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年度報告、供款限額需由議會審核通過。
（3）首相、財政大臣和主管部大臣對國有比工業的管理起決定性的作用。首相全麵掌管行政大權；財政大臣通過財政預兌來確定對國有化工業的資助額；主管部大臣管轄下屬範圍的國有化公司，並有權向下屬國有化工業發布“原則性指令”。可見，工黨式的混合經濟多少具有“蘇式模式”的特征。特別是在對國有工業的管理方麵，明顯不同於法式混合經濟中的國有企業管理。法國社會黨的理論家認為，法國的混合經濟不僅與社會黨人的推動有關，也是法國曆史傳統發展、變異的必然結果。它是在市場機製和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國家傳統之間的一種折衷。它的特點是既重視市場，也有國家的總體計劃；既發揮私人企業的自主性，又要保持代表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強大的國有企業。但是，這種“曆史性的折衷模式”（密特朗語）必須完全遵循市場經濟的原則運行。國有企業對私人企業隻是一種補充，它不能偏離市場機製的軌道。
計劃原則是法國混合經濟的第二個特點。法國社會黨一直崇尚經濟的計劃性，把它看成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決裂的第一步。密特朗聲稱，社會黨人心目中的“混合經濟製度”就是國有化、計劃化和權力下放。社會黨這種“計劃原則”帶有更為激進的特征。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奧地利和北歐社會民主黨都明確聲稱反對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比，反對法式的過分的計劃經濟。法國社會黨則堅持國有化、計劃化，主張以計劃來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幹預。社會黨把密特朗競選總統時提出的“110條建議”基本付諸實施，力圖用計劃性來抑製自由市場經濟的無政府性。但是，法國的計劃從未企圖取代市場，社會黨的計劃原則也均未超出國家壟斷資本調節的範疇，沒有改變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性質。因為社會黨堅持認為，經濟的計劃與幹預不能超出市場彈性可容納的範圍。他們認為，計劃隻是對市場的補充，可以彌補市場的弱點，引導市場，保證市場競爭與社會公正同步發展。經濟指南提供的不是關於生產、物價方麵的具體數字，更不是行政命令，而僅僅是“參考指標”。它們的職能是給經濟和社會組織提供綜合信息，指導市場導向有的放矢地運行。計劃僅僅勾畫出一個政府的政策框架，它通過研究經濟增長和市場變幻為社會提供一種“參數”，隨著經濟前景各種不可預料的因素日益增多，計劃本身也要在市場運行中變得更有彈性。
在法國社會黨人看來，計劃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計劃一般用於中、長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規劃，近期的經濟活動完全靠市場的調節。在上述計劃原則方麵，法式的混合經濟同西德的社會市場經濟有著明顯的差異。早在戰後初期，新自由主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就占上風。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隻主張對市場經濟進行“適度的幹預”。在哥德斯堡綱領中，德國社會民主黨明確地宣稱：“社會民主黨讚同真正存在著競爭的自由市場”，同時進一步聲明要“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有製，隻要它不妨礙建立一種公正的社會製度”。自勃蘭特執政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完全認同了艾哈德以來的社會市場經濟，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在經濟政策上越來越靠攏。他們都主張：國家幹預隻是市場秩序的一部分，絕不是法國社會黨人旨在限製自由市場的“法國式幹預”，而是服務於市場的適度手段。另外，德國式的幹預是以經濟手段為主，它分為直接幹預與間接幹預，直接幹預是指國家直接參與經濟過程本身，如對某些企業給予直接補貼，由國家直接進行投資等。間接幹預可以采取貨幣政策、結構政策等手段改變市場總體的某些條件，以達到宏觀控製的目的。法國式的國家幹預雖然有不少也是經濟手段，但部分仍訴諸行政的力量。這是因為，法國式的混合經濟從戰後就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凱恩斯主義，而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在戰後從戰時統製學濟轉化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形成的，它強調逐步減少直接幹預，不斷完善間接幹預，擺脫希特勒時期“統製經濟”的消極影響。
瑞典社會民主黨人推行的混合經濟，則是以對自由市場經濟和國家幹預實用主義立場為特征的。瑞式混合經濟可以說是英、法、德經濟模式的綜合體，它既吸收了它們的長處，又保留了自己濃重的特點。因此，瑞典式的經濟體製一度成了東西方共同推崇的模式。瑞典社民黨過去所做的、現在仍在堅持的一直是利用職能社會化的方式控製私人資本，按照阿德勒-卡爾鬆的說法，職能社會主義是瑞典“混合經濟的核心”。
從福利主義的政策來看，瑞典的混合經濟與工黨的市場社會主義具有較大的一致性。1945年，英國工黨首領艾德禮上台執政後，立即把國有化和福利政策作為主要的社會主義政策付諸實施。艾德禮政府的國有化和福利製度是建立工黨式混合經濟的兩大基石。工黨認為，國有化可以抑製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福利製度可以消除市場競爭中的失業現象和分配不公。為之，工黨頒布了《國民保險法案》、《國民醫療保健法案》、《國民救濟法案》等法令，這些措施完善了英國的福利製度，使它成了戰後西方福利製度的楷模。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領袖漢森早就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人民之家”的核心就是福利政策。漢森執政時，瑞典逐步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製度，後來又相繼建立起醫療保險製度、對老年人的社會保障製度、失業津貼和失業幫助製度以及住宅津貼及其他社會福利。上述一整套福利措施使瑞典也成了“福利國家”的典範。
不過，瑞典社會民主黨人不像英國工黨那樣，把國有化當成改造自由市場經濟的手段。他們認為，用國有化來改造資本主義私有製是大有疑問的。要限製和改造資本主義私有製，並不在於建立數量龐大的國有企業，而是要在權力方麵去限製私有製的“職能”。所以，在瑞典的混合經濟中，國有化的比例較小。他們主張，讓占統治地位的私有經濟保持著較高的競爭精神和活力，同時又讓工人分享企業權力和經濟利益，這才能保證瑞典混合經濟全麵良性的發展。阿德勒一卡爾鬆指出：盡管現行的經濟製度在某種程度上都可稱之為“混合經濟”，但從傳統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製度就意味著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而混合經濟則是一部分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另一部分歸私人所有，這種觀點過分機械地關注所有權的數量配置，它隻看到了國家與個人的對立，而沒有看見工會的作用，也沒有看見國家與個人之間可以達到的和諧與平衡。“職能社會主義”自認為可以建立一種新的、理想的混合經濟。在這種混合經濟中，既不追求國有企業的份額，也不強調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的齊頭並進，而是關注於改造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功能”與“職能”，並使之社會化。根據這個理論，瑞典社會民主黨人要對混合經濟中的私有權進行職能性再造，在對東西方兩大經濟製度兼容並蓄的基礎上，著重使所有權的職能社會化，利用“職能社會化”的方式使資本家所有權職能逐步喪失其剝削的功能，而向真正的社會主義平等經濟轉化。上述理論構成了瑞典式混合經濟有別於英、法、德式混合經濟的特點。
四、兩點結論
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製的一種調整和變化，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積累和運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來，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消極性和破壞性，導致了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同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趨勢之間的矛盾。當這一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社會總產品實現條件遭到破壞，生產與消費嚴重脫節時，就會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又往往誘發潛在的階級鬥爭，威脅資產階級的統治。矛盾的存在迫使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尋求解決矛盾的對策與途徑，不斷調整與改變生產關係的各個方麵，探尋一種新的經濟機製，推動資本主義進一步向前發展。
民主社會主義就是旨在探尋改良資本主義曆史性功能的理論體係。早在1929-1933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麵前，民主社會主義就與凱恩斯主義相糅合，成了重重危機之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避免崩潰的理想之路。它們提出“混合經濟”和“國家幹預”的綱領，幫助資本主義改良“所有製的弊端”，實現所有製形式新的調整。在法國，1936年的“人民陣線”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就突出反映了民主社會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廣泛影響。在30年代初大危機之際，以林達爾、繆爾達爾、倫德堡等核心人物為首的瑞典學派也在探尋改良瑞典資本主義的方法，提出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政策。戰後，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又把福利主義、國有化、計劃化視為改良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福利國家的主要內容就是建立混合經濟和實現充分就業，而國有化和計劃化則成了影響和控製自由市場機製的一種方法。德國社會民主黨從艾哈德那裏接受的社會市場經濟雖然視新自由主義為其理論淵源，但在實際運作中與英、法、瑞的混合經濟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綜觀混合經濟與社會市場經濟，我們可以得出兩點一般性的結論：
首先，從本質上講，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新形式。
凱恩斯認為，所謂“混合經濟”是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作用已不足以使資本主義應付經濟危機與失業，而必須靠資產階級政府的力量，使國家與私人合作，才能維持資本主義，這就是“混合經濟”。這一套理論被西歐社會黨人接過來，與民主社會主義相糅合，成了改良資本主義的一種完備的理論體係。在某種程度上，民主社會主義隻是凱恩斯主義的一種政治外殼，用福利國家、計劃化來改良資本主義的凱恩斯主義要旨才是它的經濟內核。社會黨、工黨在上台以後，都用國家力量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幹預。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既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變化、運動的產物，也是社會黨、工黨用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即自由、公正、相助等不斷推動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結果。這些幹預和推動促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製形式發生了某些變化，從私有製形式上看，出現了國有經濟、半國有經濟和政府與私人共同經營的“混合經濟”。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雖然推崇新自由主義，但社會市場經濟在實踐中形成了許多與英、法、瑞混合經濟相同的特征，比如，它通過“參股”形式來控製企業。更為相似的是，國家牢牢地控製著信貸部門、基礎設施部門和公用事業，通過它們來支持和調控自由市場的發展。無論是工黨式的國有化，法國社會黨式的社會化，還是瑞典式的福利製度、勞資協作，德國式的參與製，其實質都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新形式。其一，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運動客觀上要求變革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其二，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色彩在主觀上也要求資本主義多少向著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基本價值方向運動。這兩種力量相互融合，使戰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現出兩重性，即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與政治上的民主社會主義色彩。
其次，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都不可能跳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範疇，在實踐中具有較大的局限性。
在工黨、社會黨看來，由於實行了“混合經濟”與“社會市場經濟”，建成了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固有的缺陷已經消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運動的非正義性已被糾正，傳統的資本主義正在演變成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已發生了質的變化。在西方一些經濟學的著作中對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混合經濟與社會市場經濟進行了種種誇大的論述。社會黨更是把計劃調節和國民收入均等化看成是消除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進而宣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趨同”的理論。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的這些經濟綱領既然是對資本主義的改良而非革命，自然就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況且，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主張在保護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而不是徹底消除資本主義私有製和由其決定的剝削關係。因此，它就更不可能跳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範疇。對於資本主義所有製這一變化的性質，馬克思早有精辟的論述，他指出：“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內的拋棄。”這就是說，無論是混合經濟，還是社會市場經濟，它們仍然是以資本主義私有製為基礎的生產關係，它們隻是改變了私有製的形式，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建立在更加集中更加社會化的私有製形式上而已。
民主社會主義者既想改造私有製，又要保留私有製，這使他們在實踐中往往陷入自我矛盾的局限性之中。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政策，實際上隻是適應戰後需要的一種激進的改革措施，由於國有化既想擺脫市場機製的製約，又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以致在實踐中連年虧損，國有化成了工黨的政治大包袱。1981年密特朗領導的法國社會黨執政以後，把公營部門作為“經濟馬達”，把國有化作為工業的支柱，把計劃化作為限製自由市場的手段，但在實踐中卻步履艱難，國有化企業的賠償費高達350億法郎，成了國家財政的致命負擔。1983年希拉克上台後又將一些企業私有化，宣告了社會黨經濟綱領的破產。上述種種事例證明：民主社會主義者所謂的“混合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對資本主義的矯正雖然不乏其進步的曆史作用，但它在資本主義所有製的框框裏試圖改良和修正資本主義所有製，這顯然是不會有最終結果的。一種既想維護資本主義製度，又想消除該製度固有弊端的理論必然會置自己於進退維穀之中。戰後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試驗表明：無論是混合經濟，還是社會市場經濟都具有較大的曆史局限性。正因為如此，它們在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隻是曇花一現，後來還是屈從於正統資本主義的統治——新保守主義的崛起實際上即是民主社會主義在改良資本主義經濟製度麵前無能為力的一個結果，而這個結果亦是民主社會主義要改良資本主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