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長期沒有一篇專門研究麥克唐納的文章，令人慨歎。左的傳統習慣力量之大，使得史學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缺少客觀地、公正地研究麥克唐納這種社會主義者的起碼條件。80年代的今天不同了，對於麥克唐納，不但可以研究，而且需要研究，各方麵都具備了必要的條件。
1.我黨對外聯絡工作的新格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將近30年中，我黨與歐洲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處於封閉、僵持、不相往來的狀態。進入80年代，黨打破了這種局麵，開拓出一個新格局。1981年2月，我黨與法國社會黨建立了黨的關係，1983年3月又與日本社會黨建立了黨的關係。1982年我黨派代表出席了英國工黨的年會，並廣泛開展了與社會黨的接觸。至1986年，已有30多個社會黨、工黨與我黨建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聯係。我黨還正式派員參加社會黨國際在維也納召開的裁軍會議。1984年5月，中共領導人發表了《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謀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講話，闡明了黨對外聯絡的一個新方針。這就是要接觸、對話、合作、往來。這個新方針的進一步貫徹，關鍵在於雙方要尋找共同點和相似點，以作為交往的基礎。其實，這種相似點、相同點不但在行動中可以找到，在意識形態裏也能找到。例如，雙方最終目的都是實現社會主義社會，都主張為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都尊重馬克思主義，都主張反對和消滅資本主義。這種相同點、相似點找得越多、越準確，合作的基礎就越寬廣、越牢固。現實政治改觀，為曆史的研究開辟了道路。對英國工黨曆史的研究不再是禁區了，這就允許人們從英國乃至歐洲社會黨、工黨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奠基者麥克唐納開始，發掘出更多的相同點和相似點。
2.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單一模式被拋棄
自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蘇共一直堅持各國都要按照它的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進行革命，按照它那種計劃經濟的模式搞建設，違者就被打成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有的還要遭到幹涉和鎮壓。這是形而上學猖獗。然而，曆史大潮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在實踐中，“歐洲共產主義”的各黨首先拋棄了“暴力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唯一道路”的模式，提出了通過民主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不提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實行多黨體製。中共、南共、羅共等黨都公開提出走符合自己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蘇共失去了對世界各國共產黨進行幹涉和批判的“霸主”地位，而且其黨內的新興力量正在起來，大力改革過去的舊模式。這為評價麥克唐納創造出最佳政治前提。麥克唐納就是由於主張議會道路，不采納無產階級專政而被斥為“叛徒”、“機會主義”和“敵人”，而今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得出了與麥克唐納相似的結論。這就不能不改變對麥克唐納的評價。20世紀的曆史隻能告訴人們這樣一個結論：暴力革命隻能發生在像舊俄國、舊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而且革命後要走相當曲折的道路，遭受相當多的痛苦，才能建成社會主義理想社會；暴力革命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製度健全的國家長期未曾能發生。在那裏，麥克唐納探索的議會道路，不見得沒有借鑒的價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現實國際政治中不主張以“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標準去批評別的黨。對曆史上的問題，更應該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