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的另一個特點是發展社會保障，維護社會公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民主黨成為西歐的強大政治力量，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經濟綱領基本上就是要建立“福利國家”，完善社會保障係統、實現收入均等化。而推行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正是達到這些目標的具體途徑。英國工黨堅持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反對過分的市場化，而強調要使“市場經濟人道化”。在它執政期間，大力推行社會福利政策，認為政府有責任在“市場常態下”保障社會成員工作及生活的權利，要通過實施國有化和收入均等化等政策來使“市場經濟混合化”、“經濟分配公平化”。1949-1951年福利國家的建成標誌著工黨建成了完備的社會保障體係。另外，收入均等化措施也盡量減小了市場競爭機製對普通工人的衝擊。1950-1970年長達20年期間，英國的失業率一直較低，在工黨執政期間失業率保持在2.5%以下。許多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工人生活較為穩定，收入均等化政策也抑製了市場競爭下的分配規律。戰前，英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全國財產的56%，到1972年，這個數字下降到27.6%。
法國社會黨推行計劃化是為了影響混合經濟發展的重大方向。生產資料集體所有是法國社會黨的一貫主張。一方麵，社會黨認為，在混合經濟中私人經濟不是過渡時期的暫時現象，而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組成部分。另一方麵，社會黨又堅持，經濟混合化和計劃化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要把人類從市場經濟的異化中解放出來，就要消除它造成的“社會不公正”現象。為之，國家采用各種再分配措施來左右資源與財富的分配。法國的社會保險開支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法國還實行家庭補貼製度，資金一部分來自雇員繳納的稅金，另一部分來自富有的雇主。此外，在法式典型的混合經濟下，還實行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險製度，向全社會提供生病保險、孕婦津貼、退休金、失業補貼等。1982年，社會黨將最低工資者的工巧提高了25%，養老金提高了50%。根據競選提出的“法國110條建議”和“社會主義”草案，又大力擴大國有化，試圖推動混合經濟向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方向發展。事實上，國有化的措施、再分配措施都是以實現市場機製下的“社會公正、社會保障”為目標的。正如比利時學者所總結的，在法國混合經濟的實踐中，社會黨的國有化措施、再分配措施和致力於社會保障的努力給法式的混合經濟增色不少。
瑞典社會民主黨人把私有製的主導地位看成是瑞典式混合經濟製度的核心，同時，他們十分重視國家在分配領域中的作用。這體現了瑞典社會民主黨人既重視私人企業在混合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又重視政府在國民經濟中控製分配的作用。在瑞典式混合經濟中，社會民主黨人堅持了三項重要原則：一是建立充分就業製度，實現社會公正；二是采取收入均等化措施，對混合經濟中私人企業的過分強大施加政治影響；三是不斷完善社會福利措施，使廣大工人相對擺脫市場規律的盲目調節。在社會民主黨人眼裏，平等是全體人民具有同等價值的表現，是自由的先決條件。因此，必須用“團結一致”的工資製度、各種累進稅、國家公共開支補貼、社會保險體係等措施來限製市場的無情規律。事實上，在西歐的混合經濟體製國家中，瑞典是西歐國家中通過收入再分配在經濟上最為平等的國家，也是福利國家的“麥加”。
社會保障製度是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社會民主黨認為，——個有效的市場經濟體製不僅要完成經濟任務，同時要完成一係列重要的社會保障任務，這樣才能實現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公平。從勃蘭特出任總理到1974年，一共頒布了40多項改革的法令和決定，主要內容一是民主化，二是擴大社會福利。勃蘭特政府這些措施雖然遭到代表企業主利益的聯盟黨的反對，但發展社會保障和維護社會公正的思想已逐漸滲透到社會市場經濟之中。施密特執政以後，仍把一些列在勃蘭特政府日程表上的重大改革項目，如提高工人福利和政治待遇、增加兒童保育費等付諸實現。幾十年來，經過社會民主黨人的推動，聯邦德國終於完善了由艾哈德奠定的“社會市場經濟”，形成了以市場經濟為底盤的、豐富多彩而又統一的“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體係。它們歸納起來主要有：收入再分配政策、社會保障體係、勞動保護政策、勞動市場政策和企業職工參與決策等五大方麵。
從上述社會黨所實踐的“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看來，其特色大致可以歸結如下：（1）在混合製度和社會市場經濟下，它們都要求國家力量對市場保持必要和適度的控製。（2）發展社會保障，維護社會公正，實現並滿足某些公共目標。上述兩點是它們共有的基本特征。（3）在這種經濟製度下，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是介於自由放任與政府管製這兩種極端方法之間的“中間方法”，時而向左，時而向右，以曆史、經濟條件的變化為轉移，很難進行量的分析。（4）在這種經濟製度下，由於政府加入經濟過程而造成了個人經濟自由的相對減少，出現了“市場人格化”的傾向，體現出了一種政治補足經濟的共同特征。（5）由於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的上台推動，國家介入的政治色彩急劇變濃，市場進一步軟化，這時的混合經濟與社會市場經濟呈現出一種激進的社會主義色彩。
三、具體政策差異
在前麵我們歸納了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的共同特征，但由於社會曆史條件相異，隸屬於不同模式的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推行限製自由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其具體的經濟政策也有著不同的特點。
1945年，英國工黨就掀起了國有化的高潮，將煤炭、煤氣、鋼鐵、電力、鐵路、航空等6個部門的大企業收為國有，使國有企業在這些部門生產中的比重達到了90%以上，使英國的戰時統製經濟向以國有化為特色的混合經濟發展。1951-196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雖然對鋼鐵和公路貨運業推行非國有化，但由於“巴茨克爾主義”即兩黨“共識政治”的影響，保守黨仍維持了多數國有企業，使工黨推行的以國有化為特征的混合市場經濟基本上保留了下來。1974年工黨威爾遜政府再次執政後，又掀起了第二次國有化高潮，除繼續對6個基礎部門國有化外，還對飛機製造業、造船業實行國有化，對石油工業實行了國家大量參股。經過第二次國有化高潮，英國的國有企業已從主要是燃料工業、交通運輸業、基礎設施部門，發展到製造業領域，甚至發展到航空空間工業這樣的尖端部門。國有企業在英式混合經濟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到1978年，在混合經濟的產值中，國有企業的產值占到英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1%，職工人數占勞動力總數的80%，固定資產約占混合經濟的1/5的份額。混合經濟中國有化的比重如此之大，是西方學者在研究英式混合經濟時必須注意的一個“切口”。到1978年，在西方混合經濟體製的國家中，英國的國家企業國有化程度最高。
正如西方經濟學家評述的，“英國的混合經濟結構顯示了不同決策過程的相互影響（私營和國有企業不同的市場決策）……公有物品和服務項目大都不通過市場機製，而通過委托或公有企業提供。有許多非市場經濟部分，壓力集團的活動對資源分配有著巨大影響”。
上述“非市場經濟部分”顯然是指英國的國有化企業，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工黨信奉“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手段的公有製”，在推行國有化方麵較為激進，因為工黨認為國有企業可以對私有企業起到一種“製約”作用，它可以限製市場機製，能使英式混合經濟向社會主義的方向運行。英式混合經濟之所以以比例較大的國有化為其特色，一個根本的原因是經濟體製中的擺動現象——一個以實行自由放任為正宗的典型資本主義，從一個極端擺向了另一個極端。這種西方經濟學界所謂的“擺動的經濟運動”與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形成的背景極為一致。
從19世紀中期起，曆史學派始終支配著德國的經濟思想，他們反對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反對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相反，他們認為“國家幹涉主義”的措施適應德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又建立了嚴厲的納粹政權的軍事統製經濟，這使得戰後經濟運動向另一個極擺動。戰後，聯邦德國盛行歐根倡導的“新自由主義”，這深深地影響了艾哈德的社會市場經濟。西德社會民主黨人接受了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艾哈德主張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完善社會市場經濟時，他們一直堅持兩個基本點：（1）經濟活動以市場為基礎，市場機製在運行中要起主導作用。（2）國家進行適度幹預，主要是創造正常的市場環境，鼓勵和保護競爭，而不是軟化市場機製。
德式社會市場經濟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競爭是社會市場經濟的核心，因為隻有競爭才能活躍市場，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麵必然使物價下跌，導致實際收入增加，消費者受益；另一方麵也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工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德國的經濟專家還注意到，英式國有企業占較大比重的混合經濟在實踐中使市場出現了“動力真空”這種排斥市場機製的國有企業成了戰後英國經濟持續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必須把競爭放在首位。同時，他們也看到，如果任憑競爭機製自發地調節市場，必然會導致集中和壟斷，從而最終阻礙競爭，造成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上新的不平衡，為此，國家必須討電場保持一種“溫和而有益”的束縛。
與英國工黨推行的凱恩斯主義式的混合經濟相比，德國以競爭為核心的社會市場經濟是更具有激勵性、效率性和節省性的經濟體製。這兩種經濟體製的特點十分鮮明，所以它們成了西歐混合經濟製度中兩種不同的樣板。
在英國，工黨長期以來推崇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主要在於社會有效需求與生產規模的矛盾，政府應該幹預經濟，通過國家財政支出的擴大以增進社會總需求；通過國家培植一定數目的國有企業來加強國家力量對於私有企業的介入。這樣，英國在福利開支和扶植國有企業上造成財政支出十分龐大。據統計，英國的國家預算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經常在40%以上，在西歐混合經濟國家中首屈一指。為維持福利國家和充分就業，國家在財政上的負擔也愈來愈重。這樣，工黨式的混合經濟日益暴露出了平等與效率之間的矛盾。這使平等上升而效率下降，總的來講，英國經濟增長的情況不佳，在國際上相對經濟實力地位不斷下降。1956-1970年，英國工業生產平均年增長率僅為2.8%。工黨過分地追求平等使英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僅低於歐共體中的發達國家，甚至一度低於歐共體的平均水平。因而，以國有化和福利主義為特征的英式混合經濟在實踐中被證明是不很成功的，它的不佳樣板使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在西歐諸國漸漸失去了吸引力。
在聯邦德國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專家對工黨式的混合經濟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在工黨的出版物中，一般都聲稱平等與效率可以並存不悖，有的把平等、安全、團結、自由、民主、效率作為“市場社會主義”的六大目標。可是，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先驅艾哈德一開始就對忽視效率的“市場社會主義”持一種否定的態度。他認為，英式“福利國家”使人們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賴國家生活，這就會導致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動力真空”，久而久之，社會經濟會陷於“癱瘓”，社會福利會成為無源之水。相反，“社會市場經濟”把效率放在首位，這必然會使生產發展，物質產品增多，這樣，水漲船高了，社會成員的物質狀況自然會有所改善。因此，他主張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一定要以效率為核心。但是，西德的社會市場經濟同“自由放任”的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完全一樣，社會市場經濟雖然讓市場機製充分發揮作用，可卻給市場競爭添上了一隻國家適度幹預的“有形之手”；在充分競爭的同時，適度考慮了社會公正。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基本矛盾。在體現“自由精神”的同時，較為成功地抑製了“生產無政府狀態”和“企業經營脫離社會總體的利益”。這使市場競爭與社會公正、平等與效率在社會市場經濟中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充分體現了德國經濟體製的特色。
法國的“混合經濟”在西方國家頗具特色。運國社會黨人極力推動其混合經濟向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並存、市場與計劃並存的方向發展。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法國式的“混合經濟”看成是英式混合經濟和德式社會市場經濟之間的一種折衷。像英國一樣，法國有非常強大的國有企業，它們對法國經濟起著重要作用。但在管理上卻是獨立的，完全按市場規律經營，國家通過國有企業來保證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並沒有完全的界線。國有企業為加強它的投資能力，可以向私人股東開放資本。同時，國家也可以購買私人營業的股份，特別是購買大型私營企業的股份，一方麵是為加強這些企業的資本，另一方麵也是為了防止國際財團的壟斷趨勢。
英國在國有企業的管理上呈現出更多的國家幹預，不像法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是獨立的，而在經營上完全按市場導向行事。戰後英國曆屆工黨政府對國有化工業的管理態度雖有所不同，但它們基本上都遵循著下述原則：國有化工業的重大問題決定權掌握在議會和政府手裏。在這個前提下，公司董事會可以發揮相對的自主性。議會用下述途徑對國有化工業公司進行管理：（1）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建立、改組、撤銷都要經過議會批準方能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