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論語·裏仁》篇中有一章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說：“曾參啊，我們的道有一條原則可以貫通。”曾參回答說：“是的。”孔子出門去了，同門師兄弟上來問他：“這怎麼說？”曾參說：“老師的道，就是負責和寬容而已。”）“忠”，負責，這是對己的要求，就是“中”道；“恕”，寬容，這是對人而言，就是“庸”道。
而朱熹雖然把《中庸》列入四書，但他對“中庸之道”的理解，其實隻停留在“中”道，沒有“庸”道，程子的思想也沒有認識到“庸”道。這與宋代理學家的認識論密切有關。他們認為有個客觀的至高的“天理”存在，可以用“格物致知”的方式去認識到現象背後的“理”，掌握了“理”，就可以治理這個混亂的世界；而與“天理”相對的就是“人欲”，所以治理世間，就是要“存天理，滅人欲”。隻有知識分子中特別智慧的精英分子，才可能認識到天理，普通老百姓隻有人欲，他們的認識和天理是搭不上界的，所以，隻有通過啟蒙、通過教育，使他們接受天理的教條、訓誡。因此，理學的認識論，是精英的認識論，貴族的認識論，精神貴族的認識論，是一種實質很專製的認識論。被這樣的認識論所局限，所以，朱熹盡管說了“庸，平常也”，但心中想的卻是“恒常”，是“庸者，天下之定理”。因此，在朱熹看來，隻要認識到這個先驗存在的理，就可以用來治天下了。而孔子說的“中庸”，恰恰不是這樣來認識、來行事的。
《中庸》篇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孔子說：“舜真是大智慧啊！他喜歡詢問各種意見，而對周圍親近的人的意見要詳加審察，聽不進的話隱忍下來，認可的意見加以發揚，把握住兩個極端的意見，把折中的方案用於民眾，這才成其為舜啊！”）
這就是孔子理想的中庸之道，沒有先驗的天理、天道。所謂“天理”，就是民心，因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周書·泰誓中》），所謂“天道”，就是幫助每個人依照其天性去生存、發展，沒有統一的發展模式，是“各複歸其根”（《老子還真本第十八篇道章〔王弼本十六章〕》）。這就是毛澤東同誌總結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中國共產黨的近九十年的曆史證明，凡這個工作方法實行得比較好的時期，事業的發展就順利，凡這個工作方法實行得不夠好的，甚至反過來倒行逆施的，事業進展就困難，就會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中庸之道用於政治，就是民本主義，就是群眾路線。因此，說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第二個理由，就是孔子堅定的站在民本立場上，他推行的政治是民本政治，所以，作為實踐民本政治的思想方法，非中庸之道不可。而到從秦朝算起，皇權專製已實行了一千多年後的宋代，程子與朱熹對中庸之道的民本立場沒有高度的自覺，也是情有可原的。
現在一般認為孔子是封建等級製度的衛道士，這是對孔子最大的誤解。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春秋左傳》中有六十節文字中提到“國人”。從這六十節文字看，“國人”並不僅僅是言說時的一個稱謂、一個概念，就像我們今天稱“人民”“公民”“群眾”似的，而是當時一股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左傳》中多處提到，“朝國人”（就是君主直接或派代表和國人對話，聽取他們的意見，爭取他們的支持），“帥國人盟”（以立約盟誓的方式來調用國人力量），君主“將亡，國人皆將從之”（國人都要跟著君主流亡他國），國人“出”君主、“逐”君主，“國人追之”（追殺作亂的權臣），士大夫“因（憑借）國人以攻”君主，“國人助”君主，“國人施（罪）”於某人，“以靖（安定）國人”等。
《左傳》中提到國人的行為與言論，一般都是正確的、正麵的、正義的。這反映了《左傳》的民本立場。有一則故事很典型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左傳·閔公二年》記載：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
那是公元前660年，冬天的時候，北方的狄族來攻打衛國。因為衛國國君非常喜歡鶴，平時讓他喜歡的鶴出門乘坐周圍有華麗屏幡的高級車，享受士大夫的待遇，引起國人的強烈不滿。所以，國人中能夠持武器出戰的一致拒絕應召，說：“讓鶴去打仗吧，鶴不是實際上享受了士大夫的俸祿嗎？我們怎麼能打仗呢？”衛君得不到國人的支持，勉強出戰，結果大敗，衛國也被滅了，後來靠齊桓公的幫助，才打退狄族，恢複了衛國。從《左傳》記載來看，衛懿公不僅是咎由自取，而且可以說是禍國殃民。也說明君主亡國是因為失去了人心，可見在《左傳》的語彙裏“國人”地位的重要。
其實，最能顯示“國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是曆史上著名的“周召共和”。
周厲王是個暴君，在位三十年，倒行逆施，與民爭利，還殘酷壓製輿論，國人忍無可忍，暴動起義。周厲王聞訊倉皇出逃，他的太子姬靜逃到召穆公的家裏，暴動的國人把召穆公的住宅包圍起來，要求交出太子靜，召穆公無奈，忍痛以自己的兒子冒充太子靜，交給國人殺死，才保全了太子靜的性命。在周定公、召穆公的極力勸解下，國人紛紛離去。此時宗周無主，周公和召公根據貴族們的推舉，暫時代理政事，重要政務由六卿合議。這種政體，稱為共和。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國曆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
召公、周公共同行政十四年，周厲王死，太子姬靜也在召公家成年了，他們就一起擁立姬靜為王，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即位以後，周公、召公繼續輔政，終於在十二年後，魯武公來朝見周宣王，恢複了在周厲王時代就中止的諸侯對周天子的朝見禮。
從這些記載看，當時的政治，不僅有貴族民主，而且還有與古希臘城邦市民民主相類似的“國人”民主。也許，國人可以擁有武器，打起仗來，或國內發生武力政變，國人，特別是其中的士（武士）是武裝力量的骨幹，所以，國人的意誌在政治中地位就相當重要了。有史家把春秋時的國人造反，認作奴隸暴動，這是生搬硬套的誤解。因為春秋政治中的“國人”不僅有武力，而且有文化話語權，所以，從李悝、商鞅到韓非子，變法用權的措施，一個重心，就是既要利用國人，來使他們為君主賣命；又要約束他們，不讓他們的意誌對君權構成威脅，不讓“國人”民主危害到君權獨裁。
與李悝、商鞅、荀卿、韓非子等“法家”（應該稱權術家）截然相反，孔子對國人民主首先是高度肯定的，國人造反，是對壞的君權獨裁政治的反抗，國人民主是對君權的重要的製約力量，這一點，已經從孔子修《春秋》中充分體現出來了，《左傳》等《春秋》的傳文，是對孔子思想的闡釋。而且，孔子還進一步提出了為當時的君權政治所忽視的“野人”的意誌與話語權。
說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第三個理由，就是孔子明確意識到他在世時可能實現的是恢複小康社會，這種務實的政治目標，使他選擇中庸之道的實踐路線。
“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的概念，可能是古已有之，但我們今天隻能從《禮記·王製》篇的“子曰”中讀到，而且從孔子對這兩個概念的解釋來看，當時也很少人知道有這回事了，因此，說這兩個概念是孔子提出的也不為過。但孔子說的“小康社會”，與我們今天要建設的“小康社會”，概念是不同的。今天說的“小康社會”，是以富庶度為標準來衡量，是介乎貧窮和富裕、發達之間的過渡狀態。而孔子所說的“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是以和諧度來衡量的。孔子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道通行的時代，國家政權的首領是公推的，選擇賢者，組合能人，和解異見，言而有信，約束自身，和睦相鄰。故而不是隻以侍奉自己的雙親為養親，不是隻以培養自己的子女為傳子。使老年人有很好的歸宿，壯年人能發揮自己所長，小孩子能健康成長，失去妻子的鰥夫、死去丈夫的寡婦、沒有子女的孤老、失去父母的孤兒，以及殘廢、病人，都有社會供養。男子有他一定的社會身份，女子有她的依靠。隻恨財物丟棄在地上浪費，並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裏；隻恨自身能力不夠，並不一定要以此能力為自己謀利。正因為這樣，各種計謀都被拒之門外，沒有表現的餘地，也沒有強盜、竊賊、僭權的重臣、篡位的世子出現的條件。故而屋外的門戶是不關閉的，這就叫大同社會。）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今天大道已經隱沒，國家政權在一家一姓中傳代，各個家族尊奉自己的祖先，培育自己的兒子，擁有財物、能力，都是為了自己所用。以貴族爵位世襲為規則，修建城牆、堡樓，深挖溝渠、大池，作為穩固的基地；用文化製度與功利價值為標準，來規範君臣關係、加強父子關係、協調兄弟朋友關係、親和夫妻關係，設立法製與考量尺度，建立農村的井田製和城市的鄉、裏行政單位，把勇猛和有知識的人作為賢人選拔上來，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才是功績。計謀、策略就這樣勃發，而武力也由此興起。夏代的禹王、商代的湯王、周代的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旦，由於這樣的標準，被選為賢人。這六位君子，沒有對文化製度建設不相當在意的。用文化製度來宣揚價值觀，考察人的信用、燭照人的過失，建立規範、普施仁愛、實行和解、提倡謙讓，向民眾顯示天道有常。如果有不這樣做的，在高位上的將被拉下來，民眾都認為他們是災禍，這就是小康社會。）
對比一下孔子對“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的論述，就可以看到，孔子沒有一句說到兩種社會的富庶度如何有差距，卻句句在說差距來自於社會的和諧度。而社會和諧度的差距，根源因為出現了對“財富型”價值的追求。因此，讀原著，就澄清了最近一百多年來對大同社會的嚴重曲解，認為大同社會是孔子虛構的烏托邦。理由是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怎麼會有大同社會存在？從孔子的表述來看，大同社會完全可能存在於上古，因為評價的標準不同，上古社會可能生產力低下，物質財富匱乏，但對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來說，還是可以滿足的。而因為沒有私有觀念，沒有對財富與權力的追逐，人與自然界及動植物也是和諧相處，所以人總體來說活得很放鬆、很自由，沒有那些現代病，因此，孔子說它是和諧社會。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從人性的角度，馬克思也認為原始共產主義是理想的社會形態，否則，就不會將未來的理想社會命名為“共產主義”社會。可以說，共產主義，或者叫大同社會，或者在基督教裏叫人間天國，是人類的共同理想，隻是資本家和有權有勢者不希望這樣的社會實現，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他們不能高高在上，也就覺得他們沒有價值了。他們就說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沒什麼好，因為，現代文明一進入保留原始社會生活習慣的部落，他們的社會製度立刻土崩瓦解。這完全是崇力文化的思路。強盜可以衝到人家裏，把人都殺死，把東西都搶走，或者強迫人做奴隸，強盜成功了，和平居民失敗了，強盜的生活方式就是好的嗎？但在西方民族覺得這種理由很自然。馬克思是激烈批判那種強盜邏輯的，所以，他說資本的每一個毛孔裏都滴著肮髒的血。但單純的道德批判不能解決問題。馬克思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證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共產主義社會還是會出現的，但那時候的共產主義，是物質財富大量湧流，人不用為了謀生糊口而勞動，物質條件因此也失去了價值標誌的作用，價值要用別的標誌來體現了。“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樣的價值觀又出現了。所以，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描述的理想社會，和馬克思說的共產主義社會，本質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孔子認為大同社會在人類社會的開始階段就存在，要實現大同社會的理想，就要去掉那些後天發展起來的“謀用”，回複到先民的純樸。而馬克思認為回複到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已經不可能了，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隻能出現物質財富大量湧流的將來。
其實，孔子當時也覺得回到大同社會是很困難的，在他的一生裏，可能看不到，但小康社會，爭取一下，還是可能實現的。大同社會是一端，禮崩樂壞的現實又是一端，建設小康社會就是用其“中”道。所以，盡管孔子的同時代人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但他認為他的實踐是可行的，他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的大弟子子路也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給他這樣堅定的信念，是因為他相信自己行的是中庸之道，是人心所向，又結合實際，所以，不管有多大的困難，他都百折不撓的要去實現，因為他覺得隻要自己做得足夠好，目標就可能在當前實現。怎麼做得足夠好？就是堅定不移的實行中庸之道，既是積極投入的，負責的，“忠”的；又是能超脫一己立場的，寬容的，“恕”的。
弄清了“中庸之道”的本意，就可以看到“建設思維”必須遵循“中庸之道”。
首先，“建設”是為了過好日子，過好日子是個審美評價。
從橫向來說，審美必須以多樣性、豐富性為前提，而不是單一的、極簡的，這就要行“中”道，行“中”道，其實就是協調各種關係，求同存異，和光同塵。
從縱向來說，審美必須創新，追求原創性，這就要行“庸”道，就是不執著於傳統的與現有的，不是傳統的與現有的就是好的；也不執著於創新的，不是凡創新的、新生事物就是好的。不把傳承與創新對立起來，創新不是對傳統的否定，而是發展；傳統不是被創新淘汰，而是養育了創新。傳統與創新的關係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的關係，是生生不息的關係，是有活力的常態。
其次，由對比來看，可知建設思維是求道的思維，戰爭思維是求理的思維。
戰爭思維求效率，求效率就要求可操作性強，令行禁止。可操作性強，就要求條理明晰，邏輯性強，便於說服，便於指揮，便於執行，便於考核、論功行賞，因此是求理的思維，理為權威、權力提供支撐。
建設思維是要盡可能讓每個人按照他的天性去生存發展，所以，本質上不需要權威，厭惡權力的強迫，而要求領導人能幫助人們去認識、發展自己的天性。領導人的這種行為方式就是“道”，人與人之間也應該以這種“道”的方式和諧相處，“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大宗師》）合作為主，競爭為輔，競爭也是遵循遊戲規則的競爭，“道”是真正的“平等”與“自由”的基石。隻要看看西方的觀念世界裏，“自由”與“倫理”、“個人”與“集體”、“社會”實際構成了勢不兩立的衝突，“民主”也成為民眾兩派開戰的旗號，就可知這當今中國與世界，推廣求道的建設思維是多麼重要與迫切。
還是恩斯特·卡西爾說得好，人不能把握一個現實世界，隻能把握一個由文化符號構成的觀念世界。這也意味著，人轉變觀念，就完全有能力創造出一個新世界來。崇力文化符號構成的“觀念世界”已經日薄西山，人心呼喚崇德文化的新世界——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光明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