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殖民地意識的回歸是以“文化反思”之中的民族虛無主義為突出表現的。這種民族虛無主義的思潮，特點是否定中華民族的曆史、現實和未來，否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一切文化象征。當時，這股思潮來世迅猛，把龍、長城、黃河、黃土地和中華文明，一概罵倒，一概否定；從中華民族的曆史到今日的現實，一概否定，有的人甚至提出要“解散中華民族”。更加係統地表述這種民族虛無主義的邏輯的，是1988年中央電視台在全國範圍兩次播放的電視專題片《河殤》。這部專題片的基本觀點是：中華民族的複興隻不過是一個不斷尋求又不斷破滅的夢；封閉太久的中華民族接受屈辱是一種曆史注定的命運，不要再留戀黃土地，而要向西方無限開放；唯一的靈光是賦予知識分子以“自由的口氣和無限的空間”；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的新紀元是急於求成，慘重失敗；不要怕搞資本主義；不搞全盤西化，就會發生無窮的動亂；隻有西方“蔚藍色”的文明才能救中國。《河殤》在“蔚藍色”這一集裏是這樣概括中華民族的前途的：“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肆虐的黃河不能教給我們，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意識。單靠這片黃土和這條黃河，已經養育不起日益膨脹的人口，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過去的營養和精力。”“儒家文化……縱使它有千年珍奇，今天也是難免玉石俱焚了。”這種數典忘祖的行為，這種仰人鼻息的媚骨，這種猖獗的形而上學的思維，立即引起了國內外有識之士的憤慨。
1988年7月10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的王曉東、秋田草的《激情的陰影——評電視係列片“河殤”》是最早批評《河殤》的文章。該文犀利的筆鋒直指《河殤》的軟肋繞過批判現實的險灘去安全地鞭笞祖宗“隻不過是一種”高級牢騷學術環境的不自然引出了新的荒謬；由於缺乏對現實的細致考察，而用‘文化’之類巨大概念含混地解釋一切，恰如兩千年前的祖先用陰陽八卦來解釋萬物一樣的籠統——八十年代的學者竟在用他們深惡痛絕的傳統的方法去撻伐傳統文化。這種荒謬同時又使人有一種悲哀：一群醫生圍繞著一位患肺病的人議論紛紛，爭論它的祖先的染色體是否有缺陷。……而我們卻對那些急需改變的現狀手足無措，仍舊沉溺於用情緒的衝動、文學的想象、藝術的靈感來代替審慎的科學思考。我們的社會也分不清外表的深奧與實質的充實，大抵隻能為一些新穎雄辯的哲理詞句而喝彩。這樣的經曆帶給中華民族的迷失與災難，還沒有受夠嗎？這篇文章在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讚賞《河殤》的氛圍之中，於直言，值得佩服！但是，在當時的氛圍之中，這篇文章竟然受到了一些心胸狹隘的人物的圍攻。這真是怪事！
不獨有偶，海外的有識之士也紛紛表示不能接受《河殤》的邏輯。當時還客居美國的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明確表示：“在這個電視片裏，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這三個傳統（指：龍、長城、黃河）都批評得一無是處，認為如果不把這三個傳統拋棄掉的話，中國就沒有希望。我認為這是大錯的。另一位著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評論道：黃帝的兒女們，我們必須團結，發揚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一個隻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發展的，但是，一個拋棄祖先的民族也是不會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黃土文化值得我們驕傲，希望我們今後的創業，也能得到未來子孫們的崇敬。”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係教授趙岡，從另一個角度也表示了對《河殤》指出的“改換藍色文明”觀點的批評上述之觀點，不但對馬列主義來講是叛道離經，即是以非馬列的學術立場來論，也不容易完全被接受。例如海洋文化與內陸文化之二分法本身就蠻有問題。而對兩種文化的論斷，如像‘海洋導致了民主，海權導致了科學’等提法，都是未經嚴格證驗的假說。台灣的學者更是不能接受《河殤》的邏輯，深刻的批評最早來自陳映真在《海峽評論》雜誌上的文章。台灣《天下》雜誌總編殷允凡的評論也是獨具深刻見解的，他指出：它表現出來的政治意味太過濃厚，似乎已先有一個預設的‘政治的框框’，也因此讓人覺得它的推論顯得太過急切，可信度不高，似乎是為×××的經濟派在思想、理論上尋找曆史文化的支持點，這使得原本極好的構想大打折扣。比如，它的很多立論都有極端化傾向，難道海洋文化就一定全是好的，而中原文化就毫無優點可言？我想真實的情況應該不是這樣的。而且文中提到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工業文明、商品經濟時，似乎是帶著一種狂熱的崇拜。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些名詞正是大陸的新流行？是時代的口號？或者是一種新迷信呢？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和日本，也已很難看到對這些名詞這樣毫無保留的信仰。中國是要進行現代化，但現代化是否就等於全盤西化？這問題值得深思。我想，海外人士對《河殤》的批評已足夠深刻了，無須再加評論。
隨著1989年那場風波的平息，《河殤》在國內也受到了它應有的批評。國內學者指出了它的150多個常識性的“硬傷”。問題不在於它有多少硬傷，而是它代表一種打著“改革開放”旗號的、毫無民族骨氣的崇洋媚外的傾向。
一個人喪失國格，背棄祖國，損害祖國，不僅為中國人民所不容，也為世界各國人民所不容。1989年風波平息之後，一位動亂“精英”跑到美國，儼然以美國人自居，指責和辱罵中國為“萬惡的中國”。連台灣的一些報紙都痛斥其為漢奸。美國奧運會選手在紐約的華道夫飯店舉行慶功宴會，這位“精英”溜進去，對著擴音器大喊道：“偉大的美國選手萬歲！偉大的美國萬歲！我們偉大的美國在這次巴塞羅那奧運會所得的金牌比中國多21麵，銀牌多20麵。我們偉大的祖國徹底打敗了萬惡的中國！”這時，一名美國的定向飛靶射手認為這實在太過分了，忍不住衝上台，抓起麥克風，問道：“你是誰？”“我是方勵之，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忠貞公民。”這位飛靶射手回頭問大家：“有人知道這個叫什麼方勵之的美國人嗎？”一名棒球選手大聲說：“噢，知道，他就是被李浩明先生藏在褲襠裏從北京帶出來的家夥！”這位“精英”的損害中華民族的無恥表演，連美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台灣報紙斥之為漢奸，是不奇怪的。
民族虛無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泛濫，不是偶然的。對外開放之後，有些人在物質的差距麵前失去了民族的信心和尊嚴，失去了民族的骨氣，這是殖民地意識的民族虛無主義泛濫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開放的環境裏，隻要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優勢存在一天，國內的殖民地意識或者說是民族虛無主義就存在泛濫的可能。果然，在1993年，民族虛無主義借一本叫做《廢都》的小說，又出現不大不小的一股回光返照。從表麵上看，這本小說是繼張賢亮的那種由於長期性壓抑而爆發的性宣泄小說的續篇。作者在小說之中，竟然仿照被刪節的《金瓶梅》的版本，在那些露骨的性體驗描寫之後，又打了許多小方框框，好像還有更加令人發指的性描寫似的。盡管北京大學的幾位博士生指出了《廢都》裏的性描寫，大部分都是抄襲《金瓶梅》的情節設計，沒有什麼創造性。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本小說的真正要害不是性描寫。作者在《陝西日報》的“星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小文章，說真正的動機是抨擊民族自尊的所謂“廢都”心理。他說，我是把西安當作“廢都”的典型來寫的。這種“廢都”裏麵的人們，常常有一種心理，那就是：明明今天當不成首都了，但是心裏卻總是想著原來當首都時候的那種得勢的驕傲。他接著說，西安是中國的廢都，其實整個中國就是世界上的廢都，最終這位作者認為世界就是宇宙之中的一個廢都。那麼，在人類能夠認識的空間，還有什麼不屬於廢都的範疇呢？所以，有人建議，《廢都》這本小說應該改名，改為《都廢》就再合適不過了。因為在他的視野裏，一切“都廢”了。這種一切“都廢”的思想情緒，實際上就是民族虛無主義的反映。這是與愛國主義格格不人的一種思潮。
在1995年的一次座談會上，又出現了一種所謂“要甘心為美國人當孫子的戰略”的民族虛無主義論調。這是十分新奇的觀點。這位自認為很有些資格的人物表述說，為什麼中國在近現代沒有發展起來，原因就是中國始終不願意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孫子”。如果老老實實奉行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孫子的“孫子戰略”，就會有機會搭上一條順風船，說不定早就發展起來了，也可能我們今天就是日本。在當時，這種說教就激起了愛國知識分子的憤慨。其實，這種說法無非就是1989年之前有人主張的中國應該多當300年殖民地就會發展起來的說法。其實，這種說法完全是欺騙。一個明顯的事實擺在中國人的眼前，這就是我國的鄰邦印度。印度的人口和幅員很接近中國。與中國情況不同的是，印度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時間長達300年之久，結果還是沒有發展起來。當印度終於在20世紀中期獲得形式上的自治時，印度的國家領導人翹首北望，十分羨慕鄰邦中國取得的突飛猛進的進步。如今，中國在世界上已經具有了越來越好的發展條件和基礎，也有著發展的良好勢頭，再讓中國倒退回去，當西方列強的“孫子”，再重複殖民地的生活，中國人民決不會答應。這種民族虛無主義思潮是十分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