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每逢嚴冬必定下雪，連河川都凍結成冰，我經常和哥哥在雪地裏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歲那年的春節前夕，我獨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遠處有一枚雪白的鴨蛋，心想把它撿起來，再走向前一看，原來隻不過是冰塊即將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轉身離開時，一隻腳已經踏入融冰，刹那間，整個人就掉進了冰窟，怎麼奮力也爬不上來。這時，我全身冰冷，以為這下應該是沒救了。不知過了多久，我竟然像遊魂似的，在寒風中站在家門口敲門。哥哥應聲開門，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這才發覺自己全身都結滿了冰塊，至於是如何從冰窟中上來的，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家人一再追問，才憶起在朦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門。
抗日戰爭爆發那年，我才十一歲，對於生死開始有了些微體認。那時，處處烽火彌漫，當前線不斷傳來勝負傷亡的消息時，在後方的我們也無時無刻不是在槍彈的威嚇下過一天算一天。常常天還沒亮，蘭花會、大刀會等民間抗日組織便起身操練武術刀棍，口裏還聲嘶力竭地喊著：“殺鬼子哦！殺鬼子哦！”助長了我們不少勇氣，也平添幾分緊張氣氛。每當槍戰格鬥結束，街頭巷尾的孩子一個個都跑出來數死人，絲毫不知“死”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為了躲避日軍的殺戮，情急生智，趕緊躺在屍堆裏屏息裝死，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來隻在呼吸之間啊！
次年，我在棲霞山出家。參學期間，飽受病苦的磨難。記得在十五歲時，我乞授具足大戒，因為燃燒戒疤時，戒師吹氣太猛，以至於頭頂上的十二個香珠燒在一起，將整個頭蓋骨都燒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緊，但腦神經已被燒死，我變得健忘而又笨拙，可是沒有半點怨尤。後來，靠著每夜禮佛祈求，在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下，我不但恢複了記憶，還比以前更加聰慧。一段意外的災禍，沒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緣，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堅強。
十七歲時，我染患瘧疾，乍冷乍熱，極為難受。當時在叢林參學的人，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給護法龍天的決心，即使得了疾病，也從未聽過有人請假休息。我拖著虛弱的病體隨眾作息，直至全身虛脫倒臥在床上。大約一個月後，家師誌開上人遣人送來半碗鹹菜，我捧著那碗鹹菜，感動得涕泗縱橫，感謝師父如此愛護弟子。於是，我立下誓願：“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將全副身心奉獻給佛教，以報答師恩。”未幾，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覺中痊愈了。
過了兩年，我來到焦山佛學院讀書，不知怎的，全身長滿了爛瘡，曆經數月，都未見轉機。平日灼痛難耐不說，時值溽暑，膿汁和著汗水緊黏著衣裳，每次脫衣換洗時，身上的一層皮也隨著衣服一齊剝下，那種摧肝裂膽之痛才是苦不堪言。當時，物質貧困，三餐不飽，更遑論下山就醫。或許是命不該絕吧，我又熬過了一關。
一九四九年，我安單在中壢某個寺院。有一回，我騎著一輛破舊的腳踏車，在崎嶇不平的山間小徑行駛，為了讓路給迎麵而來的兩名學童，我一個閃身，不料卻連人帶車滾落到約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來時，發現自己頭朝下、腳朝上，腳踏車則支離破碎成三十幾塊，散得一地都是。一陣天旋地轉，金星亂冒，我合上雙眼，自忖已經與世長辭了。
過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環顧四周的花草樹石，想到陰間與陽間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懷疑自己究竟是死是活。我摸摸頭頂，捏捏四肢，感覺沒有異樣；又觸觸鼻孔，碰碰胸口，發現自己竟然還一息尚存。大難不死，趕緊起身，將腳踏車碎片一一拾起，用平日載貨用的繩子捆好，扛在肩上，走著回去，一路上隻惋惜著車子壞了，損失慘重，一點兒也沒想到自己是否有恙。這天，我在日記上寫著：“平時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是腳踏車騎人。”二十八歲那年，為了擔任影印大藏經環島弘法團領隊，扛著大型錄音機前往花東宣傳，不料卻因此患了嚴重的腿疾，疼痛無比。醫生說：“別無他法，隻有將腿鋸斷，以免病菌蔓延，有致命之虞。”我聽了以後並不懊惱，自念“腿鋸斷，不能行走，正好可以專心著書立說，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我一點都不覺驚慌，努力籌措鋸腿經費，沒想到過了些時日竟不藥而愈，自慶免挨一刀。但是就在四十年後卻在浴室內滑了一跤，自己把腿骨跌斷了。手術後醒來的第一件事，是請護理人員告知在加護病房外等候的弟子們：“我很舒適安樂！”兩年來，我拄杖雲遊，遠赴各地弘法如常。我確實未曾感到絲毫不便，反而覺得人生有一點缺陷，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七年，蒙信徒讚助，在新北投溫泉路購得一屋，將它命名為“普門精舍”。記得一個台風夜裏，傾盆豪雨，如排山倒海般下個不停，忽聞屋後轟然作響，原來半山腰的落石滾滾而下。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傾聽千軍萬馬似的呼嘯不停的風聲雨聲，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險，隻是慨歎：“如果房子被風雨衝毀，不但有負信徒美意，更讓教界人士笑我福報不全。”次日天亮，風停雨罷，我信步踱出屋外檢視災情，隻見山的上半部完好無礙，而山的下半部則因為完全崩落而架空，精舍居然沒有被落石壓垮，眾人目睹此景，莫不稱奇並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隻有默默感謝諸佛菩薩的庇佑。
一九八一年間，我的背部劇痛，榮民總醫院的醫師看了我的X光片，告訴我說隻剩下兩個月的壽命了，並且一再叮囑，務必在幾日內再來複檢。我因為南北奔波弘法，一忙起來，也忘了這事。一年後，醫生再看到我時大吃一驚，思忖良久，才開口問我：“以前背部是否曾經受傷？”我左思右想，才記起數年前在台風天巡視災情時，曾經從高處摔落地麵，當時也是因為法務係身，而無空就醫，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大家這才恍然大悟：X光片上的黑點原來正是體內久積未散的瘀血啊！
我想起慈莊的父親李決和居士在宜蘭念佛會任職時（一九六四年），壽山寺落成，請他到高雄幫忙，他忽然吐血不止，特地請鐵路醫院的醫師來檢查，這才發現他的五髒六腑全都腐爛多年，他卻不以為意，每天依舊勤奮工作，忙裏忙外，後來竟然又活了二十年。七十五歲時，還隨我出家，年高八十，才舍壽往生。
在年輕一輩的徒眾裏，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像永文，二十歲初來美國時得了紅斑狼瘡，她抱病苦讀，終以優異的成績，在一年內於美國完成專科學業，被全校師生譽為“超級女尼”；十年來，她受盡病痛的折磨，幾度差點喪命，卻依舊樂觀勤勞，不落人後；現在擔任美國西來學校校長，並主持《佛光世紀》發行工作。其他的弟子如依寬，在監督極樂寺工程時，曾被山洪衝下，幾乎被埋骨在泥沙中；永滿，因為盡責看守佛光山的停車場，而被惡民亂棒擊打頭部。但是他們從未喊苦，也不退縮，依然以為法忘軀的精神服務大眾，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想起了古德們麵對死亡的態度則更為瀟灑從容，洞山良價禪師在集眾開示後，坐化而去；聽到弟子的悲號，又張眼複活，七天後以愚癡齋訓徒完畢，再端坐舍報。德普禪師令弟子辦齋祭祀，在享罷祭祀之後，怡然長辭。晉朝徐明叛亂，劫燒民舍，性空禪師獨往賊營斥賊，賊欲斬師首，他卻吟偈自稱“快活烈漢”，賊眾見狀動容，非但不殺，還恭送回山，當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災免難；後來，他在死前預知時至，坐在自製的木盆裏，放入河中，吹笛隨流而化，三天後，被人發現坐化在沙灘上。其他還有丹霞禪師策杖著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禪在淋浴衝身時悄然立化。其他如隱峰禪師的倒立而亡，龐醞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傳為趣聞美談。這些禪門先賢們來去自在的風範，無非是對吾輩凡夫俗子的說法示現：放下執著，隨緣放曠，自能超越於生死之外！
皆大歡喜
一樹春風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現前一段西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
這是蘇東坡與秦少遊爭論“虱子是什麼做的”時，佛印禪師為他們兩人下評語所吟的詩偈。多年來，我一直朗朗上口，對於其中“皆大歡喜”的意境心儀不已。直至數年前，在吟誦之際，才驀然覺醒：這不正是我向來做人處世所抱持的原則嗎？
回想起來，早在三歲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歡喜”的性格。那時家境不好，一片供過佛祖的糕餅、一塊路上揀來的奇石，我都如獲至寶般，與玩伴們共同分享。每逢年節，我拿不動家裏的糖果罐，往往使盡力氣，把它拖到庭院裏，邀請左鄰右舍的小朋友一起過來吃糖，街坊鄰居都取笑母親養了一個傻兒子。我那時還不懂得大人們持家艱辛，隻是看到大家吃得歡喜的模樣，就打從心底高興起來，所以樂此不疲，也就顧不得別人的揶揄了。
十二歲時，我入寺出家，雖然過著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處世皆大歡喜的原則，未曾稍改。後來，我沉潛佛法日久，慧解與實踐相互印證，漸漸體悟到佛教教義中的慈悲喜舍、愛語利行，正是要眾生皆大歡喜，於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終不渝。
在多年的參學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親人，而總是想盡辦法，讓大家利益均沾，皆大歡喜；我未嚐因小禍而加害於人，反而寧己受苦，使眾人免受責難。遇有好文，我傳遞閱覽，和同門學侶共賞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轉告四方，與同參道友互相勉勵。老師處罰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眾受責；同窗受到欺負，我也自動前往關懷，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我來到台灣，初時在寺院裏從事雜役，每於工作之餘，閱藏撰文，後來發現不為寺眾所認同，雖然心中對於時人之貶抑文教，深感不以為然，但是為了讓大家皆大歡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勞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燈夜讀。平日我隨眾學習客家語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長老開示時，我為他即席翻譯，使當地各方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來，贏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場法雲寺擔任住持。
一九五二年，我應邀來到宜蘭弘法，以現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來寺學佛共修，他們的活潑好動，不能為老一輩較為保守的寺眾所見容，於是我時時居中協調，讓老少都能皆大歡喜。直到現在，慈莊、心平、慈惠、慈容、慈嘉等和我談到往事，還常常津津樂道地提及當年，愛姑每次總是隻煮一碗素麵端到我麵前，並且當眾言明是給我吃的。每次我都聞言不語，等到她走了以後，才分給大家同享。時光雖已不複倒流，但是歡喜之情卻能永駐人心，成為大家共同美好的回憶。
及至來到高雄，建設壽山寺，開創佛光山以後，雖然追隨我的徒眾日益增多，“皆大歡喜”依然是我待人處世的圭臬。如果弟子隻盛一碗飯，放到我麵前，而別人卻沒有，或者侍者等到訪客走了以後，才煮麵給我吃，我都會麵有慍色。
不僅如此，即使是年紀再小的徒眾、徒孫前來請法，我也極盡地主之誼，招呼他們坐下、喝茶，請他們一起用餐、觀景。有時遇上一些反應遲鈍的徒眾，聽我叫了好幾聲，才依教奉行，旁邊其他弟子看不過去，往往說道：“師父，您不要管他！”雖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歡喜”的性格實不易改。徒眾常說我是“倒駕慈航”，我實在愧不敢當，自忖與觀世音菩薩的拔苦予樂、普度眾生相去尚遠，不敢媲美，但願以為模範，常隨效法。
為了四處弘法的方便起見，十餘年前，徒眾建議我以車代步，在購買時，我總是在經濟範圍許可下，盡量選擇容量較大的。近年，在舊車淘汰換新時，我幹脆買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載卡多”，希望給予更多人歡喜與便利。
有一次，我參加佛學院學生的結業旅行，環島巡訪各別分院時，我舍專車不坐，而和同學一起改乘大巴士，從第一車輪流坐到第四車，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談話的機會，好讓師生們皆大歡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無法休息，往往好心勸阻，我向來不逆人意，但是對於這些違背我個性的諫言，也隻有心領了。每次出國弘法，我總不忘記沿途購買禮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眾，與大家分享旅途種種經曆趣聞，然後舉行摸彩抽獎，讓大家人手一物。雖說各式禮物均非昂貴之品，但是透過輕鬆的聯誼場麵，希望大眾都能從中領會“皆大歡喜”的意義與價值。
早年在北部宜蘭布教時，南部的信徒請我前往說法，雖然路途遙遠，為了讓信徒們都能皆大歡喜，我不憚舟車勞頓，來往於南北之間。後來，在高雄開辟佛光山後，又應北部信徒的請求，在當地建立別分院。有一天，曾經幫我設計殿堂，籍屬客家的工程師謝潤德居士向我抗議：“您為什麼隻在閩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沒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聽了以後，非常感動，因此就在桃園、新竹、苗栗、頭份等地陸續設立道場。不多時，東部的信徒也頻頻邀請我們前往建寺，屏東、潮州、花蓮、台東等地的講堂又於焉興建。當別分院在台灣各地一成立時，海外僑民又一再陳情，希望我們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饑渴，就這樣，在皆大歡喜的理念之下，“無心插柳柳成蔭”，佛光山的標識竟然在全球樹立起來。
外界人士經常很好奇地問我：“在海內外普建道場，是很花錢的事吧？”的確，我們在硬件建設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經費是應當地信眾的請求，就地籌措而成，為的也是希望滿其所願，讓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歡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並沒有偏廢慈善事業，所以我們不但辦雜誌、編藏經、搞出版、設學校，也同時成立雲水醫院，設置急難救濟專戶，興建老人精舍，辦理育幼院；佛光山雖然以弘法為家務，但是也重視修行的生活，因此我們在遍設道場，講經弘法之餘，也成立修持殿堂，舉辦禪坐、念佛、禮懺、抄經等共修活動。但看弟子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信徒們也找到適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門，那種人間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氣，從每個人的身上散發出來，不就證明了“皆大歡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體現！曾經有人說：如果要跟一個人過不去，就叫他辦雜誌。也有人說：如果要跟一個人過不去，就叫他辦佛學院。回想多年來辦雜誌與辦學院的經驗，我覺得這些話誠然不虛，但是，辦雜誌或者辦教育的艱辛，比起教養徒弟的困難，可謂萬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萬計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轉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各人脾氣性向不一，工作立場也互有差別，融和之道無他，盡在令其皆大歡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頭人事調動之際，我總是分批約見即將從佛學院畢業及實習期滿的學生，耐心垂詢其理想誌趣、技能所長、學習心得，甚至家中情況，然後給予適當建議。曾經有不少弟子勸我不必這麼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職務即可。然而基於我向來“皆大歡喜”的做事原則，實在不忍見到他們在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上，苦苦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當，一一麵談。
對於弟子們已經作好的決定，我即使不覺滿意，也不輕易說出一句否定的話。弟子有許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爾在無意間知道了，我也不會怪他們不和我說，我以為自己能夠擔當最好。一旦他們出了紕漏，我不但不嚴詞責備，反而體念他們心中的焦急，給予種種指導，並且集合相關單位，共商良策，一起解決問題。徒眾和我應對，言語上偶有不當，我也不太計較他們的無心之過，頂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記，在不傷感情之下，讓他們自己省悟。如此一來，不知杜絕了多少意見紛爭，泯除了多少代溝問題，無形中也帶動了全山徒眾以和為貴的風氣。開山近三十年來，不曾有過什麼糾紛，自忖與我皆大歡喜的性格應該很有關係。
我不但費心促使全山的徒眾皆大歡喜，也盡力讓山下村莊居民同感悅樂。多年來，我出資鋪路修橋，爭取裝設自動電話，設法接通自來水管，製造就業機會，設立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星期學校、民眾補習班，讓莘莘學子可以讀書進修，從多方麵為民謀福建言。每逢年節，我邀請附近村民來山同樂，摸彩抽獎，給予紅包；尋常時日，我也責成有關單位，義診施棺，冬令救濟，尋訪疾苦，總希望做到皆大歡喜。
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事件”轟動了整個台灣，當事人各執其理，僵持不下，頗有一觸即發之勢。為了防止事態嚴重，危及社會安寧，我秉持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時間與昭慧法師、林正傑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談，同時也拜訪市長黃大洲先生與基督教靈糧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溝通協調，終獲圓滿解決，佛教徒留下了觀音，基督教也充分表現了尊重的美德。事後，衛星電視台的李濤先生就這個事件采訪時，問我如何使結局皆大歡喜，我答道：在當初參與時，就希望有皆大歡喜的結果。
多年前，台灣勞資衝突時有所見。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約六百名員工開會，詢問他們是否需要示威遊行，搖旗呐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沒有什麼困難。不意大家竟一致說道：“我們不要錢，我們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歡喜，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可貴的了！”我不禁在內心讚歎：誠哉斯言矣！
無奈我雖有“皆大歡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盡如人意。佛光精舍、仁愛之家的老人口味鹹淡不一；經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滿其願；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過多，未能全部錄取；另外，這個世上更多的要求，我無法全部滿足所求，也自感慚愧不安。
人類要達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須要讓大家皆大歡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歡喜，則有賴當事者抱持皆大歡喜的誠意，多方溝通，費心協調。
生氣不能解決問題
一九六○年間，道安法師和我共組佛教訪問團，前往日本參加佛教促進會。會後並參訪日本各佛教本山，當時負責財務的某一團員賬務不清，吞沒公款約三十萬元。對此非法侵占，我氣憤填膺，主張追查究問，當時道源長老見我怒氣衝衝，便勸我說：“生氣不能解決問題，他何許人也？你為這件事生氣查問，實在是太不聰明了！”
我當下恍然大悟，記憶跌入一九四七年在小學擔任教師的時候，一個六歲才入學的女生走進教室，隨手將牆上的日曆拿下來，一張一張撕碎玩耍。當時物資缺乏，一紙難求，二十一歲的我年輕氣盛，顧不得兒童好玩的心態，拿起藤條，作勢欲責打，女孩的哭聲頓時劃破寧靜的校園，也喚醒我的思緒。生氣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在我心底留下永無止盡的悔意。
水，質性柔軟，以高就低，遇物則轉，所以能流出獨特的曲線。人，何妨效水，以隨緣轉境的功夫，悠遊於天地之間。
一九六四年，我與南亭、悟一兩法師共創智光商校，有一法師數次以責難的口氣問我：“為什麼副校長陳秀平皈依你，不皈依我？”“皈依三寶，怎可以說皈依你我？”一次，在餐桌上，他再度以此事挑釁，問我是何居心，我拍桌拂袖而去，繼而想到生氣不能解決問題，校務能順利發展才是師生之福，因此滿其所願，力勸陳秀平拜他為師，此後怨氣頓消，皆大歡喜。
二十年前，我到洛杉磯參訪，特地前往萬佛城拜訪宣化法師，並且致贈佛像，以示友好。一九七八年，我命慈莊、依航至美國建寺，宣化法師居然寄函向當地政府密告：從台灣來的法師都是假的。並且反對建西來寺。洛杉磯政府將他的信函寄給我，我雖然深知此事將妨礙建寺工作，但普度天下蒼生是我向來的心願，所以我不顧譏毀，堅持理想。洛杉磯政府反而安慰我，秘密黑函不代表美國政府意見。十年的時間悠悠而過，西來寺曆經千辛萬苦終於建成，佛光山以此為據點，不但將法水遍灑歐美各地，而且與各宗教間友好往來，備受各界肯定。如今西來寺以“西半球最宏偉的佛教道場”而名聞遐邇，各國政要人士相繼來訪。這一切都說明了“生氣不能解決問題”。樂觀進取，不嫉人有，才能廣結善緣，共成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