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要注意語氣的運用。一般口頭語言的語氣，應該根據所表述的內容不同而有所不同。學術探討的內容，適合運用平和而侃侃道來的語氣；抗議的內容，適合從一開始就運用先聲奪人的語氣；辯論的內容，適合運用開門見山的直率的語氣；對歪理邪說的批判內容，既可以運用嚴肅的語氣來揭露，也可以運用嘲諷的語氣進行抨擊；頌揚的內容，適合運用熱情或深情的語氣，盡量進入角色，才能感人至深。
這樣幾個要素的配合和運用，就構成了口頭語言的節奏，就具有了吸引聽者的內在魅力，就不顯得“語言無味像個癟三”了。
（6）口頭語言表達的標準之五：即興反應能力
口頭語言表達語境的變化，要求口頭語言表達者具有即興反應的能力。口頭語言表達與文字書麵表達的區別在於，文字書麵表達允許有充分思考的時間，而口頭語言表達就沒有這樣的優越條件。它要求表達者必須立即作出反應，而且不允許出現較大的遺漏或差錯。這就要求表達者要加強日常訓練，具有較成熟的即興反應能力，在較短暫的時間裏，經過迅速的思考和決斷，基本全麵地、準確地表達出意思，而且基本上要經得起曆史的考驗。這對口頭語言表達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一旦表達者成功地做出了即興反應，便容易獲得同事和上下級的認同。這種成功的即興反應能力的培養，全靠人們平時的積累和訓練。
（7）口頭語言表達的標準之六：適應不同對象
說話要看對象，要根據講話對象的情況確定講話的內容和風格，這是口頭語言表達的一個基本要求，也是口頭語言實效性的一個前提條件。
毛澤東同誌對語言的針對性十分講究。他在延安整風期間批評說：“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他接著提出為什麼講話要看對象的道理：“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隻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彼此心裏麵想些什麼東西，能夠做成知心朋友嗎？”毛澤東還向廣大宣傳工作者推薦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當時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報告，裏麵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麵這條起碼的規則，把它當作定律，當作布爾什維克的定律：當你寫東西或講話的時候，始終要想到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著你走。要想到你究竟為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講話。”
成功的演說者必須注意針對不同的聽眾對象，確定講話的內容和方法，以及講話的角度和使用實例的取舍。人們的處境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思想覺悟水平不同、麵對的生活壓力不同、在社會上所處的經濟地位不同，就必然對口頭語言表達者具有不同的要求。聰明的演說者，能夠根據不同人群的需要，改變角度和口吻，選擇巧妙的內容，衝破各種人群逆反心理的阻隔，獲得講演的成功。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的一位領導人王若飛，是一位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專家。《王若飛同誌在獄中》一書記錄他的許多優秀品質，其中就說到了他善於根據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方法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情況。無論是革命隊伍的戰士，還是國民黨派進來摸底的特務，或是社會上的偷盜者，他都能夠根據他們的不同特點，以適當的對症下藥的談話方式，深刻感染他們，讓他們堅持鬥爭、改造思想、參加革命。這就是根據不同的對象選擇不同內容和方法的成功範例。
（8）口頭語言表達的標準之七：要講普通話
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進行，隨著社會交往的不斷廣泛和普及，人們交往的頻率加大了。作為地方色彩的方言，就越來越失去了其時代的意義。具有全國普及意義的普通話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為了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權利和利益，更好地參政議政，無論哪個民族、哪個地區的代表，都要運用普通話發言。這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一種要求。無論是新疆或西藏，還是西南各個省區的少數民族地區的代表，在人民大會堂都能夠運用普通話發言，為我們作出了使用普通話的榜樣。
中國是一個方言最多的國家之一。語言學家也很難統計中國境內到底存在多少方言。一個省就有各個不同地區的相差很大的方言，交流起來就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各個地區內也有分得更細的方言。有的地方，即使一個村莊，其東頭的發音和其西頭的發音就有很大的差別。西頭能夠區分出平舌音和卷舌音，但東頭的村民就不能區分平舌音與卷舌音的差別。
如果各個地方都保持各自的方言土語，那麼整個國家就不能正常地運轉，人民就不能正常地交流。這和現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馳。現代化就意味著方言土語將逐漸退出曆史舞台。
可以說，一個人在全國交流的場合不願意講普通話，就是缺少對人的平等態度，或者是自我封閉的象征。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語，對於其他人來說，都必然帶來了交流的困難和理解的誤會，使人際氛圍不協調。在20世紀80年代，全國一度興起了廣東話時髦的浪潮。如果研究中國最遠古的土音，倒是最好去研究廣東話，其他就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當然，也有一種特殊的功能，那就是保密的功能，因為除了他們別人誰也聽不懂。但其他人就會對這種神秘表示不理解甚至是不滿。
有些人抓住了有的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堅持自己的方言土語的例子，為自己不改方言土語辯護。這是不足為據的。國家第一代領導人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不利於他們改變普通話。他們從小就缺少普通話的教育。到了成為領導人的時候，年紀已經偏大，已經形成的地方口音就不是那麼好改的了。現在的中青年幹部和其他非領導性質的人才，從小就學普通話，長大了為什麼就不能堅持呢？
我本人在青年時期來到北京讀書，直到畢業也沒有改自己的山東口音。但是，後來到了一個普通話的環境之中，從事教學和管理工作，那種別扭的山東口音就成為經常引起哄堂大笑的由頭，影響了工作。後來，在領導同誌的提示下，下決心改正自己的山東地方口音。經過刻苦練習，在不長的時間裏，終於把口音改過來了。現在，我的教學工作經常麵對來自全國的學生和進修幹部，我覺得自己運用普通話教學是必須的一個要求，否則，實際上就等於對各地來的不同的學生和進修幹部不公平。現在，誰也聽不出我的地方口音了。各地的學生和幹部，都和我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和交往關係。這中間，就有普通話的一份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