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擔任英國工黨書記
1899年11月，麥克唐納提出建立一個勞工、民主主義者集大成組織的建議，並與哈第擬定創建一個新組織的提綱。該提綱經與費邊社、獨立工黨、社會民主同盟、工會議會委員會多方會談通過，以鐵路工人詹姆士·霍爾莫斯等署名發表，這便是奠定工黨誕生的曆史性文獻。1900年2月27日，勞工代表委員會成立（1906年改稱工黨），麥克唐納任執委和書記。當時他反對政府對南非的戰爭，並建議費邊社發布反戰宣言，遭到韋伯夫婦等多數派反對，憤而率費邊社13名執委退出費邊社。1902年6月，偕夫人至南非考察，寫成《南非所見》一書，譴責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由於麥克唐納的高超的組織能力和寬容的組織路線，工黨的組織迅速擴大。1900年建黨時擁有黨員18.7萬人，至1901年初即達35萬人，1902年上半年達58.8萬人，1902年9月達70萬人，年底達85萬人，工會代表大會的各基層組織已有56%被爭取到工黨中來。1905年，他又在黨的年會上提出把“社會主義”作為黨的“最終目的”。他把勞工代表大會從一個鬆散的聯盟變成了一個群眾性的緊密團結的大黨，以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立場為它規定了方向和政策，使黨取得1906年大選中的勝利，使29名勞工代表在工人階級支持下進入議會，成為英國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3.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兩次理論著述高潮
1905—1914年間，作為工黨書記的麥克唐納，不僅關心英聯邦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遍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而且還潛心著述，寫下了《社會主義與社會》（1905年）、《工黨》（1905年）、《勞工與帝國》（1907年）、《土會主義與政府》（1909年）、《社會主義運動》（1911年）、《工團主義》（1912年）等專門闡述社會主義理論的著作。這是他第一個著述高潮。其中影響最大的首推《社會主義與社會》。這部著作標誌著他的社會主義理論已臻成熟。他提出了社會有機體理論，提出了“通過社會改良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一個改造轉換過程，恰如幼蟲經過轉換變成美麗的蝴蝶一樣。”然而在政治、經濟的具體改造方麵，還沒有提出明哳的主張，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和評論也多荒謬之處。1911年的《社會主義運動》較前著進了一步，他曆史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衰落、滅亡的趨勢，肯定了馬克思是“使社會主義成為運動的元勳”，《資本論》是社會主義者的聖經；提出“社會主義者的口號是進化而不是改良，戰場就在議會”；認為無產階級極端貧困化隻適用於當年而不適用於當代，階級鬥爭理論隻適用於動員無產階級組織鬥爭，不適用於進行社會改造和建設；認為根據英國的政治傳統和思想傳統，實現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第一步隻能是工黨，最後一幕才會是社會黨。這些思想一直貫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的幾年中，麥克唐納英勇投入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他在工黨特別會議上譴責政府擴軍備戰政策，號召英、法、德工人團結反戰、維護和平。他還參加了第二國際英國支部舉行的特拉法加廣場示威，並且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反戰文章。為此他遭到嚴重迫害，並被讚成戰爭的工黨大多數人撤銷了議會黨團主席的職務。當第二國際幾乎所有的黨都陷入戰爭狂熱時，他領導的獨立工黨卻堅定地與一切沙文主義劃清了界限。這一點，連列寧也覺得意外。列寧在1914年11月寫的《社會主義國際的狀況和任務》中說：“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中的麥克唐納和凱爾-哈第在抨擊沙文主義。這確實是一個例外。”在整個戰爭期間和戰後，他的基本立場沒變，並為恢複歐洲和世界和平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激起了人民向往社會主義的強烈願望，人們對蘇俄革命和本國前途議論紛紛。麥克唐納利用在野的四年時間，開始了他著述社會主義理論的第二個高潮。1919—1921年間，他先後發表了《議會與革命》（1919年）、《議會與民主》（1920年）、《工黨的政策》（1920年），及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批評的和建設的社會主義》（1921年）。《議會與革命》從俄國十月革命出發，重點分析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是資本家的獨裁，資本家無權批評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臨時的過渡階段，應迅速向民主政治演進，而協約國對蘇俄的幹涉，延緩了這一進程；“紅色恐怖”等罪過，“不是蘇維埃政府的，而是英、法、美等國的”；“蘇維埃製度是一個間接的民主製度”；俄國革命帶有俄國特定的背景、傳統、經濟條件，已建立民主製度的國家“決不能用俄國的方式”。“一種自稱為普遍可用的劃一政策，是自欺欺人的”。他對列寧強調專政要延長一個相當長的階段感到擔憂，因為他認為蘇維埃“這樣由代表選代表，一直選上去，以至四五次之後……其代表的價值就等於零，其對民眾的關係也非常淡薄。事實上就變為一個永久的獨裁製。”“無產階級民主政治依靠的是群眾，而群眾的政治作用就隻是在於接受少數統治者的命令，這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從總體上看，他對俄國革命的分析是較為客觀公允的，他提出的走自己國家道路，不抄襲俄國作法的主張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在《議會與民主》中，他進一步構思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製度建設，論述了中央和地方、國家與社會團體之間，國內各民族之間，工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及選區的劃分、社會職能等問題。他遵循的總原則是社會民主製度中的整體與個體、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均不應同一化之間、標準化，“不應取消差別，創立一些毫無特征的人或共同體”，而是要“帶有個性的家庭、帶有個性的村、鎮、郡和國家”。他對於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各自的教育、文學、社會政治都“兌換”成統一的“不列顛式”，十分不滿，認為這實際上成了“人造的民族”了。他主張中央簡政放權，“必須給予地方權力部門更大的自由；那種把地方權力拴到白廳（位於倫敦的英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引者注）官僚政治上的作風必須清除。”“那些經白廳批準才能行使的權力，必須交給地方自已。”這些對民主製度建設的見解至今仍不失其借鑒作用。1921年6月，麥克唐納將《批評的和建設的社會主義》書稿交付發表。這本書分析了現實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回顧了社會主義思想和組織發展的房史，指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可以說，這是他以前所有著作的總結和升華。他的基本觀點是：資本主義是新型的奴隸製，勞動發生異化，它作為一個曆史範疇，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民主的方法，即由公民代表權力，在社會和政治、經濟方麵實現必要的改革，在不斷改革和演進中達到社會自由，但如果自然演進的改革受到阻礙和破壞，暴力革命就為社會進步“炸出一條出路”；社會主義財產公有，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工人委員會取得對工廠的全部管轄權，生產的目的是為社會服務；土地公有，農業實行大規模的公社耕種，建立城鄉聯盟，亦可實行適應農民心理狀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消滅金融寄生現象，國家和地方銀行進行統一係統化的經營，行使與政府和生產相一致的職能；公用事業市政化。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再造，而是一種完成”，是一個在現實變化中“逐漸完成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