在“紅信”事件中向蘇聯發出的抗議照會，否定他對蘇關係正常化的態度。這需要實事求是地分析抗議照會的產生和內容。“紅信”是10月10日送到外交部，10月14日發出，15日寄到曼徹斯特，16日麥克唐納看到。雖然當時一般人都不否認這封信的可靠性，然而麥克唐納憑直感已發現了這封信的許多疑點，他在日記中追述了當時的心情：“我並不把它當作一件真實的文件，但我出於對這類文件的慎重處理，要求：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要認真査明，同時可以起草一份致賴柯夫斯基的照會。”外交部起草的抗議照會草稿10月21日寄往阿伯拉文，麥克唐納24日才看到草稿。“我修改了它，並把修改稿寄回，希望這個照會草稿和査證那個文件確實性的證據再次一並寄回。但是，那天夜間，那封信就發表出來了。”外交部鑒於《每日郵報》已將“紅信”發表，沒有再請麥克唐納審閱定稿，便將抗議照會及其他文件一起發表。麥克唐納並不埋怨外交部的行動草率，他認為：“他們很正直地相信這個文件（指“紅信”）是真的，他們是根據這一點采取行動的。”但他是不明白竄件的內幕的。當他在南威爾士得知“紅信”發表的消息時，他“覺得像一個人被縫在麻袋裏丟進了大海。”他從外地競選回來，10月30日到倫敦，馬上去找外交部負責人克魯（E。Crowe），問他：“在采取這樣一個政治性的重大決定前，是否想過應通知我，讓我知道。”克魯承認沒想到這一點，他中午聽說《每日郵報》發表了“紅信”，下午六點鍾就把抗議照會發表了。可以看出，麥克唐納對於外交部在沒有得到足夠的證據之前發表抗議照會，是不滿意的。他不埋怨外交部具體負責人員，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威信。無論如何，他認為“克魯要負主要責任”。
麥克唐納對“紅信”事件的基本態度有兩點：第一，懷疑“紅信”的真實性第二，不願傷害英蘇關係。
對於紅信的真實性，他從一開始就有懷疑，並且疑心愈來愈重，甚至接近了識破陰謀的邊緣。他指出：“他們是怎麼搞到信的複製件的？……我還得知：保守黨總部大員們在許多天裏廣泛散布說，我將會氣得火冒三丈，並說季諾維也夫的名字將和我的名字聯在一起。又一個佛克斯！一起新的火藥陰謀！”“這封信在任何地方都能編造出來。外交部官員們至本周末還認為信是真的，……我至今還未發現什麼證據。”“我不願講出結論——整個事情也許是一場政治陰謀。”“由於它成了一個政治手段並且和英俄條約混在一起，我必須弄清：他們沒向我提供證明信的確鑿性的證據，而且沒有經我最後同意就發出了抗議照會。”可以做這樣的結論：愛克唐納始終懷疑“紅信”的真實性，因而隻是作了向蘇聯發出抗議照會的準備，但並不主張在看到真憑實據前發出抗議照會。這個態度是無可非議的。
麥克唐納不忍心因“紅信”事件破壞英蘇關係。他對蘇聯的態度，一是積極推進韓交正常化，二是“尊重他們的不同意見，但不與之接近”，“在意識形態方麵不與莫斯科往來”。這種超越意識形態差異、積極推進英蘇和平共處關係的主張也是難能可貴的。他特別不願意傷及自已親手締結的英蘇正常邦交關。這一點也正是保守黨十分痛恨的地方。當然，如果“季諾維也夫的信”是真的，那屬於幹涉英國內政，工黨的抗議是理所應當的。在弄清真偽之前，由外交部準備一個抗議照會也是很自然的事，無可厚非。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麥克唐納對外交部的抗議照會所作的原則性修改，令人不難看出其維護英蘇關係的良苦用心。抗議照會是由外交部北方局負責人格裏高裏（J。D．Gregory）簽署的。這個草稿又由麥克唐納作了修改，重寫了其中第五段，調子顯然比原稿的第三段緩和得多。第三段認為共產國際是在蘇維埃政府的控製下，第五段則僅僅宣稱它也許是在蘇維埃政府控製下。第三段暗示兩國關係會破裂，第五段則沒有這種喑示。麥克唐納要用自己寫的第五段的原則取代外交部寫的第三段的原則。
這個修改稿寄出後，要求外交部在發表前要向麥克唐納請示。結果沒有請示就發出並且當天見了報。盡管麥克唐納一直等在電話機旁，但外交部並沒有征求他的意見。可見他不願發抗議書，更不願發出激烈的抗議書。他不願損害英蘇正常邦交關係。
§§第五章 麥克唐納在工黨在野時期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