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蘇共為“領導中心”的共產國際對麥克唐納的錯誤評價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形成了一種對麥克唐納等社會黨人片麵鬥爭的左傾傳統。這在蘇聯後來的政治、曆史著作中得到了體現。1948年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第6期，刊載署名列敏的長篇論文《為帝國主義反動派服務的英國工黨的思想和政策》，用了大部分篇幅批判麥克唐納和他的社會主義理論。該文極端粗暴地說他的理論是“反對真正社會主義的瘋狂爭的思想形態。”“他的小市民腦袋的每根纖維都是仇視革命的。”“‘建設性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反動透頂的鎮壓工人階級和保存與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的綱領。”民主社會主義是麥克唐納社會主義的“繼續和發展，而且是更加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再版。”在對待群眾上與希特勒“誌同道合”。這些評價與以前共產國際的說法如出一轍，毫無變化。同時期出版了蘇聯政治評論家德伏爾金的專著《英國右翼工黨分子的思想和政策》，全麵係統地批判工黨的理論與實踐，批判麥克唐納擁護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決心保衛帝國主義的利益。”1958年莫斯科出版的弗·格·特魯漢諾夫斯基的《英國現代史》，談到麥克唐納的第二屆工黨政府時，仍然堅持“所有參加政府的工黨分子都是工黨和工聯領導中一部分極端反動的人物。”這個工黨政府，“是資產階級政府”，至於麥克唐納組織國民內閣，那更是“公開離開工黨投靠英國資產階級陣營。”“這是對英國工人階級的直接背叛。”60年代，蘇聯在這方麵仍無進展和變化。1962年莫斯科出版了祖波克主編的《世界通史》第9卷，仍然極力歪曲、貶低麥克唐納的積極作用，誇大他的錯誤。他認為麥克唐納“對資產階級唯命是從”，在外交方麵除了對蘇俄關係外，其他諸事“與保守黨毫無差別”。這個時期出版的《列寧全集》第五版人名索引中，有麥克唐納詞條，其中說他“在黨內和第二國際推行極端機會主義政策，鼓吹階級合作和資本主義逐漸長入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公開支持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1920年“推行分裂工人的政策”。看來，延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對麥克唐納的片麵、極端扭曲的評價，已形成一種左傾宗派主義的政治傳統，不易改變。
但是7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社會科學工作者一部分人開始以比較嚴肅科學的態度，重新考察和研究了過去對社會民主黨、工黨和麥克唐納的政策和評價。1974年蘇聯出版的第三版新的《蘇聯大百科全書》中，較徹底地剔除了對麥克唐納的一切極左的攻擊之辭，評價趨向客觀。整個評價沒有扣“機會主義”、“叛徒”、“反動”之類的帽子，對他的總概括中，承認他是“英國政治家，工黨領袖，蘇格蘭工人的兒子。”十分難得的是：它第一次刷掉了強加在麥克唐納身上的“支持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汙跡；第一次以正式表達方式記載了“麥克唐納政府在法律上承認蘇維埃政府”，去掉了“在群眾的壓力下”這種字眼；在提到工黨政策甚至麥克唐納離開工黨組成“國民內閣”時，絲毫沒有對工黨內部事務作任何指責。對麥克唐納的批評僅有一點，即“執行保守黨的殖民政策”。書中的其他條目，也有程度不同的進步，如在指明工黨被右與領導時肯定工黨“基本上是一個工人的黨”，在指明工黨政府“執行資產階級的政策”時，也承認“使用了比資產階級政黨更靈活的方法。”這些進步值得歡迎。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蘇聯政論家西比列夫1976年在《工人階級與當代世界》雜誌第2期上發表題為《關於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的階級實質問題》的論文，尖銳地提出了糾正對社會民主黨進行的宗派主義評價問題。他主張，應根據列寧的基本態度，把“麥克唐納、龍格、考茨基、阿德勒”稱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那種把他們看作壟斷資本的“傀儡”、“工具”、“資產階級政黨”的觀點，“是對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局勢的明顯簡單化，對階級關係的粗暴歪曲。”這種評論和見解，顯然與同期的一些蘇聯傳統觀點不同，是對蘇聯批判民主社會主義潮流的一種反駁。這是向著實事求是地評價麥克唐納邁出的堅實步伐。
（2）英共的評價。英共1920年成立後，曾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指揮。這個時期內，對麥克唐納的評價也直接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1929年大選前，英共開展了一場猛烈的反對“社會叛徒”運動，譴責麥克唐納，為此，英共出版了一張四版的報紙專號。這張報紙以“演員麥克唐納，一個沒有主義的人，專權偏執，一個卑鄙的陰謀家，一個柔弱不定的利己主義者”為標題。編者按語中說他是“勞工運動大動脈中的毒瘤”，“與鮑爾溫先生一樣的勞工階級的大敵。”哈裏·波立特在擔任英共總書記之前，多次批判麥克唐納的政策，認為“工人們憎厭麥克唐納主義的全部政策”，認為工黨領袖“永遠願意充當資本主義的走狗”，並斥責麥克唐納為“一個臭名遠揚的‘和平主義者’”。1929年波立特擔任英共總書記後，把麥克唐納與鮑爾溫、張伯倫平列，認為麥克唐納主持的“國民內閣是與墨索裏尼同為一丘之貉的帝國主義強盜。”這種攻擊其實早就開始了。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英共被迫糾正自己對工黨“支持過多”的傾向，根據共產國際的調子，英共機關刊物《工人周報》主編坎貝爾在英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1925年）譴責工黨政府是一個“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造成混亂的資本主義實驗。”有些英共領導人，如帕·杜德，1928年在一篇文章中認為列寧讓英共加入工黨的忠告已經過時。這就增加了敵對性。英共領導人之一威廉·加拉赫（W。Gallacher）早在1920年就以“高貴的無產階級的憎恨”斥貴麥克唐納被自由派勢力支配，並且把參加議會選舉的工黨領袖說成“匪徒”。這位加拉赫當時被列寧當做典型的左派幼稚病患者進行了批評。加拉赫這種左的傾向要糾正也難。1953年他借為《波立特選集》寫序的機會，再次指責麥克唐納是“偶然對工人階級發表一篇演說，心裏卻想著鑽進資產階級的圈子裏去。”然而，英共內部始終存在不同意見。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上，英國代表團大多數人不接受蘇共壓力，不同意改變對工黨性質的看法。但在布哈林指出麥克唐納是敵人後，加拉赫、坎貝爾表示同意，帶頭轉彎子，英共被迫接受了“新方針”。很明顯，英共在評價麥克唐納方麵沒有自主權，它隻是在蘇共要挾下，被迫改變著自己的觀點。這樣，就得不出科學的結論，黨的形象也被扭曲了。
2.工黨的評價
英國工黨自創建以來，將一切工人組織、社會主義者組織兼收於一體，各派政治觀點並蓄於一道。所以，同是工黨中人，而意見不一，主張各異。費邊社重在推行漸進主義理論，同時輕視對工人的組織工作；獨立工黨以北方激進的社會主義者為主體，重在推動實現社會主義的某些主張，但是缺少戰略和策略的考慮；職工大會則受到幾家大的行業工會的左右，一切唯“大多數投票”為定則。因此，工黨中各派對麥克唐納的評價相差很大。然而，它們評價的共性還是存在的。它們都充分肯定麥克唐納在創建工黨、領導工人組織團結奮鬥、推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卓越貢：獻，隻是在具體事件的轉折中表現出不同看法。為了不受少數領導人物個人觀點的限製，這裏也順便敘及廣大工人群眾對麥克唐納的態度，以及麥克唐納逝世後，英國工黨官方的評價演化過程。
費邊社中，對麥克唐納評價最苛刻的人莫過於韋伯夫人了。但她也很明確地肯定麥克唐納的巨大貢獻。當麥克唐納與韋伯夫婦在“英布戰爭”問題上尖銳對立、爭執不下時，韋伯夫人在日記中承認，麥克唐納“是一個傑出的、年輕的蘇格蘭人”，他提的問題“帶有根本的重要性。”當麥克唐納1922年當選工黨議會黨團主席時，她又不得不承認，麥克唐納是這個職務的最佳人選。從1912年起，韋伯夫人就開始攻擊麥克唐納了。她說：
“如果我們能看透麥克唐納的內心，我認為他和伯恩斯的思想沒什麼兩樣。”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韋伯夫婦變成沙文主義分子，與麥克唐納的反戰立場相差更遠，以後的攻擊便激烈了。1924年，她寫道：“我不控告他背叛，因為他從來也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是一個革命者或政治家。他始終是一個信奉個人主義政治民主的人，並把這種民主調和進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表達方式中。他缺乏正直的品格，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社會主義者，間或使用一些革命的術語。”韋伯夫人這些評價未免過於偏激，加之她忽而搞沙文主義，忽而又同情蘇俄的大幅度思想變化，常使她的評論走極端。
代表工人基本群眾傾向的工黨領導人對麥克唐納的評價與韋伯夫人所作的評價截然不同。
工黨主要領袖之一、工會工作出身的韓德遜，曾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與麥克唐納分庭抗禮，但他對麥克唐納的評價卻是客觀的，不帶個人偏見的。他認為，對於工黨來說，“隻有一個人能夠有效地領導黨，那就是麥克唐納。”這和當時流行的“麥克唐納是黨的第一流的真正領袖”這個說法相近。後來，他一直認為“麥克唐納是必不可少的領袖。”這個觀點獲得了大多數工黨黨員的同意。在工黨初期活動中，獨立工黨領導人惠特利（John Wheatley）和克伍德（Kirkwood）都認為，麥克唐納是一個真正的左派。1924年之後，發生分歧，出現了麥克斯頓和惠特利激進派，反對麥克唐納的溫和改革，但獨立工黨的大多數報刊仍支持麥克唐納，其主要領導人之一裏德認為：“麥克唐納是英國工人運動唯一可能的獨享大名的領袖。”1927年，獨立工黨以不提名麥克唐納出席工黨年會的行動與麥克唐納決裂。但是，立即就有29個組織爭相提名麥克唐納為代表。獨立工黨不得不聲明：“實際上沒有代替他的人選。”1930年，獨立工黨88%的議員不顧總部的紀律約束，投票支持麥克唐納。可見麥克唐納在大多數黨員中的影響之大。1931年麥克唐納脫離工黨大多數人組成國民內閣，引起了對他的極大爭議。但獨立工黨認為這不是麥克唐納的個人責任或個人陰謀，而是上了“銀行家的圈套”，當時沒有離開黨的韓德遜等人“同樣有罪”。他們不同意黨內某些人將麥克唐納說成是壞人以致進行個人謾罵，而是認為理論的錯誤導致行動的錯誤。這些評價是比較冷靜的，客觀的。
從廣大工黨基層群眾對麥克唐納的態度中，不難發現麥克唐納的客觀影響。據《勞工領袖》雜誌報道，在1916年1月6日工黨代表大會上，當麥克唐納上台作關於戰爭問題的講演時，他“全日受到熱烈歡迎。歡呼聲越來越強，歡呼聲剛落下去，一會兒又起來了，又下去，再一次起來。這種歡迎本身就是一個對他的敵手的挑戰，他們必須作出反應，但那也隻是一種可憐的努力。”此時正是當權的保守黨的反動政客和工黨其他領袖把麥克唐納壓到最低處境的時候，工黨黨員仍向往自已過去的這位老領袖。工黨蓋茨凱爾（H。Gaitskell）領導時期的副領袖格裏弗斯（James Griffiths）在他的《回憶的篇章》中記敘了1924年麥克唐納對南威士貧窮礦區的一次訪問和麥克唐納去作講演的情形：“開會的時間到了，大廳裏擠得喘不過氣來，外邊的大街上也擠滿了人，還有許多人拿著入場券進不來。當麥克唐納到達時，大廳內外一起響起了聽眾嘹亮的讚美歌聲……（他講演時）群眾聽得熱血沸騰。當首相自己已經離開踏上奔赴阿伯拉文的凱旋行程時，大街上依然回蕩著歡呼聲和歌聲，直至星期天（第二天）的淩晨。”這可以作為礦工對麥克唐納第一屆工黨政府的一種評價。經過第一屆工黨政府和做反對黨的時期，盡管黨內上層分歧四起，紛爭不止，但在1929年的大選中麥克唐納領導工黨仍獲得空前大勝利。麥克唐納由外地回倫敦時，沿途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5月31日，麥克唐納從他的選區回倫敦。大片的人群集結於達靈頓火車站為他送行。火車外麵的人群揮舞著綠白兩色相間的旗子，這是工黨在東北地區的標誌顏色，火車上的人也揮著綠白兩色的旗子與車下呼應。南下沿途每一個停車站，都有更多的人群集結在車站閱台上，歡呼著，大喊著要麥克唐納作講演。當列車夜間11點到達‘國王十字’站時，12000人正等在車站外麵，‘歡呼若狂’。據一位目擊者說，麥克唐納‘完全被人流卷走了’。有些人力圖把他舉過肩。他開始講話，但隻講出：‘我非常感激，但…’，就再也說不出話來。然後人群又湧向他，他被擁到一輛等在那裏的汽車上。”在英國曆史上，這種群眾自發歡呼領袖的場麵是罕見的。1931年麥克唐納甩開工黨組建國民內閣後的大選，其選區在西海姆。當選民第一次聽到唱票員念出麥克唐納的名字時，立即引起了一陣“好一個老拉姆賽”的呼聲，“接著便是暴風雨般的掌聲。”可見群眾對他的看法未變。但是，西海姆地方黨部卻分成讚成與反對力量相當的兩派，反對派不支持麥克唐納當選。群眾對此很不滿意，有九位自稱伊星頓煤礦礦工家屬的婦女聯名致信麥克唐納：“目睹西海姆黨部對您的態度，我們表示最大的遺憾。……我們知道，您已為我們盡了最大努力，您現在和將來都會得到我們的支持，無論西海姆的工黨說什麼也是白搭！”當然，工人們寄予麥克唐納的希望未免過於篤實，未免會在將來失望，但這可以說明他們對麥克唐納那兩屆工黨政府的總的印象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