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看，與麥克唐納同時代的工黨諸派人士對麥克唐納的評價是較高的，都承認他是傑出的工人領袖，都接受他的讓會主義理論，分歧僅僅在於策略和具體實踐。
但是以後的官方工黨人士卻根據政治需要，采取閹割曆史的態度，對麥克唐納作了不實事求是的評價。他們遮遮掩掩，隱晦其辭，對麥克唐納決無褒辭。1946年，以工黨組織的名義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工黨的興起》，敘述了工黨1900—1945年的曆史。其中1931年的危機隻用了兩句話匆匆帶過。麥克唐納1922年重新選到領導崗位上來，隻被簡單提了一下，但閉口不提他作為領袖的貢獻。甚至對於麥克唐納在最初12年中任黨的書記這樣一個事實，書中也隻字不提。1950年，又出版了以“工黨”署名的小冊子《前進》，以紀念工黨建黨50周年。這本書中才明確承認麥克唐納出席過1900年的建黨大會，但卻沒有下文，隻提了這麼一句。在工黨機構範圍內，實際上把麥克唐納弄成一個無名之輩了。50—60年代中有所起色，一些工黨曆史學家們重新“發現”了麥克唐納在建黨和工黨初期發展中的貢獻，並認為他的貢獻比後代人所意識到的要多。這是一個進步，但還不夠。
3.西方學者的評價
西方學者雖然不可能擺脫勞工運動曆史上各種派係思想的影響，但對麥克唐納的評價則更加嚴肅公允，並逐漸向科學的評價邁進。麥克唐納在世時，就有大量研究他的專著問世，其中著名的有1929年海塞爾（H。Tiltman Hessoll）寫的《麥克唐納》，有更早些的化名“破壞偶像者”寫的《明日之人》和《拉姆賽·麥克唐納，1923—1925》，還有1931年出版的《麥克唐納傳》。麥克唐納逝世後，研究他的著作更是百花齊放。至今，關於他的專門研究著作，大有汗牛充棟之勢。這裏隻介紹其中影響較大、見解各異的幾種。
1931年《麥克唐納傳》的作者，完全以褒獎的態度評論麥克唐納，認為“他作為英國社會主義代言人的榮譽，已海外馳名。在歐洲大陸的各會議場合，他與法國的饒勒斯和德國的倍倍爾齊名。”作者還認為，由於麥克唐納對大英殖民帝國政策方麵的改造，“確切地結束了帝國主義政策的時期”，甚至“張伯倫派最愛用的‘殖民地’這個詞，自1906年後再也沒有被人使用過。”作者認為，英國工黨從無到有，以致有今日的地位，有兩個決定性因素：一是工黨這個名稱是團結人的名稱，“二是從社會主義者的隊伍中出現了一個足以與現代政治家並駕齊驅的國會議員麥克唐納。”“在英國曆史上，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能把自己的人格深深印在政治運動上。”“麥克唐納確實為工黨命運的建築師，政治漩渦中的舵手。”同期，來自歐洲大陸的一位學者認為麥克唐納與列寧在國內群眾中的威望方麵十分相似：“在千百萬人的心目中，他的地位是超出政黨政治的。雖然在其他方麵他並不像列寧，但在城市的貧民區和鄉村的茅舍中，他卻成了一個傳奇人物，成為千百萬被壓迫蹂躪的男女們的希望，成為他們的理想人物。這一點他與偉大的俄國革命中的列寧相似。還有，他和列寧一樣，是整個勞動階級的無言的希望中心，他們對他無上尊敬和熱愛，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也不盡褒獎之辭。1938年，威爾（L。MacNeill Weir）發表了《麥克唐納的悲劇》，對麥克唐納的人格和動機進行了攻擊。此人當時是工黨議員候選人，後來接受了貴族爵位的封賞。1939年，則有另一持不同觀點的人埃爾頓勳爵（Lord Elton）著《麥克唐納傳》，該書對麥克唐納的事業給以充分的肯定和讚揚。也可能是由於來自蘇聯、英國共產黨人的攻擊激起了西方學者的反思，這個時期研究麥克唐納的專著，都以捍衛和辯護麥克唐納的理論和實踐為主調。
但是，近幾十年的變遷，有許多政界人物、黨務人物，也來做學問、搞曆史，評價麥克唐納。這樣，不同的評價紛然而起。1975年，以“左派正統”自我標榜的庫茨（David Cootes）指出，麥克唐納這般工黨領袖從來不兌現自己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諾言，“他們一旦當政，就再也不提它或幹脆忘卻了。”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在工人階級與自由黨密切聯盟的基礎上臻於成熟。”“特別是麥克唐納……不懈地維護取得政權的議會道路和合法道路，反對那些主張以更加暴烈的手段和工業手段的人。”他還指出麥克唐納對於1920年工人反對幹涉蘇維埃的運動，“隻是給予最勉強的支持。”還指責他專權，“麥克唐納作為黨的領袖，所起的作用遭到了非議。正是他，把本來不重要的黨的主席這個職務改換成了‘主席加領袖’的職務，變成了黨和黨的意誌的化身。”他認為，麥克唐納1931年組成國民內閣，“造成黨內……‘大背叛’的一個謎。”麥克唐納“兩次執政，到頭來不是實現1918年規定的社會主義目標，而是背叛。”正像獨立工黨“左翼”與英共十分相近一樣，這派評價也與蘇、英共產黨人的評價相似。但是大多數作者並非如此，莫爾（Roger Moore）認為，在研究中，“令人遺憾的是，他在1931年的首相位子上的跌落這件事掩蓋了他以前的事業。”“他似乎成了一個陰謀家，他的策略似乎就是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黨。”莫爾認為，在工黨早期，“在黨內起到卓越的作用的有三個人，即哈第、麥克唐納、韓德遜。”他不同意海德曼關於“個人野心是貫穿他終生的動力”的看法，認為“這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為黨作了相當重要的工作。”“事實證明：他是唯一能被黨內各派所接受的人，更何況還為黨外各界所公認。麥克唐納的領導是工黨迅速興起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這樣講，決不會歪曲事實。”莫爾指明，由1931年的所謂“背叛”而追溯到1922年黨是否應該選麥克唐納當主席一事，純屬一個“學術研究的觀點問題”，可以討論。近年來，英國學術界對於強加在麥克唐納身上的汙蔑和攻擊越來越不能容忍，出現了重新評價麥克唐納的趨勢。1977年，英國學者馬寬德（David Marquand），從國立檔案局提出了麥克唐納的所有原始文件和手稿，又將交通大廈工黨圖書館等八家大圖書館、研究所的珍貴資料調集在一起，並且挖掘出麥克唐納親屬和生前好友後裔手中的信件材料，寫出了《麥克唐納》這部巨著。他認為：“麥克唐納是現代英國曆史上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又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他雖去世40年，但他在世時引起的爭論一直在影響和鑄定人們的政治態度。”以前所寫的關於他的書雖然很多，“但在我看來，它們都沒有一本對麥克唐納的事業作出恰當的評價。”他主張把麥克唐納放到當時那個時代，考察當時的問題，考察他當時采用的作法，“用這種方式來看他，他就比通常我們想象的更偉大、更富於吸引力。而1931年大分裂引起的勞工各界對他的普遍敵對情緒是荒誕無稽的，非曆史的。”這種態度無疑是正確的。
以上各家各派的評價，為後人深入地、科學地評價麥克唐納提供了可貴的參考和借鑒。特別是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為研究麥克唐納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但是，所有這些研究卻有明顯的幾點不足：第一，他們對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理論著作研究很少，評價不夠。特別是沒有完整地考察他的理論，沒有抓住他理論的核心內容；第二，他們沒有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說明問題，這就不能理解麥克唐納行為的連貫性，不能揭示麥克唐納實踐活動的實質；第三，他們隻是把麥克唐納放到英國政治這個小天地裏進行考察，沒有把他放到世界曆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來考察，因此，所見未免偏狹，也難以得出正確的經驗教訓；第四，他們往往帶有所在國家的民族偏見，所屬黨派的政治偏見，所處社會地位的階級偏見，很少客觀地考察，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第五，他們沒有看到時代的變化和要求，沒有注意到研究和重新評價麥克唐納的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沒有麵向未來的胸懷，沒有將正確評價麥克唐納與實現國際無產階級的大團結桂起鉤來。基於這種種缺陷，我認為應對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重新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