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的經濟綱領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推崇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並存、計劃與市場並存的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實質上是社會黨人政治上的調和主義在經濟領域中的反映。它試圖綜合資本主義的“交易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命令經濟”。他們認為，前者是由市場價格機製調節的經濟，它有著“和諧與自發的秩序”；後者是通過政府計劃和行政命令進行管理的經濟，它有著“宏觀調控的優勢”。同時，這兩種經濟模式都有其特有的缺點，社會黨人的經濟任務就在於探討一種最佳的組合方式。而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就是他們找到的“理想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法、瑞典形成了國家與市場相結合的混合經濟，德國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這既是當代資本主義從一般壟斷走向國家壟斷的必然結果，也是和社會黨人在這方麵的推動分不開的。
一、理論儲備與曆史前提
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它們形成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歐洲經濟學說就為其準備了理論前提。英國工黨一致公推19世紀中葉的約翰·穆勒為“工黨理論之父”。因為，約翰·穆勒的經濟理論體係是19世紀中葉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第一個折衷和綜合的理論體係。在此之前，亞當·斯密、曼徹斯特學派、馬爾薩斯和薩伊都固執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永世長存的觀點，約翰·穆勒反對上述觀點，他把經濟規律分成兩類：一類是生產規律，它是自然的、永恒不變的；另一類是分配規律，它取決於社會和法律的習慣，可受人類意誌支配。穆勒這種把生產和分配割裂開來的觀點，正是工黨推行改良主義的“理論依據”。工黨在戰後初期就推行著充滿折衷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綱領，以分配規律補足生產規律，以國有化補足私有製，以福利主義補足殘酷無情的市場機製，這正是工黨混合經濟要旨之所在。
在經濟理論上，對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形成有重大影響的另一位經濟學家是凱恩斯。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和瑞典社會民主黨，雖然在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艾哈德的新自由主義戰勝了凱恩斯主義，但這種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之間的一種妥協。我們仍然可以從社會市場經濟中看到凱恩斯主義的影子。
在1929-1933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麵前，民主社會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相揉合，成了重重危機之中的資本主義避免崩潰的理想之路。在英國工黨內，從這時起凱恩斯主義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在法國，1936年的“人民陣線”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就突出反映了民主社會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廣泛影響。勃魯姆政府小心翼翼地開始試驗混合經濟，兌現了部分國有化的主張，加強了政府對市場的幹預。為此，社會黨還主持了政府、資方與工會三方達成階級合作的“馬提翁協議”，國家與市場的結合使國有企業的投資達到全國投資總額的10%，法國出現了混合經濟的雛形。
瑞典學派可謂是瑞典混合經濟形成的理論先驅。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經濟危機和失業日益嚴重，傳統經濟學已不能解釋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經濟停滯、失業、市場失調等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瑞典學派的奠基人吸收了數理經濟學派的代表之一瓦爾拉的一般均衡分析的理論方法，以總量的宏觀動態均衡分析方法代替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形成了別具特色的瑞典學派。在30年代初大危機之際，為了挽救瑞典的資本主義製度，以林達爾、繆爾達爾、淪德堡等核心人物為首的經濟學家運用動態分析法提出的政府幹預經濟的思想成了瑞典社會民主黨人推行混合經濟模式的理論前提。
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來源於30年代德國的弗萊堡大學裏的新自由主義派。早在艾哈德為社會市場經濟奠基之前，歐根就為其準備了完備的理論基礎。歐根的《國民經濟學基礎》一書深深影響了社會市場經濟的設計師艾哈德。歐根本人也是折衷主義者，他既反對奧地利學派醉心於純粹抽象經濟的方法，也反對德國曆史學派忽視研究經濟規律。他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和“中央管理經濟”這兩種經濟模式都有其優缺點，都是“理念經濟模式”，必須用“競爭秩序”來綜合它們，這構成了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核心。艾哈德在《未來競爭的繁榮》一書中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他認為，“社會市場經濟”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經濟人道主義”。
可見，社會黨人推行的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形成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它在歐洲經濟學說中紮實的理論儲備。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實質上是對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部分否定、部分繼承的經濟學說在民主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一種延伸。艾哈德的社會市場經濟雖然聲稱要複興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但在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了這一經濟模式之後，它實際上已難以向自由主義回歸，而變成了一種政府經濟行為與個人經濟行為的混合體。
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是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完成的。這種特殊的曆史條件是：第一，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不能很好地解決20世紀初期的經濟問題和種種社會問題；第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成為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新形式，國家權力要求調節市場的曆史邏輯已變得不可逆轉；第三，革命、戰爭、經濟危機所引起的社會大動蕩使資本主義國家人民要求社會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他們不願做市場盲目調節下的奴隸，這種壓力使得市場機製軟化，出現了國家幹預再分配的新動向。
西方社會認識到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這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以來，資本主義世界一直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正宗。亞當·斯密認為，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的集體利益是協調的，“私人追求利潤是決定資本利用的唯一動機”。由此出發，他鼓吹自由放任主義，反對一切阻礙經濟自由的政策。他宣稱，在自由放任政策下，“一隻看不見的手”會把國民經濟安排得合乎自然秩序的要求，這隻“手”就是自由競爭下的市場機製。在法國，薩伊於1803年推出了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概論》，該書以通俗的形式發揮了斯密的思想。他堅決捍衛資本主義製度下的自由市場經濟，甚至否認經濟危機，認為在市場機製下，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這就是所謂“薩伊定律”。上述思想深深地影響著西方對市場萬能的崇尚，西方社會在理論與實踐中一直把自由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理想的經濟製度，並借此把剝削製度合法化、合理化，宣揚資本主義製度的永恒性。
自由市場經濟曾給西方帶來了繁榮，兩次工業和技術革命都是在自由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完成的。但是，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在像一個巫師那樣不能再支配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了。”進入20世紀，市場經濟一再“失火”，1929-193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沉重地打擊了“市場萬能”的觀念。人們發現，市場機製不能解決一切。第一，市場經濟對廣大勞動人民不利，工人成了市場調節下疲於奔命的經濟奴隸；第二，自由市場經濟對中小資產階級也不利，由於他們資金技術有限，在市場競爭的常態下很易破產；第三，完全的市場經濟隻能適應資本主義早期那種經濟活動規模較小、產業結構比較簡單、對信息要求不高的經濟過程。因此，隨著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產業結構的複雜化，以及經濟生活高度的動態化，國家力量的介入就成了必然。在經濟規模日益擴大、層麵不斷複雜化的情況下，如果再不用政府這隻“有形的手”來輔佐市場這隻“無形的手”，由政府的“公共決策”來補足私人企業“個別決策”的盲目性，那麼，市場就會失靈。正如美國經濟學家J·哈維明所說，混合經濟製度是把國家作為一個“明智”的父親，他要對市場這個頑皮的“孩子”進行溫和、有益的束縛。
混合經濟與社會市場經濟也是資本主義的一般壟斷向國家壟斷過渡的必然產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後逐步發展起來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空前發展。各國普遍建立了戰時經濟管理機構，對生產、分配、流通、交換的各個領域實行了國家的直接控製，甚至對一些企業實行了國有化，這使清一色的私人經濟向混合經濟演變。1929-1933年爆發了資本主義世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它表明隻靠自由競爭的市場調節和私人壟斷資本的力量很難維持社會資本再生產的正常運行。這促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第二次高潮。在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形成第三次高潮。正如列寧所說，“戰爭和經濟破壞逼迫各國從壟斷資本主義走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是資本與國家力量、市場與國家調控的相互結合。在國家這個“總資本家”直接參與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對自由市場實行全麵調控之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必然向“混合化”和“社會化”發展。
值得強調的是，混合經濟與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是與社會黨人的推動和實踐分不開的。因為，在自由市場經濟前麵冠之以“混合”、“社會”等等，歸根結蒂，是一種將無情的競爭機製人格化的結果。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限製旨在解決“人”的問題，諸如無產階級的過分貧困化、財富分配的極不公平等等。這種“經濟人道主義”正是社會黨人的意識形態。他們試圖謀求一種代替資本主義的經濟民主，在這種製度內，公共利益要優先於私人利潤，“生產必須是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而計劃的”，“需要對經濟作有效的民主管製”，“把現有的私有企業國有化……”事實上，各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都不同程度地主張“適度的國有化”和“市場經濟混合化”。“經濟多元”一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的經濟綱領。
二、共同特征
維持必要和適度的國家幹預是各國社會民主黨人推行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政策的第一個共同特色。英國工黨早在1945-1951年的艾德禮政府時期，就開始了國家幹預自由市場的大規模試驗。工黨以國家力量將銀行、民航、輸電係統、煤氣廠、礦井、鋼鐵廠等20%左右的經濟部門收歸國有，形成了以國有化為特色的混合經濟，開辟了英國曆史上國家幹預經濟的新時代。同時，《國民保險法》和《國民保健醫療法》等法案表明，國家幹預經濟已深入到保險、增長、就業、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麵。工黨理論家認為，經濟學意味著：種種國家幹預市場經濟的手段，更多的國家參與指導，更為中性的市場。因為，“沒有能完美地運行、或者可能完美地運行的經濟製度，……曆史上，國家已經證明市場的破壞及危險”。當然，在工黨的幾次執政中，過度的國家幹預曾造成市場疲軟和經濟衰退的現象，這也是工黨幾次大選失敗的根本性原因。在80-90年代，在金諾克及史密斯推動下，工黨理論家重新審查了宏觀經濟政策上的國家幹預。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提出的國家幹預市場以維持有效需求和就業水平的論點至今有效，但過度的國家幹預必然使市場自主性喪失，不利於經濟增長，因此，為了實現經濟和社會目標，以宏觀為基礎的國家幹預必須“適度化”和“經濟化”，包括對工業結構和金融結構的調整。上述即所謂“結構凱恩斯主義”。
法國社會黨所推行的“混合經濟”在西方國家是頗具特色的。社會黨認為，計劃作為市場的延伸，是國家指導經濟活動的一種工具。密特朗於1970年發表的《可能的社會主義》一書中就提出一項“社會主義契約”，包括國有化、計劃化和國家幹預收入再分配等。1981年6月社會黨執政後，先後公布了擴大國有化、計劃化改革的法令，法國社會黨把擴大國有化、改革計劃化看成是結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了國家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但同時它又強調，幹預要適度，“一個廣泛的私有部門將繼續自由活動和發展”。社會黨認為他們的計劃有三大職能：一是作為一項廣泛的社會集體活動，通過國家、企業、勞工代表共同協商，找出法國經濟發展的宏觀戰略；二是幹預和計劃提出規範化的市場信息，從而避免市場運行的盲目性；三是計劃要富有彈性，它不能取代市場，而僅為國家提供政策依據。可見法國的“混合經濟”實際上是一種國家掌握著強大調控手段的市場經濟。
瑞典社會民主黨以福利主義為核心的混合經濟更具典型的意義。從1932年以來，社會民主黨在推行瑞典式的混合經濟中有許多有意義的探索。從漢森提出“人民之家”的階級合作原則，簽訂“薩爾茨耶巴登協定”，實行“哈普遜民主”到阿德勒一卡爾鬆的“職能社會主義”，這一切改良主義的實現都有賴於國家以“中間人”的地位來調整各階級之間的生產關係。瑞典社會民主黨很早就對市場采取了幹預，政府製定了一係列法令，采取了許多措施，如工人廣泛參與管理經濟、董事會法、共同決定法、全國勞動市場委員會，等等，以此來改造市場經濟的“職能”。從70年代開始，基金社會主義逐步推開。1983年，該黨在重新上台一年後仍強調，無論是“職能社會主義”，還是“基金社會主義”，其目標都是在國家力量指導下實現“經濟民主”。為此要把經濟權力置於民主的控製之下，而這種“民主的控製”首先是指民主的政府在協調經濟活動時所發揮的作用。瑞典社會民主工黨還在國家調節中發揮特殊的作用——即讓該黨代表國家充當資方和雇員之間的仲裁人。同時，瑞典社會民主黨製定的一係列法令，如工人廣泛參加管理製度、董事會法、共同決定法、全國勞工委員會製度，都從不同方麵體現出國家力量在經濟活動中的介入。
國家實行全麵有效的總體調節是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勃蘭特政府上台後延續並發揮了曆屆政府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政策。例如作為經濟民主化改革主要內容之一的“企業法改革”，就擴大了工人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1973年12月發布的“勞動保護法”加大了國家力量對企業主的限製作用。社會民主黨的專家認為，要推行社會市場經濟，需要一個強大的主動幹預的國家，因為，無政府狀態下的市場競爭，常常演變為經濟的大起大落。國家的幹預形式多樣：如對某些企業給予直接補貼，由國家直接進行投資或控股，也可以采取貨幣政策、結構政策等宏觀經濟手段改革市場總體的某種條件，達到宏觀控製的目的。在國家幹預的對象上，可對企業幹預，可對市場幹預。不過，幹預的程度要適度，以不破壞經濟秩序、競爭秩序為原則。國家幹預的目的，其一是限製非經濟手段與非公平競爭；其二是限製收入水平的過分懸殊；其三是限製大公司的壟斷。由上可見，無論是混合經濟，還是社會市場經濟，都是對自由市場經濟基本繼承、部分否定、部分補足的經濟發展模式，對自由市場經濟輔之以適當的國家幹預，而又不妨礙市場機製的基本功能，這是它們共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