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動物，不能離群索居；既然無法離開群眾，所以不能不關心眾人的事，不能不關心政治。
一般人談到政治，每每將之與權術、謀略、黨派、鬥爭畫上等號，因此強調和合無爭的佛教徒往往避談政治，甚至在社會人士高唱“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口號之下，更以遠離政治為無求。
然而實際上，參與政治是國民的權利，除非觸犯國家刑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才沒有參政的資格。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侶也要納稅、服兵役，盡國民應盡的義務，所謂出家並不意味著出國，何況佛教主張不僅要自度，還要度人。佛教與政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關，相輔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護持弘傳。
因此，曆代以來佛教非但未曾與政治分離，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例如佛陀成道後，遊化諸國，經常出入王宮說法，開示仁王的治國之道，許多印度大國的君王如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波斯匿王、優填王等，他們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進而成為佛教的護法，並且將佛法的真理應用在治國安邦上，健全社會，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後，仍有許多國王，如阿育王、迦膩色迦王、戒日王、彌蘭陀王等，他們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國，建立清明政治，寫下印度史上輝煌的一頁。
在中國，曆代僧侶與帝王也常有密切地合作往來，其中或有輔弼朝廷被尊為國師者，如南陽慧忠、法藏賢首、清涼澄觀、悟達知玄、玉林通琇、天台智凱等。或有出仕朝中為宰相者，如宋文帝禮請慧琳為宰相，日理萬機，時人稱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師請教定國安邦之道，明瞻陳述以慈救為宗，太宗大悅，尊為帝相；明朝姚廣孝本為道衍禪師，永樂皇帝愛其英才，敕令還俗輔佐朝綱，對明初的清明國祚貢獻很大。
此外，自魏晉南北朝起，朝廷並設有僧正、僧統、僧錄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為日本所沿用。直到今日，泰國、斯裏蘭卡、尼泊爾以“佛教領導政治，政治尊重佛教”；日本不但以佛教為國教，而且規定全國人民要信奉三寶，執政者要禮敬三寶，佛教備受尊重；韓國亦曾以佛教為國教，並曾雕刻大藏經以救國。凡此都說明佛教與政治關係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補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諧政治的功能，並可幫助政治化導邊遠、消除怨恨、感化頑強，發揮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佛教的五戒，對安邦治國的貢獻，正如《傳戒正範》雲：“若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遍於宇內，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能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百刑息於國。其為國王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對國家政治的影響與貢獻，曆代均有記載，諸如幫助生產、開發交通、保護生態、利濟行旅、文化建設、安住軍民、興辦教育、醫療救濟、財務運轉、科技文學等。
佛教在烽火連天的亂世，經常扮演攘敵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對摩揭陀國雨勢大臣昭示健全國家的“七不退法”，巧妙地化解了一場血腥戰爭；唐朝的安祿山舉兵造反，朝廷軍需短絀，佛教徒於是發起販賣度牒以增加軍費，為平定安史之亂盡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禮請法道禪師入朝共謀國事，在禪師的極力奔走之下，為國家勸募了豐足的軍糧，並且參戰軍旅，貢獻計策，穩定了軍機。曾經一度為禪僧的劉秉忠，元帝入主中原，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賢能，特別征召他出仕為相，劉秉忠為了保全漢人的生命財產，免受無辜的殺戮，於是挺身而出，立朝儀，訂製度，輔佐耶律楚材推行漢化，延續了漢民族的命脈。元代至溫禪師，由於讚助王化有功，感動世祖而被敕封為佛國普安大禪師。可以說，自古以來，佛教輔佐、教化政治的事例，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