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曾經說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光十色、塵世喧囂使我們如聾若盲，失去自己的方向。我們要安身立命，就必須洞察“無相之相”，傾聽“無聲之聲”，訴說“無言之言”。
我常常率領信徒出國訪問或者朝拜佛陀聖地，無意中發現：無論走到哪裏，當向導在宣布事情時，團員們總是七嘴八舌，我行我素，等到出了事，卻去埋怨別人；明明走廊大廳上有標誌指示，團員們卻橫衝直撞，到處問人。有人說：這就是現代人類的通病——慣於用嘴說話，而少用耳朵與眼睛。
其實，人們不但小看眼耳見聞的作用，即使用眼睛看了，用耳朵聽了，用嘴巴說了，也不見得會看、會聽、會說呢！
佛光山的大佛城，中外馳名，每天到這裏來的人絡繹不絕，但是也曾經有人看到大佛城的佛像都是用水泥塑的，不禁批評說：“這是水泥文化，沒有什麼價值！”這樣說話，姑且不論他的心態如何，但是我在佛光山二十餘年來，隻看到佛陀聖像，而沒有看到水泥文化，為什麼有些人隻看到水泥，而沒有看到佛陀呢？原來，隻是“觀看”還是不夠，我們要進一步做到“洞察”、“善觀”、“善聽”。
我的外婆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十七歲就開始持齋念佛，為人慈悲和藹，但是她的幾個孫兒孫女都在三四歲時就夭折了，她從來不曾悲痛地啼哭訴苦，鄰居的閑言閑語，她也從不在意。難道她沒有感情嗎？不疼愛孫子嗎？都不是的，因為學佛已久的她，洞悉世事，了知生死一如，業報昭然，故能坦然麵對橫逆，而無所憤恨無明。
我初來台灣時，寺廟不肯收留外省人掛單，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在外漂泊流浪，過著饑寒交迫的日子，卻因而更能領悟“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的妙意，所以心中仍然洋溢著一片幸福。後來我走入社會弘法時，屢遭迫害譏謗，我也未嚐以為憂苦，因為苦難正是我的逆增上緣。苦難雖然存在現實生活中，但是如果能夠設法克服，就更能體會到快樂的真諦。隻有辛勤耕耘之後所收獲的果實，才特別香甜，所以我一直覺得人生很快樂。
我在弘法時期曾經有一次得了重感冒，喉嚨無法發聲，我並不著急，心裏想著：做個啞巴也很好，啞巴是世界上最不會造口業的人。又有一次，染患惡性關節炎，醫師宣布要將雙腿鋸斷，自忖：行動不便，正好可以讀書寫作。心中倒也安然。
盡管目睹世事紛紜，如果我們能將森羅萬象彙歸佛法，就可以做到觀人自在、觀事自在、觀物自在、觀境自在、觀理自在、觀心自在，一切就會無有掛礙，無有恐怖，無有顛倒，當下我們自己即是“觀自在菩薩”，又何須向外尋覓？
聽聞亦然。隻是“諦聽”還未臻善美，我們要進一步“善聽”，將壞的聽成好的，將邪的聽成正的。時常有人問我：“你是如何將佛法融會於生活之中？”其實，我都是在衣食住行、人我世事中學習佛法。甚至我從不會教書的老師那裏學會教書。因為，過去的佛學院不講究教授法，我每次在課堂上，都很留心老師的授課方式，我一麵聽講，一麵想象：“如果是我的話，我要怎麼去解說呢？”久而久之，自能將佛法融入心海。此外，我平日無論是聽經聞法，或是說教開示，都能依照佛陀“四依止”的教示——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來領悟經文言說，故能消化吸收，去蕪存菁，世上的一切一切，都能成為自己的寶藏。
我的弟子們常常說：我是處理人事問題的高手，什麼疑難雜症到了我的麵前，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固然是因為我能耐心傾聽徒眾的困難，細心分析事情的前因後果，最重要的還是我盡量做到“兼聽”。我不以一家之言來下結語，我也不以一時的好壞來論成敗。我想：一個人若能完全做到“諦聽”、“善聽”、“兼聽”，也就庶幾無過了！
我離家四十載後，返回故裏，路皆不識；有時出外僅僅半個月，回到佛光山，也覺得有了改變。因緣聚散，人事無常，眼見耳聞都是緣起性空，因為緣起的有，自性的空，法無定法，實相無相。在一次座談會中，有人曾經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佛光山像什麼樣子？”有人說，像五指的形狀；有人說，像蘭花瓣的形狀；有人說，傳統式的寺院；更有人說，是現代化的道場……我覺得這些答案都對，但也都不對。我當初創建佛光山時，心中並沒有成規，隻是隨順因緣。所以佛光山建有各種殿宇客堂，也創辦了各種佛教事業。我想：就是因為佛光山沒有定樣，所以才能擁有多彩多姿的風貌吧！也曾有徒眾埋怨：山上最近工程不斷，不複過去的寧靜。我卻隻看到建設的進步，沒有聽到嘈雜的音聲。因此，我始終覺得佛光山的寧靜祥和，先後一如。
我自佛光山隱退住持一職以來，各處講經的邀約紛至遝來，各國來訪的信徒也絡繹不絕，再加上課徒教眾，日子可說是在分秒必爭中度過，但是我的心境卻愈趨空靈。雖然有許多不同的人和事環繞在身邊，我一麵言談，一麵辦事，也照樣可以瀏覽窗景，潤稿撰文，思維演說綱目，計劃佛教發展，因為我的心中既沒有人，也沒有事。
我常常一覺醒來，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有時好像連自己是誰都忘了。別人都說我太忙碌，要我多休息，我心裏一點也不覺得忙，因為我將身心六根都完全投入佛法裏，所以一切的榮辱、得失、有無、來去、飽餓、早晚，都不去計較執著了。
海倫·凱勒眼盲心不盲，而能成為偉大的教育家；貝多芬耳聾心不聾，而能創造出悅人的音樂；德山宣鑒因龍潭崇信熄滅燈火，而能明心見性；五千菩薩因維摩居士的默然無語，而得無生法忍。我自愧德薄慧淺，不能有如許成就，但是我由衷感謝佛教讓我認識了無聲無相無言的妙諦，使我終日為眾生服務，而生活在“苦不感到苦，忙不覺得忙”的禪悅裏。禪者說：“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不求聖解。”如果當下能如此生活，也就是我們不見不聞的世界了。
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
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剛從日本開完國際佛光會理事會後返回，聽說在鬆山的台北道場與在台中的東海道場各自為我在十九日的行程中，安排了午宴，正在互相僵持不下，因為兩間別院都在陰錯陽差的情況下，分別約了演藝人員與新聞記者，在中午時間與我素齋談禪。我知道以後，立即打電話給兩家道場，給予承諾。是日，我依約分赴兩地，在短短一個半小時內，超速行車，從台中趕到台北鬆山，既沒有讓道場失信，也沒有令客人失望。事後，二寺的住持前來道歉禮謝，我聽了，莞爾一笑，心裏想：“沒有關係！因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後來，我無意間和弟子們在閑聊時提及此事，不料這句話竟然在徒眾之間傳誦開來，成為一樁趣談。其實，話雖簡短幽默，但絕非偶發即興之語，而是我畢生以來與人我相處之道。
即以素齋談禪為例，這是我想出來的方便，意在一方麵使各階層人士借著與我對談禪道的機會了解禪的本意，從而覓回心靈活水的源頭，一方麵也讓社會大眾前來認識新落成的台北道場。四十九天的素齋談禪下來，大家的反應非常熱烈，所以至今雖然已經結束，但是又應各界要求，在各個別院普遍展開。我本來已經行程忙碌，於今更形緊湊，許多徒眾都笑我自找麻煩，然而我還是自覺有理，因為寺院道場功能的發揮很重要，引導社會大眾去執除迷也很重要，相形之下，我的時間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而舉辦的“書畫義賣會”及“老歌義唱會”，是與素齋談禪同樣轟動一時的活動。其實我原本隻是想借著托缽興學方式籌款，然而自從申請建校通過的消息一經傳出，文藝界、演藝界都前來表示支持，因而發起這兩項活動。盡管我素無繪畫雅好，更無演藝歌唱興趣，我還是到各地親自搜集，而且隻要一有時間，就到藏畫室裏欣賞字畫，有時一待就是數小時之久。義賣當天，我更是帶著感恩的心情來到現場，與拍賣高潮同起伏。老歌義唱時，我坐在前排，心想如果現在有人問我什麼歌最好聽，我一定毫不猶豫地說：不唱歌的時候最好聽！但是世界上不是隻有我一個人存在，大眾的歡喜很重要，文藝界、歌唱界及各地熱心讚助的人士，他們那份共襄盛舉的善心好意更是重要，這時，我的愛好、我的歡喜又算得了什麼呢！
過去，我每次接獲些微供養，總是涓滴歸公，捐給常住。自從佛光大學建校以後，我一收到信徒的紅包，就想到佛光大學。近來聽說弱勢團體的發展空間備受阻礙，我又將去年一整年撰文出書的稿費、版稅、單銀，以及紅包供養等共計三百萬元，贈給六個弱勢團體。
有人問我：“佛光山的建設所費不貲，大學的工程需款更巨，既然自顧不暇，為什麼還要捐給別人呢？”我何嚐不知常住的困難，但是弱勢團體的存在，對於整個社會也有其重要性，更何況如果我們能夠借此拋磚引玉，啟發大眾關懷互助的良知良能，對於人心的潛移默化，更富含重要的意義！尤其，當我回想早年來台之初，那種捉襟見肘的窘狀，使我更能肯定這筆錢所帶來的鼓舞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回憶當年的我，雖然有心振興佛教，奮起民心，然而因為經濟拮據，所以隻得節衣縮食，省下毫厘，累積到相當數目時，才用來購買圖書法物；我還撰寫文稿，編輯佛教雜誌，每當印刷出版，就連夜趕工包裝，好讓讀者及早享受法喜。為了借教育培育僧才，我在千難萬難之下，開辦佛學院。
當時老師不好請，我給予各種優惠禮遇，甚至深更半夜佇立在頭山門，等候遠道而來的外請老師；經費不足時，我到太平間、殯儀館通宵誦經，以貼補學生食宿支出，我在山下煮麵供眾，來籌措研究部辦學資金。那時我因為忙於奔波籌款，而沒時間去醫治腿疾，也忘了背部隱然作痛的內傷，後來竟然不藥而愈。“教運興亡，佛子有責”，我的確非僅口說，而是真心把教運的興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我的為教忘己終於感召了一批青年佛子，誌願和我同心協力，共為續佛慧命而奮鬥不懈。剛當上台灣印刷廠的經理吳先生，跟我出家，共創“佛教文化服務處”，後來隨著我南下高雄，幫忙開山辟嶺，使我無後顧之憂，那就是佛光山現在的住持心平法師；曾經是宜蘭女中高材生的李小姐，負責教務，因為有感於辦學的種種辛苦，而發心剃度出家，參與誦經行列，那就是現在美國西來寺開山的慈莊法師；放棄社會高薪工作的張老師，負責佛學院訓導，每天在課餘時間外出幫忙麵包店包裝月餅糖果，那就是現在的慈惠法師；慈容、慈嘉也將自己在幼稚園教書所得，全部奉獻出來，貼補佛學院開銷。大家在從事教育工作之餘，還要編印、校對《覺世》，處理文物的流通，可說是忙得不亦樂乎。
由於我們師徒都有著共同的使命感，以佛教的前途為重，以個人的利益為輕，佛光山以文教為根本，培養不少人才，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因而得以在三十年間迅速發展。
開山以後，我們應信徒食宿上的需要，陸續建設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應信徒谘詢休憩上的需要，設立東禪客堂、信徒服務中心；應信徒信仰上的需要，相繼興建大悲殿、大智殿、地藏殿、普賢殿；最近更應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禪堂、抄經堂、禮懺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為名副其實的四大名山菩薩道場。
就在開山期間，我念及年邁的功德主們多年以來對佛教的貢獻，所以為他們興建佛光精舍，邀請他們來此安養天年；後來附近居民經常將一些失怙的孤兒送來山上，我又發心建築大慈育幼院來養育他們；接著這個信徒要求我們辦一所中學，那個信徒建議我們開一家幼稚園，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就這樣地成立起來；其他如佛光診所、萬壽園，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為前提，一一興設，使得佛光山又成為生、老、病、死都能與諸佛菩薩長相左右的人間淨土。
當初我自覺個人不重要，所以縱然經費有限，也設法滿足信眾的需要，勉力興建各項設施，不料卻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對弟子們說：“光榮應該歸於佛陀，成就應該歸於大眾。”
正因為時時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設上盡量滿足眾生的需求，在尋常時，也總是竭盡心力，表達對大家的一片至誠。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楊錫銘發心為幼稚園畫壁畫，我整日像學徒一樣跟著他，為他準備畫筆、顏料、調色板、米達尺，待他休息時，還不忘奉上茗茶鮮果，後來，他被我的誠意深深感動，因而皈依三寶，佛門又增添了一位金剛力士。
才華橫溢的《幼獅》雜誌主編朱家駿，為我編輯《覺世》、《今日佛教》時，經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並且為他下麵，泡牛奶，準備點心。他常和我說：“師父！您先去休息吧！”我還是堅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來襲，我怕他著涼，每次都將自己僅有的一床毛毯拿給他蓋。他有感於我的關懷愛護，不但用心編輯，使《今日佛教》帶動了教界雜誌的進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來學佛。
十年後，我來到高雄，市姑、六姊（蘇陳秀琴）、永記油漆行的張雲罔雀、裕隆印刷廠的曾進等人，也都因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們談論佛法，而結下甚深法緣，從壽山寺到佛光山的開建，迄今三十餘載，護法護僧，從不退心。高雄縣餘陳月瑛女士，因為有感於每次來山時我的熱心接待，自己參加國際佛光會不說，還把女兒餘玲雅、兒子餘政憲都一起拉來加入，成為會員。多年來，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別人覺得你很重要，就必須先覺得別人很重要。
過去，我因為感到沙彌是菩提幼苗，為“四不可輕”之一，非常重要，所以蓋了一棟棟很好的校舍給他們讀書。後來覺得男眾的智慧、果斷，具有無限潛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區一塊風景優美的地方，為他們興建一座融合古今的北海道場。繼而又想到女眾的忍耐、柔和，對佛教的貢獻功不可沒，所以也為她們建設現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隻為自己在傳燈樓走廊的過道上，加蓋一間起居室，不知不覺地住了十餘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開山寮，參觀者無不讚歎，此雖非生性儉樸的我心中所願，但是也說明了盡管自覺不重要，隻要肯為人著想，自然會有人發覺你的重要，所以我們為人處世，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應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後人重之，這正合乎佛法裏所謂“因緣果報”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簡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時，佛印禪師以佛眼視眾生，所以蘇東坡在他的眼裏，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眾也如同佛祖一般的尊貴。
常常這個弟子向我建議必須要見某甲，因為某甲對道場貢獻很大，希望我當麵讚揚褒獎，以資鼓勵；那個信徒也來和我推薦一定要見某乙，因為某乙具有未來性，希望我能將他度入佛門。其實，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為重要，他們的建言如果獲得重視，心中就會非常的歡喜，所以盡管行程緊湊，我也安插時間，依言接見，不予拒絕。凡此，都必須先要覺得自己不重要。
有時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閑，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裏閱書報，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這個單位的主管請我前往巡視指導，那個道場的住持也邀我為住眾開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務都很重要，徒眾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關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時間處理；我的生活，自有辦法能力調節。於是我隻好又將自己的時間分割給他們，把書報、文章擱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處理，因為他們都很重要！
盡管一些弟子們不忍見我終日繁忙，因此經常建議我參照公務人員朝九晚五的辦公方式，並且隻依照預約的日程行事，不去理會臨時的邀請，然而想到多少徒眾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聲鼓勵，我雖然不重要，但是卻很有價值，又何忍拒人於千裏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爭，精進不懈，為的不過是爭取更多的時間來滿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當中，因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觀念來待人，不知結了多少人緣，免除多少紛爭，給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歡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樂我苦，你對我錯”，人人果能如此，人間何愁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呢！
從善如流
有一天從高雄回山，依空法師同行。途中他忽然問我：“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性格是什麼？”我隨口答道：“從善如流。”過後認真回憶往事，發覺“從善如流”的確為我帶來寬廣的人生。
十二歲披剃出家以後，師父誌開上人命我進入棲霞律學院就讀，當時我是班上年紀最小的一位，同學們都大我十歲以上，他們不是嫌我小，就是怕我跟不上，所以總是和我說：“你要用功一點啊！”有感於大家的好意，我從善如流，非常認真地頂戴奉行，加倍精進，終於漸入佳境。
十五歲受具足戒時，我因燃燒戒疤而燒壞腦神經，記憶力大為退步，每次背書時，總是記得上一句，就忘了下一句。老師痛責之餘，非打即罵，罰跪更是每日功課。老師無法可想，教我禮拜觀世音菩薩，求聰明，拜智慧。我從善如流，每天半夜三更都到大殿祈求菩薩加被，果然兩個月不到，不但記憶力恢複，而且領悟力比以前更好。
這時，同學們又嫌我不會唱誦法器，我從善如流，自我努力練習，到處請益師長，結果雖因天賦荒腔走板的嗓音使我不得不往文教上發展，但由於這段期間曾經痛下苦功，鑽研入裏，所以直至今日，不僅大陸叢林的佛門規矩、法會儀式，我全都了然於心，而且宗下、教下、律下的一切儀軌，我也能如數家珍。我除了感謝學長們的督促教誨之外，更感到這是“從善如流”性格給予我莫大的助益。
由於自幼家境貧寒，未曾受過良好教育，初入佛學院時，作文課成為我最頭痛的時刻。老師在作文簿上的評語，不是說我文不對題，就是說我詞不達意。同學們在取笑之餘，叫我多用點心。我聽了以後，從善如流，不但在課餘時翻閱課外讀物，而且訓練自己在行走排班時運用零碎時間，暗打腹稿。經過這些努力之後，我大有進步，老師不但在課堂上表揚我的文章，而且將我的作品謄寫之後，送到報章雜誌上發表。
從佛學院畢業出來之後，聽到有人說：“以舞蹈藝術可以幫助弘揚佛法。”我就從善如流，鼓勵別人參加舞蹈社團，表演敦煌飛天的舞蹈，一直舞到美洲、澳洲、歐洲等地。聽到有人說：“以話劇方式可以吸收更多佛子。”我也從善如流，親身參與話劇表演，甚至多位青年因此得度。乃至聽說運用傳單標語、街頭布教等方式能增益度眾效果，我都從善如流，邀集同道，從上海、南京開始，一直到台灣大街小巷，甚至偏遠鄉村，大家一齊努力。沒想到這些寶貴的經驗對我日後在設計活動方麵竟然有著莫大的助益。
後來，我從善如流地接受家師的安排，前往宜興擔任小學校長，使我在弱冠時就略諳校務行政；我從善如流地和同學們合辦《怒濤》雜誌（《霞光》半月刊），使我在年輕時就具備紮實的編務經驗；我從善如流地跟隨同道們來到南京重整寺院，複雜的環境使我由年少無知漸漸轉為老成持重。
初來台灣時人地生疏，我四處行腳掛單，寺院叫我整理環境，我就從善如流，灑掃庭院，清理內外；寺眾叫我專辦飲食，我也從善如流，挑水擔柴，買菜典座；住持叫我擔任書記，我就從善如流，跟隨翻譯，處理公文；信徒要我講解經義，我也從善如流，深入淺出，闡釋佛法。我本來是一個不善言辭的鄉下青年，由於我肯從善如流，滿人所願，因此無形中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
我從善如流，接受同道的邀請，來到偏僻的風城教導佛子，當年的學生們如聖印法師、修嚴法師等，而今都成為教界的長老大德，怎不令人歡喜？我從善如流，答應信徒的要求，前往濕冷的雨鄉駐錫弘法，那時的青年們如心光、心平、慈嘉等，現在都成為佛門的龍象棟梁，怎不令人欣慰？因此，“從善如流”不但可以拓展我們的人際關係，更能使我們的生命得到無限的延伸。
我雖被信徒們尊為師父，但依舊本著“從善如流”的精神為大眾服務，當寺院需要張貼活動標語布告時，我從善如流，為撰文稿，如今我對於各式公告可說是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當法會需要繕寫榜文齋條時，我從善如流，濡墨揮筆，字雖不好，但願以心香一瓣，與大眾廣結善緣。
我到台灣有了落腳之地的宜蘭之後，對於喜歡念佛的信徒，我從善如流，成立念佛會；對於熱衷歌唱的青年，我從善如流，組織歌詠隊；對於即將升學的學子，我從善如流，設立光華補習班；對於牙牙學語的幼童，我從善如流，開辦幼稚園、托兒所。凡此不但為台灣佛教創下了先例，也為有情眾生種下得度的因緣。
三十多年前曾聽人說：“從大陸來的法師為什麼都喜歡集中在台北，而不往美麗寶島的中、南部發展呢？”我自忖所言甚是，遂從善如流，南下弘法，先建佛教堂、壽山寺，後開辟佛光山。十餘年前，苗栗謝潤德居士對我說：“大師，您為什麼都在福建人的地方設立寺院，不到客家人的地方興建道場呢？”我想想此話也對，便從善如流，在潮州、屏東、新竹、桃園等地成立別分院，以示我對所有族群一律平等。
到世界各處雲遊弘法，我從善如流；應各地信徒的懇請，在島內外遍設道場，以法水潤澤有情大眾；從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後，我“從善如流”，應十方信眾的要求，組織國際佛光會，將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來。我從小原本是一個羞澀的農家子弟，隻能躲在別人背後做做助手，但因為“從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腳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讓我的眼界穿越過去，掌握現在，眺望未來的遠景。
常有人問我：“您如何規劃生涯？”其實我生平素無大誌，隻是從善如流地隨順大家的喜好，沒想到居然能開創一片寬闊的天地。記得過去有人說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從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學院。有人說社會學校很重要，我也從善如流，創建智光工商學校、普門中學、西來大學、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有人說無依的老人需要照顧，我就從善如流，接管宜蘭救濟院，建設佛光精舍，專為老人服務。有人說年幼的兒童需要培育，我也從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親班、幼稚園、童軍團，還為他們取名“善財童軍團”、“妙慧童軍團”。有人說發行雜誌對弘揚佛法助益甚大，我就從善如流，《今日佛教》、《覺世》、《普門》都是在這種因緣下問世。有人說出版佛書能廣度眾生，我也從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佛光出版社。有人說佛教應該順應現代人的需要，我就從善如流，印行新式標點斷句的《佛光大藏經》、語體化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光碟版的《佛光大藏經》。有人說修持應該遵行古製，我也從善如流，興設禪堂、念佛堂、禮懺堂、抄經堂等硬件設施，並且備有專人指導。今後我仍樂意本著“從善如流”的觀念，為十方大眾服務奉獻。
雖說我生性從善如流，但回憶年輕時，畢竟血氣方剛，也有非常固執的一麵。例如對於建築的外觀設計、室內的裝潢布置、活動的程序內容、事務的先後步驟等，既已訂定，就不喜歡別人輕易更動。隨著年齡的增長，見識越廣，或許是受了西方民主觀念的影響，我執日益淡薄，隻要對方言之成理，大家沒有異議，我就不予置評，自覺在從善如流的層次上更為進步；而佛光山的建築式樣、活動形式也因多樣化而顯得多彩多姿；弟子們更因為和我在一起，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我所到之處，總是被一堆人簇擁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來獲準到日本攻讀博士，但因為信徒質疑“師父”是至高無上的頭銜，為何還要去求取世間的學位，所以我從善如流，放棄負笈東瀛的機會，使我有更多的時間培育青年佛子，未嚐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來想建朝山會館以供絡繹不絕的來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為慈惠建議當時台灣信眾大多喜歡拜佛，所以我從善如流，先建大雄寶殿，佛光山的建設因而一帆風順。
多年前到西來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對我說：“師公！美國的新年好冷清，您過年和我們一起圍爐好不好？”我聽了以後，感慨係之，不但從善如流，連續三年在美國和當地徒眾一起過年，而且囑咐海外別分院的弟子們：新春期間，寺院道場一定要張燈結彩，舉辦活動，邀請信徒一起聚餐，好讓大家每年都能度過一個溫馨感人的中國新年，甚至每年春節，邀約社區美籍人士數千人聯誼活動，幾年實行下來，轉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一九九六年年底，一位信徒請我寫一副春聯，我不但從善如流，寫了一張“平安吉祥”送給他，並且令弟子印行二十萬份，分送信眾，沒想到不數日後，便索取一空。
我雖然從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麵堅守原則的時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隻喜歡一，不喜歡二，比方我隻擁有一雙僧鞋，感謝信徒經常縫製僧鞋送給我，但節儉的習慣實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轉贈他人。我一生對於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輕易起來，已經起來，就不喜歡換位。記得數年前在飛機上普通艙就座後，承蒙機長要親自為我升等，請我坐頭等艙，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動，隻得婉謝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諾，永不退票，即使跌斷腿骨，住院治療，也堅持辦理出院，坐著輪椅，依約赴會。我一生不隨便聽信人言，看病吃藥，縱然熟人介紹，我也一概婉拒。記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將上台講經的前一刻，信徒帶來醫生要為我打針，當時的情況已不容多言，隻得從善如流，沒想到一針下去，半年左右左手無法舉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時，小腿腫脹，弟子們堅持將我送醫檢查，我拗不過他們的好意，隻得從善如流，不料護士量錯體溫，一定要我住院觀察，讓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幾個小時。這兩次的經驗，使我更加堅守自己的原則，除聽主治醫師張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聽，至今身心安泰，頗為自得。
我素無購物娛樂的習慣，三十年前率團到各地訪問時，我隻有從善如流地隨眾一起參觀百貨公司，欣賞各類展覽；我不喜歡非時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時，徒眾好意地準備了一整桌的點心，我隻得“從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魚，飽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後，獨自一人以跑香經行活動來消化胃食。
我向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虛空無有定相，無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寬廣；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澤大地。盡管從善如流會帶來一些不便與困擾，但我還是寧願自己吃虧，成就大眾。因為從善如流不但滿足了他人的希望心願，也是在實現自我美好的世界。
圖利他人
多年來，我每次從媒體報道中看到公務人員因為圖利他人而被撤職查辦，吃上官司的消息時，心中不免奇怪，身為國家公仆，隻要是正當事務，不為民求福、圖利他人，難道要圖利自己，私心自用嗎？儒家提倡舍己為人，墨家提倡兼愛非攻，道家提倡無私寡欲，基督教提倡服事於人，而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教義更將正當地圖利他人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在佛教家庭長大，從小出家學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許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鑽刻薄的人，不做驕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負義的人……要做與人為善、圖利他人的人，沒想到這個觀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盡。
記得童年時，我就經常替父母分擔家事，幫助兄姐解決困難，為師長們跑腿辦事，襄助同學一臂之力，我從圖利他人當中學習到許多做人的道理及處世的經驗。
來到台灣，我幫忙掛單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買八十人份的菜米，還要洗廁所，掃落葉。冬去春來，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禪坐、念佛、寫作，當時的環境雖然很差，卻忙得不亦樂乎。看到現代的青年盡管環境良好，卻煩惱叢生，究其原因，都是由於隻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圖利他人其實得益最多的還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誡徒眾們：“要常想自己如何為別人作因緣，而不要想別人如何待我們好。”
後來一些寺院請我去駐錫管理，想到其他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紹他們前往任事。多少年過去了，聽說台灣早年有許多佛寺在沒有法師住持的情況下，被一些附佛外道占用，不禁感謝當年這些同道答應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
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濃閉關，偶然得知某一法師也有此意，我立刻將關房讓給他用，並常去探望他，建議他如何閱藏、寫作。六年過去了，他出關弘法，我欣見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歡喜。後來我聽說他又因為身份證上沒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國簽證而未能應邀至紐約弘法，立即為其設法請高雄警察局薑振勳督察長幫他在身份證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後，他到美國擔任住持，我也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興萬分。兩年過去了，他回來有意接掌師父的遺產，我也抱持樂觀其成的心，一再請張少齊居士重視他的未來性。後來，終於成功。這些微力助他之心，隻覺得是為人應有的行持，並不冀求有絲毫的回報。
創建佛光山以來，我立下“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信條，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無私的胸懷，來圖利一切的眾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場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會，後來更應各國信徒的要求，在南美洲、中美洲、澳洲、非洲、亞洲等地設立別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還設立了接送飛機、中華學校、鬆鶴學苑、托兒育幼、午齋供應、以粥代茶等服務項目，凡此種種都獲得當地民眾的好評。這一切證明了圖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觀念才是正確的。
早年我被推選為台灣佛教會常務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機會能為大眾服務，所以，對於一切會務，我都殫精竭慮，全力以赴。主辦息災法會時，我一無所有，憑著利濟眾生的誠心，兢兢業業，結果轟動一時。受命遠赴東瀛，為台灣爭取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會籍資格時，不諳日語的我，竟也憑著為教的決心，獲得對方首肯。甚至在經濟拮據時，我曾為會址的興建捐出不少淨財。後來，台灣佛教會主辦世界佛教僧伽會，佛光山捐了二百萬元台幣；佛教會開辦玄奘大學，建校籌款運動伊始，我們也讚助一百萬元，以示共襄盛舉之意。
我不但幫忙台灣教界，對於大陸各個道場的來函化緣，我也隨喜隨分，資助不隻三百家以上。其他如印度、斯裏蘭卡、尼泊爾，乃至歐美國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幫助。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佛學院落成，我錯開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參加典禮；馬來西亞佛教青年會道場開光，我也千裏迢迢前往主持。我覺得能夠圖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價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榮，或方興未艾，自己能夠稍盡綿薄之力，更感到與有榮焉。
我的弟子永有在倫敦留學期間曾和我說：“一位南傳佛教法師上課時，曾經告訴大家，出家人不能對在家信徒布施。”我聽到這句話，覺得十分驚訝。佛教的六度波羅蜜裏，以布施為上首，甚至主張實踐圖利他人的布施時，應該“三輪體空”，為何會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蘭展開弘法生涯時，常用單銀購買佛書、雜誌，分送給年輕人看，他們在言談時互相討論，無形中帶動了當地的學佛風氣。得知鄉民之中有些人喜歡唱歌，卻不得其門而入；有些人喜歡讀書，卻沒有很好的教育環境，我便成立歌詠隊，設立補習班，以音聲、國學、文藝為因緣，方便接引青年學佛。久而久之，他們都將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樣。當我了解到當地缺乏完善的幼兒教育，於是辦了一所慈愛幼稚園。為了提高教師素質，我甚至還節衣縮食，送幾位幼教老師到台中接受訓練，結果幼稚園口碑甚佳，學生達數百名之多，辦學成果為全島之冠，而家長們也因為送小孩來上學，無形中接觸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輕人由入門初識到虔誠信仰，由護法金剛到義工菩薩，後來跟著我南來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蘭小鎮竟然成為日後台灣佛教蓬勃發展的搖籃。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嚐不是念念圖利他人的善因所得來的善果。
為了圖利他人，親近佛教，我為前來拈香禮佛的人端上一杯熱茶，在氤氳的香氣中，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我為程度較差的人念書讀報，在珠璣的字句中，培養大家對文學的濃厚興趣；我為前來問道的人說法，從他們的言談中，備覺如何觀機逗教、契理契機的重要性；我為傷心難過的人回信，從眾生的煩惱中，體驗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緩。經雲：“菩薩發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實在圖利他人、成就對方的同時，我們已經逐漸完成了自己。
四十年前剛來到台灣的時候，憑著一股弘法熱忱，我忙過白日的法務工作之後，往往利用晚上時間來撰寫佛教書籍，由於當時佛教經典發行不夠普及，經常必須苦苦追憶過去所學，方能成篇。後來每念及當年窘境，我在出門弘法的時候，總是節衣縮食購買書籍，好讓弟子們能夠得到法益，甚至想盡辦法，提供資料給所需的人。像藍吉富要出版佛教書籍，需要日文資料參考，我立刻囑咐當時遠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空代為搜集，他依言照辦，拷貝寄回的資料竟達一尺多高；新文豐書局欲發行高麗藏經，我也將僅有的一套借給他們影印。一九五九年，我成立佛光出版社，所發行的書籍、錄音帶等文物，也本著圖利他人的願心，或采結緣方式印贈十方，或以大眾化的價格供應讀者。得過金鼎獎，耗資一千餘萬元，費時十餘年，動員數十位佛教學者編纂出版的《佛光大辭典》，本著促進兩岸佛教文化交流的信念，我慨然將它無條件地給台灣佛教協會在大陸境內發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法喜充滿的人生。
許多弟子常對我說：“師父！您這樣挖心剖肺地對待他人，但是他們都能了解您的苦心嗎？您會吃虧上當啊！”我想圖利他人不嫌多，雖然難免會有吃虧上當的時候，但是我寧可如此，更何況從吃虧上當之中，培養我包容天地，忍耐異己的胸襟。出家六十年來，再大的挫折都不足以動搖我的信念，想來也未嚐不是人生一得。
記得西來寺剛落成時，為了辦事的需要，常住曾到附近買車，日裔車商問清楚我們的需要之後，耐煩地說明哪一種車比較便宜、實用，並且教導如何退稅，由於他圖利他人，無欺誠懇的服務，七八年下來，我們向這家廠商買了不下十多輛的載卡多。民族性的不同，“圖利他人”的態度也千差萬別，譬如日本商人的敬業精神就令人十分敬佩，如果甲店沒有這樣貨品，售貨員會不厭其煩地指點你去乙店購買，我遇到這類情況，在離開甲店以前通常都會多購買一些小紀念品以為感謝。加拿大的稅務員最為彬彬有禮，不但依約定時間在門口等候迎接，而且還告訴你如何節稅。反觀台灣一些公務人員卻以磨人為樂，總不一次說明如何辦理，這一次也許怪你證件沒有帶齊，下一次又說你印章不合格，常常辦一件事情，總要奔走來回三五次，像佛光山的一些別分院道場，辦個寺院登記，甚至要十年、八年才能拿到執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經曆世間諸多風霜磨難，我深以為警惕，經常提醒自己，教誡弟子要常常圖利他人，給人歡喜，給人方便。
信徒阿敏姑在宜蘭開布莊，有一次她告訴我：“做生意很難持守妄語戒，因為如果對顧客照實說麵料會褪色，就沒有人願意買了。”我教她：“你可以坦白對客人說明這一種布會褪色，但是比較便宜，一尺要四塊錢；那一種布不會褪色，但是比較貴，一尺要八塊錢。”她本著圖利他人之心，不計得失，依法行事，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買了好幾棟樓房。信徒奉獻油香，有時我看對方經濟不佳，不收他們的供養，他們感動之餘，賺了錢以後，竟然不止十倍、百倍地奉獻道場。可見“圖利他人”其實是在為自己廣結善緣，得利的還是自己，因為給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
西來寺剛落成時，電台的趙元元小姐想要采訪我。她顧念到節目在夜間播出，時間太晚了，對我造成不方便，所以改以錄音方式訪問。我得知後，告訴她：“隻要對人間有意義的事，不要說時間很晚，縱然刮風下雨，我也會欣然前往。”趙小姐對我的圖利他人態度，心生歡喜，約定兩天後在電台見麵。去年，台灣電視公司製作“蓮心”節目，邀請我主持第一次的曆史性錄像，我看到他們的企劃資料，覺得這是一個有益世道人心的節目，因此欣然答應，雖然每次錄像都要花上一天的時間，使我的行程益形緊湊忙碌，但想到能夠圖利他人，我覺得這一點犧牲仍是值得的。由於訪談內容都是對大家生活上十分受用的話題，所以播出之後，觀眾的反應十分熱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我對於報社記者的采訪，一向歡迎接待，坦誠相談，隻是他們總喜歡問一些政治、經濟方麵的問題，尤其台灣有許多記者不重視文教的價值，有時和他們暢談了一個多小時有關宗教對淨化人心的重要性，他們卻片言隻字也不刊登，隻照著自己的意見，大談佛教的財富。我雖然心中百般無奈不悅，但是生性寧可自己吃虧，也不願拒人於千裏之外，所以仍然勉為其難地接受訪問，甚至體念到立足社會謀生艱困，往往主動結緣，提供一些資料給記者發表。如此多年下來，台灣的一些名記者像李堂安、蘇正國等都和我成了莫逆之交。他們中肯而又不失生動的報道發揮了媒體造福人群的功能，可謂功德無量。這種圖利他人的精神與方式，不正是社會祥和幸福的原動力嗎？
多少年來，隻要知道有苦難的地方，我都自動挺身而出，“圖利他人”，像台灣的水災，我不止捐助十次以上；其他如孟加拉、菲律賓、俄羅斯，還有神戶、大阪、洛杉磯等地水、風、火等天災人禍，我也都竭盡所能，傾囊相助。一九九四年，台灣因為台風過境造成嚴重的“八一二水災”，我那時正在歐洲弘法，盡管佛光山也是災區之一，心中憂心不已，我仍直下承擔，登高響應，呼籲全世界的佛光會員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勉力捐獻了一千萬元給當局賑濟災民。
近來，台灣社會治安敗壞，重大刑案一再發生，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甚至一些民間團體在市街遊行，要求當局提出革新社會的方案。一時之間，台灣的社會問題成了社會大眾最為關心的話題，與我素昧平生的名教授邵玉銘先生在一次電視訪問中談及此事，竟然說道：“台灣要淨化心靈，隻有星雲大師出來才辦得到！”我輾轉耳聞，除了感謝他的過譽之外，更覺得自己應該身先士卒，為社會安定盡綿薄之力。不久之後，我發起“慈悲愛心列車——環島布教”活動，倡導社會安定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喚醒大家應從自己做起，除了揭櫫去十惡、守七誡的德目之外，更主張要日行一善，“圖利他人”。隻見“慈悲愛心列車”所到之處，均受到民眾熱烈歡迎，許多人扶老攜幼全家一起共襄盛舉，他們頂著烈日，冒著大雨，跟著我們一路走下去，希望能走出台灣和諧、安定的康莊大道。有的人甚至搬出家中的飲食果蔬送給沿街布教的佛光會員們解渴止饑，我們堅信如果能將這種善良的風氣持續傳播下去，台灣的每一個人都是愛心人，台灣的每一塊地都是慈悲地，那麼何患社會不能繁榮進步，人民不能幸福康樂？
佛經雲：“人我一如，自他不二。”冀望社會大眾人人都能建立圖利他人的觀念，共同攜手努力，共創美好家園。如果教育界都能努力教學，作育英才；傳播界都能篤實客觀，作正麵報道；工商界都能改善質量，增加生產；執政者都能重視人權，為民謀福……大家必能在共存共榮的基礎下，享有祥和安樂的生活。
無用與無明
一般人皆以無用為恥，而我卻認為無用正是大用。
我一生都覺得自己無用，我沒有語言天分，年輕的時候，我曾經學過英語、日語，但是一直無法學會，最慚愧的是來到台灣已有四十五載，竟然一句台語也講不好。我素無音樂涵養，課誦梵唄五音不全，樂譜音階全都不識，記得曾有一位音樂教授說我隻有三音，缺乏入聲。在應對上，我也不善言辭，年輕的時候，往往因為仗義執言，而開罪別人；如今年近古稀，還是經常由於太過坦率，而被有心者扭曲，持為話柄，大做文章。對於理財，我更是缺乏概念，常常這手接了錢，那手又給了人，有時連信徒都為佛光山的欠債累累，日日難過而擔心憂慮，而我隻憑佛法，不知無錢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