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世界持續和平，文化經濟正常發展，審美的深層規律一定要起作用。審美的深層規律，一個是原創性，一個是獨創性，原創性是從縱向、時間維度上來看的，獨創性是從橫向、空間維度上來看的。總的來說是創意。所以，今後個性化產品（其中主要的是手工產品）與特色服務必將成為觀念消費品的主流。文化經濟（審美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中國的經濟才是真正進入了可持續發展的階段，因為巨大的人口負擔可以轉變為巨大的人力資源。西方學者已經提出了“全球麥當勞化”的問題。一個富裕的社會，即使能把社會的閑散勞動力全部優養，享受高福利（金融危機後的事實證明，歐美發達國家的高福利是靠掠奪亞非拉不發達國家來維持的），這部分被養的青壯年，也會因感到自己被社會邊緣化而忿忿不平，要起來鬧事；何況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養不了那麼多人。所以，一個好的經濟模式，應該是盡可能多的人可以參與、在其中“各盡其能”的模式，勞動者享有勞動的權利，不僅是生存意義上的（生存需要），更是發展意義上的（發展需要）。大機器生產、追求規模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滿足這方麵的需求，唯有文化經濟（審美經濟）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的需求，因此，文化經濟才是人性化的經濟。
同時，文化經濟是前途無量的經濟，因為觀念消費永遠不會得到滿足，永遠有新的觀念被創造出來，也不可能形成壟斷，抑製行業的發展。觀念消費品與現在的所謂奢侈品還不同。奢侈品隻是重在質材，10克拉的鑽石工藝品一定比1克拉的鑽石工藝品貴，同樣體積的玉雕一定比黃楊木雕貴，而觀念消費品重在文化價值。一把曼生壺價格超過一千把相似型製的紫砂壺的價格，一幅梵高的真跡要拍到幾千萬美元的天價。觀念消費品消費的是凝結在產品上的人的勞動（創意是人的勞動的精華），這樣，就可以走出大機器生產靠大量浪費資源、汙染環境來保持經濟增長的怪圈。
我看宋鴻兵的《貨幣戰爭》，最感興趣的是其中提到的“鐵山報告”。說是1963年8月初，美國中西部一所著名大學的一位社會學教授（化名“約翰·多伊”），接到一個從華盛頓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到鐵山（Iron Mountain）參加一項秘密課題研究。參與該計劃的15位專家都是美國著名大學的頂尖教授。曆時4年，到1967年這個15人課題組完成了一份絕密報告，這份報告的作者們被政府要求對該報告嚴格保密。但“約翰·多伊”覺得這份報告實在太重要了，不應該向公眾隱瞞，在他的努力下，戴爾公司於1967年出版了《來自鐵山的報告》（Report From Iron Mountain），該書一麵世立刻震驚美國各界，而政府官員與權威專家立刻出來辟謠，指其純屬虛構。
這份報告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它研究出一個觀點：隻有在戰爭時期，或者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人民才最有可能服從政府而沒有怨言。
報告開門見山的說：“持續的和平，盡管從理論上說並非不可能，但是卻不具有可持續性。即便（和平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個穩定社會的最佳選擇……戰爭是使社會穩定的一種特殊方式。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夠被發展出來，否則戰爭係統應該被保持和強化。”
“戰爭係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為獨立政治係統存在的必要因素，對於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戰爭，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戰爭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曆史上不勝枚舉的例子表明，失去戰爭威脅的政權，最終導致了權力瓦解，這種破壞作用來源於個人利益膨脹、對社會不公的怨恨，以及其他解體因素。戰爭的可能成為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
但該報告不是研究如何策劃一次新的大規模戰爭乃至世界大戰，報告認為，傳統的戰爭方式也有其曆史的局限性，在這種狀態之下，世界政府的大業將難以實現，特別是在核戰爭時代，戰爭爆發變成了一種難以預測和風險極大的問題。考慮到該研究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不久開始進行的，當時美國和蘇聯核大戰的陰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者們的心態。
所以，報告的宗旨是在一旦出現“永久和平”（因為核武器而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為美國政府找一個替代“戰爭”的新方案。專家到底是專家，他們首先確定了這種“戰爭”代償品的三大必備條件：一，在經濟上必須是“浪費”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二，必須是一種和戰爭危險類似的、大規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脅。三，必須提供人民強迫性服務於政府的合乎邏輯的理由。
要同時滿足這三大條件的“戰爭”代償品還真不容易，找過“向貧困宣戰”、“外星人入侵”，結果終因比較勉強而放棄，最後找到了“環境汙染”，一致通過。真不敢相信，“環境汙染”是美國精英找到的“戰爭”代償品，但這是“合乎邏輯”的結果。如果是虛構，那真是一個天才的虛構。
對鐵山報告是真是假美國一直有爭議，《貨幣戰爭》將它介紹到中國來，中國也引起了爭議。但從此後的一係列事實來看（包括1987年的《丹佛宣言》與“世界環保銀行”方案，“以債務替換自然資源”，這樣，世界環保銀行就可能圈走占全球陸地麵積30％的“生態土地”；以及哥本哈根會議期間揭露的“氣候門”事件，與歐美國家要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產品征收碳關稅），鐵山報告越來越像是真的。而我的興趣點在於，崇力文化、戰爭思維完全有可能炮製出這樣的報告。有經濟方麵的鐵山報告，也可能有文化方麵的鐵山報告。但與其說我從鐵山報告中看到了陰謀，還不如說，我看到了崇力文化、戰爭思維窮途末路的悲哀，增添了崇德文化必將弘揚於世的信心。因為無論東方西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愛好和平、追求幸福安寧有尊嚴的生活，是人心所向，所以，頂尖專家的“科學”的“合乎邏輯”的研究成果，隻能藏著掖著，變成見不得陽光的陰謀。悲哀還在於美國專家不知道中國曆史上有和平時期經濟大發展的模式，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靠大量“浪費”，大量消耗GDP，而是靠發展文化經濟、審美經濟，大量消費人的勞動與創造力。譬如硯台，唐代詩人李山甫讚歙硯詩中就有“何啻值千金”之句。南唐硯台雕刻高手李少微為後主李煜雕刻“硯山”歙硯一方，該硯奇峰聳立，山水相依，被李後主視為“至寶”。到宋時，該硯落到書畫家米芾手裏。米芾為其銘曰：“五色水，浮昆侖，潭在頂，出黑雲，掛龍怪，爍電痕，下震霆，澤厚坤，極變化，闔道門”。後來，米芾用此硯換取了友人蘇仲恭的一片宅地。石頭硯台這麼名貴，高附加值來自文化。“約翰·多伊”們如果知道中國曆史上有和平高速發展經濟的模式，也不用苦苦去尋覓“戰爭”的代償品了。然而，如果中國組織頂尖的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麵的專家，對文化經濟（審美經濟、創意經濟）作深入的研究，搞個“金山報告”之類的報告出來，公之於世，那該多好啊！
因此，文化經濟學不僅是濟世的，在當前，更是救世的。
因此，“建設思維”不僅是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建設思維應該滲透到社會事業的一切方麵，建設思維是轉變觀念，在當今世界是重建話語。觀念轉變以後，就會發現要做的事情多得很，發展的空間也大得很，不用去爭奪生存空間，不用去占據市場份額，不用去霸占資源土地，不用去擴張安全邊界，完全可以快快樂樂、唯美雙贏地創造明天。
“建設思維”還需遵循“中庸之道”。建設思維是求道的思維，戰爭思維是求理的思維。“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中庸之道是“建設”能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的方法保證。
在今天的中國講孔子已經是件很時尚的事了，但講孔子“中庸之道”的卻還是很少。而根據我對孔學的研究，讀《論語》、《禮記》、《春秋左傳》、《周易大傳》等儒家經典的心得，“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中庸》本來是《禮記》中的一篇，朱熹把它從《禮記》中選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也是《禮記》中的一篇），同列為“四書”，與“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相提並論，成為後來參加科舉考試的儒生的必讀書，要求倒背如流。因為科考多以四書中的句子為題，四書比五經也便於記誦，所以，逐漸四書的影響還要超過五經，“中庸之道”的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成為中國人人格修養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中庸之道是經朱熹的大力提倡而弘揚於世的，但是，根據我的研究，朱熹對中庸之道的理解還是有不夠之處，甚至可以說是很不夠的。要說明中庸之道為什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為什麼說朱熹對中庸之道的理解還很不夠，就要從“中庸”的定義說起。
什麼是“中庸”？朱熹在《中庸集注》裏給出了兩個答案。一個是引用前輩理學家程子的說法：“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一個是他自己的說法：“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成語“不偏不倚”就是從朱熹的注裏來的。這兩個答案其實是有差別的。
在陳璧耀先生主編的《新編成語大詞典》裏，對“不偏不倚”有三個解釋：1，原指適中，不過分，也不不及。後麵就引用朱熹注作為例證。2，後多指不偏袒，形容公正。3，指正中目標，沒有偏差。這三條解釋，實際都把“不倚”理解為“不偏”的另一種說法，“不倚”就是“不偏”，這和朱熹注的意思是一致的。但在程子的說法裏，“不倚”和“不偏”是指的兩回事。“不偏”解釋“中”，“不倚”解釋“庸”，“不倚”不是“不偏”。但是，程子說的是“不易”，“不易”就是不變的意思，朱熹把“不易”改成了“不倚”，到底哪個對呢？
我們看《中庸》的原文，裏麵有一句，說君子（合格的貴族、統治者）是“中立而不倚”，“中立而不倚”，“中立”就並非是“不倚”，“中立”與“不倚”就是兩件事；“中立”是“中”，“不倚”就是“庸”，因此，應該是“不倚之謂庸”，朱熹把“不易”改成“不倚”是對的。
但程子為什麼要把《中庸》裏的“不倚”改成“不易”呢？這是因為他對“庸”的理解。程子的話後麵緊跟著兩句話：“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庸”本來的意思就是“用”，又引申為“民功”。人民作的功用、認可的事業才是長久的，所以，又引申出了“常”義。東漢的大儒、注經家鄭玄就注“中庸”的“庸”，“猶常也。”但“常”實際上也有兩個層次不同的義項。一個是“恒常”，本質的、永久的存在，是形而上的，“道”的層麵上的；一個是“日常”、“平常”，是形而下的，“器”、“物”層麵上的。程子理解“庸者，天下之定理”，就把“庸”理解為形而上道的層麵上的“常”了，這樣的“常”就不能是“不倚”了。“倚”的本意是“依”，“不倚”就是“不依靠”，形而上的道怎麼能不依靠呢？不依靠恒常的道，去依靠什麼呢？因此，程子把“不倚”改成了“不易”，不變化，本質的形而上的恒常的道是不變化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朱熹忠實於《中庸》文本，認為還是應該用“不倚”，但他也認為“庸”是形而上的“恒常”，不適合用“不倚”來定義，故而把“不倚”和“不偏”放一起，變成“不偏不倚”，來定義“中”；用“平常”來定義“庸”。但他說的是“平常”，實際意思卻是形而上的“恒常”。從這裏可以看出，宋儒界定概念、邏輯推理方麵，與先秦諸子，如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孟子，甚至等而下之的荀子、韓非子，還是有相當的差距的。“平常”、“日常”，指的是常見，這個“常”是形式上的，從內容上來說，則是“不常”。昨天的“平常”、“日常”，就不是今天的“平常”、“日常”，今天的“平常”、“日常”，也不會是明天的“平常”、“日常”。而形而上的“恒常”，是內容的“常”，在形式上卻是“不常”，千變萬化的現象，都是恒常本質的體現。對“平常”“日常”意義上的“庸”，就要明確“不倚”，不可依靠，不可執著，不可墨守成規，不可固步自封。所以，《論語》說：“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做事有四條戒律，在策劃階段，不要主觀意誌太強；在實施過程中，不要堅持原來的計劃，不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改變；取得成功後，不要使經驗固化；凡事不要首先考慮我的利害得失。）這就是“不倚”。
因此，朱熹講中庸之道，實際上隻講了“中”，基本上沒有講“庸”。而因為對“庸”的意義沒有足夠的理解，所以講“中”也沒有完全到位。在當下，尤其需要了解孔子講君子“中立而不倚”的深意，使“中庸之道”這偉大的學說能起到匡正時弊、經世濟人的作用。
為什麼說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呢？
首先，對孔子來說，取得“不倚之謂庸”的認識，非比尋常，是思想上實現一次飛躍的結果。這次飛躍，是在孔子受到老子當頭棒喝，深刻反思後出現的，很痛苦的。但大煩惱能轉就是大菩提，所以，後來中庸之道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
據《莊子》記載，孔子是五十一歲的時候去見老子的。《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五十一歲那年（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五十一應是虛歲），孔子出任魯國的中都宰，就是中都城的行政長官，中都城在魯國首都曲阜西麵60公裏的地方，它的南麵就是魯諸公墓，從魯桓公開始，到魯昭公為止，春秋時期有九個魯國國君的墓葬在這裏，可見中都城地位的重要。孔子出任這樣的重要職位，一年裏，又升任司空（工程部長）、大司寇（司寇是司法部長，大司寇則屬於諸侯國的卿大夫，孔子又是大司寇攝相事），這段時期，是孔子仕途的高峰，人生最得意的時候。因此，如果《莊子》的記載不錯，那麼，應該在孔子出任中都宰之前，而這次見麵對孔子的終身的事業、追求有決定性的影響。
孔子去見老子的動因，在《莊子》裏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孔子感到自己已經五十一歲了，還沒有得聞大道，仰慕老子的聲望，所以路遠迢迢趕去求教。另一種說法，是孔子想使自己著的書讓周王室圖書館收藏，聽了子路的建議，去走老子的路子。因為老子雖然已從圖書館長的位子上退下來了，但他的影響力還在，他推薦一下，這事就能成。當時的書都是刻在竹簡上的，一大捆一大捆的，寫書不容易，傳播更困難，被周王室圖書館收藏，他的學說就可能影響高層領導，還可能流傳千古，在當時文人心中的地位，或許比今天得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地位還要高。從《莊子》、《史記》記載的老子與孔子見麵後的一些對話，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應該是後一種說法更可信。但孔子要使自己的書被國家圖書館收藏，不是為了自己出名，也不是為了流芳百世，更不是像戰國的那些縱橫家、遊說之士，用自己的學說、謀略去說動君主，換取高官厚祿，他是認為自己的研究心得可以匡救禮崩樂壞的時局，使天下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因此要努力爭取為世所用。
但老子對孔子的學說並不看好。孔子就引經據典，來證明自己的學說是正確的。孔子主張的救世方案是什麼呢？仁、義，禮、樂。老子對“仁”“義”都持批評意見，何況“禮”“樂”。但孔子從六經（詩經、尚書、周禮、樂經、易經、春秋）中找出根據來和老子辯論。老子說：“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那個六經，是先王留下的腳印，這怎麼是可以跟著走的路線？那個腳印，是鞋子踩出來的，而腳印怎麼能等同鞋子呢？）這話對孔子是五雷轟頂。孔子見了老子回去，三天不說話，悶頭反思，看得弟子都愣了。他們問孔子：“老師您見到老聃，對他提了什麼意見？”孔子說：“我今天是見到龍了。龍，合起來成軀體，散開來就是五彩的雲霞，騰雲駕霧，生養於陰陽。我口都不能張，又能對老聃提什麼意見。”孔子閉門不出，三個月以後，他再去見老子，說：“我有心得了。烏鴉與喜鵲是口銜食物來喂養幼鳥的，魚是用吐沫喂養幼魚的，細腰的昆蟲是從蛹裏化生的，人是吃母乳長大的，生下弟弟以後，哥哥爭吃奶，就常常會啼哭。我很久沒有跟他人一起順應自然的變化了，不能跟他人一起順應自然的變化，又怎麼能教化他人！”老子聽了以後高興的說：“可以，孔丘得道了！”
孔子從老子那裏得到的道理，就是“不倚之謂庸”，也就是隻有“萬事萬物不停的在變化”這條道理，才是永遠不變的。這就是《老子》說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災禍旁緊倚著幸福，幸福中埋伏著災禍，誰知道這之間是否有中道？政治是沒有絕對正確的方略的。在一定條件下，正道轉化為斜徑，能幹的變成了添亂的。人們對這種現象的迷惑不解，日子已經很久了。正因為這樣，有道之君行為端方，講原則，但並不固執一己的立場與觀點；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汙，但也注意不傷害別人的感情；剛毅正直，寧折不彎，但又避免與他人發生衝突；正大光明，普施恩惠，但不炫耀。）這樣的哲理思想，正是孔子原來所缺乏的。孔子在見老子之前，隻有“中”道，見了老子以後，才有了“中庸”之道。同樣是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本來是有點教條主義的，現在就有辯證思維了。本來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現在知道“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隻不過是誌向不高但很執著的凡夫，君子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