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教訓應該引起人們的反思。例如，我們對林彪的評價過程就走了一個曲折的思路，最終才逐步做到接近客觀，作出全麵的分析研究，並作出恰當的處理。當林彪站在毛主席身邊作為接班人的時候，當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的時候，這時對林彪的評價突出了他好的一麵而不允許說他的錯誤和缺陷的另一麵，隻能稱呼林彪是“林副主席”、“林副統帥”、“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等，人們連直呼“林彪”的情況都極少見。當時編寫的一切黨內路線鬥爭史，除了肯定毛澤東主席的正確性以外，主要就是強調林彪在一切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都是對的，在一切重大的曆史關鍵時刻，都是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都是最大的功臣。後來，1971年，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從此對林彪的評價就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在傳達林彪出事的中央文件時，傳達人突然把林彪直稱作“林賊”，使得喊慣了“林副主席”的群眾聽了之後為之毛骨悚然。之後，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隨著批判的深入，林彪一生就似乎沒有任何可取之處了。不僅否定了他的叛逃行為和所謂“571工程”，而且幾乎把他一生曾經有過的功績全部抹煞了。當時說他不僅“文革”時期是壞的，而且以前也是壞的，說他在遼沈戰役中不聽毛主席的話，延安時期就跑到蘇聯養病，甚至一直追究到他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的表現，說他在那個時候就懷疑“紅旗能打得多久”，是反對毛主席路線的，等等。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陳列的抗日戰爭中的“平型關大捷”的展覽，也把林彪指揮這次戰役的照片取掉了。好像震驚世界、扭轉抗日戰爭局麵的平型關戰役，不是林彪直接指揮的。之後出版的“十大元帥”的畫片，也把畫片中的林彪相片挖掉，好像十大元帥根本就沒有林彪。這樣的思維慣勢在很多問題上都有表現。這樣對待林彪實際上是不科學的，效果也是不好的。這隻能暴露自已的片麵性，而根本起不到批判林彪的實際作用。這種對人的評價，不是實事求是的，不是辯證的，不是適度的。近些年來，隨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恢複，對一些類似問題的評價和處理就好多了。現在，林彪指揮平型關戰役的照片又掛在了中國軍事博物館，承認林彪指揮平型關戰役的事實。近些年新拍的《大決戰》影片，也出現了林彪的形象。雖然影片裏麵常常給林彪的鏡頭是個背影，但也畢竟是一個指揮遼沈戰役的正麵人物的背影。這樣的客觀評價，才有利於其他人從中總結經驗教訓，獲得有益的經驗。
第二，樹立發展的觀點反對靜止的和僵化的觀點。所謂發展的觀點，就是要根據事物過去、現在到未來的發展趨勢，不僅要看到現在和眼前的需要，而且要看到事物進一步發展和變化的趨勢，作出帶有預測性和前瞻性的結論。否則就會使自己的決定、判斷、做法和想法沒有遠見，沒有長久的價值。
北京市海澱區的藍旗營小區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住宅區，是我國第一個為教授設計的高水平的住宅示範小區。這個小區1998年動工，2000年竣工。
當時，私人小汽車的發展已經有了明顯的勢頭。但是，小區的設計者和決策者沒有考慮到本小區內私人小汽車發展的趨勢，沒有在建設小區的時候設計地下停車場。結果，造成了現在小汽車無法停放的難題，引起了居民的不滿。這個失誤的原因就是缺少發展的觀點。
沈陽市的立交橋也是一例缺少發展觀點的典型。在20世紀80年代沈陽市要修建立交橋的時候，沈陽市政府的決策機關缺少發展的觀點，采納了一個工程師在50年代繪製的方案。按照這個方案修建的立交橋，隻是分流了機動車和行人、自行車，機動車還要在立交橋上等紅綠燈。決定這樣建立交橋就缺少發展的觀點。2004年，沈陽市根據實際需要，不得不把這修建不久的立交橋都拆掉。由於缺少發展的觀點，決策失誤，十年之中，這一修一拆，不僅損失很大，而且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第三，樹立聯係的觀點，反對孤立地看問題的觀點。注意觀察與各個要素的關係，不能隔斷這種聯係。
聯係的觀點，就是要聯係事物方方麵麵的相關條件和情況看問題。聯係的觀點就是把事物放到一定的聯係之中看問題，不能擺脫事物的處境看問題，不能就事論事、孤立地看問題。如果放棄這種聯係的方法，就會看偏、看錯許多問題，甚至得出一些錯誤的政治性結論。北京市一位年輕的社會學工作者曾經在一本書裏揚言：“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聲高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就喀嚓一聲關上了。”這句話的意思是新中國的成立導致了不應有的閉關鎖國政策。這個說法是很不妥當的，也是根本不符合事實的。鄧小平說了客觀評價的話：“毛澤東那時候我們也想對外開放，但是當時我們沒有條件，帝國主義封鎖我們。”事實是帝國主義把中國封鎖起來，不允許中國開放，而不是中國共產黨人在20世紀50—60年代不搞開放。孤立地看待我國當時的封閉現象，沒有看到封閉與各種因素的聯係，就很容易做出違反事實的結論。當時美國在海外有13個軍事基地個放在古巴附近；6個放在西歐，對付蘇聯、東歐國家；剩下6個全部放在東亞和東南亞，用來對付新中國。美國的封鎖政策，把中國團團圍住，阻塞了新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隻是到了70年代，毛澤東同誌以世界戰略的眼光，運用乒乓外交的影響，開始扭轉了世界對抗的格局，為後來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外交關係的基礎。所以，科學地看問題，就要聯係到當時的各種情況，不能孤立地看到一種現象就盲目地下結論。
再比如，在我國開展市場經濟體製改革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對經濟學領域浸染較重。一時曾經出現了把一切“推人市場”的口號和做法。後來，還出現了私有化的思潮。結果，許多嚴重的社會安定問題也隨之出現。為什麼中國的市場經濟體製改革不能像美國那樣平穩有序，為什麼照搬美國和西歐的市場經濟模式在中國卻達不到預期的良好效果呢？問題其實很簡單，美國那種徹底的、無情運作的市場經濟，有比較發達的物質基礎作為保障，它的社會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事業保險等保障措施都是穩定而齊備的。這樣的基礎，完全能夠經得起任何市場衝擊帶來的震蕩，照樣保持社會的安定。中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中國在開始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候，甚至直到現在，還不具備這些保障措施，而且這些措施的建設，也不是短時期內就能夠建成的。所以，在中國的具體國情下，科學的決策，就不能簡單地照搬美國或西歐的市場經濟模式。為了社會的安定、和諧的發展，必須考慮到我們國家各方麵的具體情況，老老實實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是從普遍聯係的觀點中所必然得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