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和諧理念、建設思維與衝突理念、戰爭思維
崇德文化在世務方麵表現為和諧理念、建設思維，崇力文化在世務方麵表現為衝突理念、戰爭思維。和諧理念、建設思維同樣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這一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譬如論到文明之間的關係，中國人習慣提到各大文明之間的交流、融合，而美國人的思路就是文明的衝突。美國著名的哈佛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曾任美國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1993年夏，他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和爭論；1996年又出版《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被翻譯成39種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盡管他在中譯本序言中說，他提出“文明的衝突”的用意，是要為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政治提供一個取代“意識形態衝突”的新的思維框架。“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鬥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長期以來曾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同時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個對正在呈現的現實的洞見。它也提出了一個全世界許多人們認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論點，即：在未來的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提出“文明的衝突”，是為了促成“文明的對話”，宗旨似乎是很好的，但崇力文化的思維方式，決定他認為各大文明之間的基本關係是“衝突”，“對話”則是要去努力爭取的。“衝突”是自發的、本然的，“對話”則是有了自覺的結果、應然的。
這種“文明的衝突”的意識，在西方恐怕已成為集體無意識了。小布什在“9.11”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個周日（9月1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就“口誤”說，這次反恐戰爭，是“新十字軍東征”：“這次新十字軍東征（New Crusade），這場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此語一出，輿論嘩然，引起穆斯林國家強烈不滿。因為當時小布什正在試圖說服阿拉伯國家參加國際反恐怖聯盟，所以，白宮發言人在9月18日出來就布什總統周日講話中的嚴重失誤正式道歉，說，布什原意隻是想說，在全球範圍內消滅恐怖主義是一項“廣泛的事業”。他說：“如果這個詞的相關意義使我們的夥伴或任何人產生不快，總統深表歉意，但他要傳達的原意是英語原詞的傳統含義，就是一個廣泛的事業的意思。”但五年後，布什在2006年8月31日的美國退伍軍人大會上，又正式將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重新定義為“反伊斯蘭法西斯戰爭”，說明當年他並非是“口誤”，“道歉”隻是出於策略考慮。
由“文明的衝突”理念，推導出“戰爭思維”，就自然而然了。 “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19世紀普魯士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為什麼政治要由戰爭來繼續？因為在西方人看來，戰爭是解決衝突的最好、最徹底的辦法。
這樣的理念、這樣的思維，在中華崇德文化中不僅無一席之地，而且是受到明確批評的。《老子》說：“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還真本《老子》第三十五篇道章〔王弼本三十章〕）“夫兵者，不祥之器也……戰勝，以喪禮處之。”（還真本《老子》第三十六篇道章〔王弼本三十一章〕）。
對待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華民族也是重在融合，消弭衝突。
《禮記·王製》篇中說：“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製，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因為氣候、地理等條件的不同，中土的民族和周圍的異族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習俗。東方的夷族，披散頭發，在身體上畫花紋，有的還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南方的蠻族，在臉上畫花紋，裝飾腳趾，也有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的。西方的戎族，披散頭發，將獸皮做衣服，有的不吃穀物。北方的狄族，穿羽毛編織成的衣服，住在洞穴裏，也有不吃穀物的。因為“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等文化因素，夷、蠻、戎、狄等異族在中國融為中華民族。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當時，中華民族和周圍異族的差別，不在人種上，也可能不在語言上，而在文化習俗上。
以文化習俗來定義民族特性，說明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聚族、文化立國的理念，同時，也說明中華民族對異族文化是充分尊重的，是吸收、交融，而不是排斥、衝突。《戰國策·趙策二》：“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誌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舜采用有苗的舞蹈，禹袒露上身進入裸國，不是因為他們喜歡這樣的風俗，而是要通過文化融合，來共襄大業。由和諧理念推導出建設思維，也順理成章。
然而，對“建設”問題，還需進一步做些辨析。
我們提出“建設”的概念，是與“革命”、“破壞”、“戰爭”相對而言的。魯迅先生在1930年《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說：“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鄧小平說：“爭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們搞建設的需要。沒有和平環境，搞什麼建設！”都是這個意思。從中國當代史的角度看，“建設”思維，還意味著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針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繼續革命”思維而來的，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一個性命攸關的轉變，我們經曆過十年浩劫的人，對此是深有體會的。從“繼續革命”轉變為“建設”不容易，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中，中國人容易接受“‘建設’就是好的”的觀念，就像我們容易接受“‘改革’‘開放’就是好的”的觀念。但是，就像我們過去籠統的接受“‘革命’就是好的”的觀念，結果導致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下，幹了許多蠢事、釀成了許多悲劇，誰反對文革的政策，就會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造成輿論一律、噤若寒蟬；我們也應該看到“建設”、“改革”、“開放”這些好的話語，也有異化為“話語專製”、“話語暴力”的危險性。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語境中，這些“話語”演變成可以將人送入囹圄、甚至致人死命的帽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學術討論與辯論中簡單的給對方扣一頂“反對改革開放”的帽子，至少無助於問題討論的深入。鄧小平同誌解決了要“階級鬥爭”還是要“建設”的問題，解決了要不要“建設”、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確立了“建設”“改革”“開放”的話語，這是他的大功勞，給我們今天討論如何“建設”、如何“改革”“開放”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我們今天討論這些問題，就應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在ABC的問題上糾纏不休，而是結合實踐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在思維層次上首先要明確，“建設”是好的，但不是說任何一項建設，包括具體的項目建設、工程建設、製度建設就是好的。同樣，“改革”“開放”是好的，但並不是凡“改革”“開放”的措施就是好的。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既不能“拉大旗，作虎皮”，也不要上綱上線、“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所以，我要聲明，崇德文化在社會生活方麵表現為“建設思維”，崇力文化則表現為“戰爭思維”，是一種客觀的定義、中性的表述，不含有“建設思維”高於“戰爭思維”的意思。中國人可能認為這樣的定義有褒“建設思維”貶“戰爭思維”的傾向性，這與中國人天性（由農耕文化的深厚積澱所致）“愛好和平、摒棄戰爭”有關，也與現當代中國人深受戰爭、動亂之苦有關。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來進一步討論“建設”問題，不是要不要“建設”的問題，而是如何“建設”的問題。
在如何“建設”的問題上，亟需注意的是，經濟建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文化建設要盡快的跟上，否則，就會造成經濟建設的瓶頸。經濟、文化一定要同步、平衡發展，跛足是走不遠、走不長的。
沈雄風最近的研究進展，為我的思考提供了一個理論模式。
他在完成數理哲學論文《趨同—崩塌》以後，有一個問題一直盤踞心頭。他發現，人類社會最嚴重的趨同是價值趨同，但設立一個價值目標，就是要人們來趨同的，不趨同，這個價值目標就顯得沒有什麼“價值”了。價值目標要吸引人來趨同，趨同又要引起崩塌，這個邏輯怪圈怎麼走出來？按一般的思路，就是搞幾個係數，在趨同到一定程度時發出預警。為《趨同—崩塌》作序的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終身教授、數學博士章定先生就說：“如果能夠對書中提到的‘趨同’概念建立定量分析與相應的計算方法（有如一些經濟指標那樣），從而對可能導致的‘崩塌’提出預測預警，那麼，這個理論就能夠對社會發展、對科學研究發揮更大更實質的曆史性作用了。”這在理論上是可以辦到的，盡管非常複雜，如果繼續研究的話，沈雄風本來也打算這麼做。但心地裏，他覺得這傳統的研究思路是事倍功半，與他研究“趨同—崩塌”所采用的拓撲的高度抽象的辦法尚有距離，或者說，他還沒有找到用拓撲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門徑。
就在世博會排隊與參觀期間，他突然找到了門徑。他在參觀回家，通宵趕寫的文章《價值趨同——人類文明的終結·導言》的開頭說：
今屆盛會，少見各國誇耀尋常的科技，但就人與自然、社會中人與人等方麵，都欲充分展示自己“共存”、“和諧”的理念。如英國館強調城市與植物的共存，德國館主題也帶有“和諧（balance）”二字。美國館介紹的美國精神更是似乎與傳統好萊塢大片中宣傳的“美國夢想”有明顯不同，他們這次更強調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度，重視孩子們天真無邪的夢想。
這個世界確實變了。地球如今的種種與自然不和諧的災難，很大程度都是工業化的資本主義急速擴張後帶給我們的。原本給我們冷冰冰印象的資本主義國度的麵貌已在悄然改變。自然，他們也意識到了原來資本主義文化裏有一些不能使我們的文明不斷存續的因素。他們意識到了，或許也歸納了，不過上升為哲學的這一步，或者將之變化為稍稍能為機器所理解的思考結果的這一步，可能還需要我這個初生牛犢來完成。
他是怎麼來完成“這一步”的呢？
首先，他問：為什麼價值趨同會引起崩塌？
他發現，我們今天所謂的“價值”，可以分為兩大類：排他型價值（零和遊戲，我多必你少，非此即彼）與排序型價值（從高分到低分排位，價值以相互比較在順序中的位置而顯示出來），往往兩者兼而有之。這樣的價值趨同，必然引起崩塌，排他性與排序性是導致崩塌的原因。
他進而問：有沒有非排他非排序的價值呢？
他找了一下，找到了，最典型的是“健康”。人人都追求健康，但我追求健康不會減少你的健康，你不健康也不會增加我的健康，我的健康與你的健康無從比較，也不必比較，但沒有排他、排序的刺激，不會減弱人追求健康的熱忱。他把這類價值稱之為“健康型價值”。
他進而推出健康型價值係統的三項基本原則：一，追求健康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要求，所以是天賦人權。二，自我實現健康與幫助他人實現健康，就是“善”。自我實現健康要鼓勵，幫助他人實現健康要提倡。三，自我減損健康與減損他人健康就是“惡”，自我減損健康要勸誡，減損他人健康要製止。
從此三項基本原則，他認定健康型價值是基礎價值。別的價值（如自由、平等、人權等）可以在其基礎上衍生，而它不是從其它價值基礎上衍生出來的。
與健康型價值相對的一類價值，沈雄風定義為“財富型價值”，從別的價值可以從它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意義上說，它也是基礎價值。
因為健康型價值趨同不會引起崩塌，所以，它能夠成為普世價值；而財富型價值趨同必然引起崩塌，所以，它不是普世價值。其它的衍生價值，一定要進一步定義是在哪個基礎價值上衍生出來的，才能確定它是不是普世價值。
這樣，他覺得找到了解決價值趨同的方案，建設健康型價值係統。
有位朋友看了他的這部分的“文學”論述，評價說，這很好，是中庸之道。我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如果以崇德文化為左端，崇力文化為右端，健康型價值就是不偏不倚執其中，大多數人能夠接受，願意去做，可操作性強。這就使我進一步理解孔子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時勢下，心向往“大同”社會，而身體力行的是恢複“小康”社會的中庸之道的苦心孤詣。老子講的是應然，孔子講的是可然，莊子講的是超然。
從沈雄風的論述可以看到，為什麼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不能同步，會造成發展的瓶頸？因為經濟建設在財富型價值觀的“指導”下，容易因急速趨同而引起崩塌。
2010年9月，沈雄風完成了數理哲學論文的人文版《趨同—崩塌與健康型價值》（見附錄），對一些概念作了更嚴密的定義，與本文中敘述的有所不同。我保留此段文字，是為了演示一種話語產生、發展的軌跡。因為我覺得，相對觀點，方法與立場更加重要。
這是從哲學層麵上來說的。從經濟建設的戰略方向上來說，亦是如此。在本世紀初，我就撰寫了《中國需要發展審美經濟》的論文，後來，為了推廣，我把它擴寫成經濟學長篇《當繆斯伸出金手指》。我提出了“文化經濟學”的概念。“文化經濟學”，不是研究文化企事業的經濟學，而是像“政治經濟學”從政治角度看經濟，文化經濟學則是從文化角度看經濟。
“文化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是：
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從以生存消費為主轉向以觀念消費為主。所謂“生存消費”，就是吃飽穿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定義的消費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即是指的生存消費。所謂“觀念消費”，就是吃得好用得好，這個“好”，就不是實用評價，而是進入了審美評價。觀念消費品，其實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曆史上的觀念消費品，為少數人所擁有，大眾消費的還是生存消費品，或者說，大眾要為獲得生存消費品（謀生糊口）付出絕大部分的體力、智力與精力。但到了今天的時代，發達國家的大眾也有條件享受觀念消費了，觀念消費品成了大眾消費品，所以，整個世界進入了以觀念消費為主的時代。
估價觀念消費品，審美規律就要在其中起作用。研究觀念消費品，就不能僅分為價值與使用價值，而要加上文化價值，而我們今天所說的產品的高附加值，主要不是從產品的使用價值（高科技含量），而是從文化價值中來的。譬如現在的3G或4G手機，可以在坐車途中看電視、上網、玩網絡遊戲、閱讀電子書，等等，等等，問題是有多少人有此移動服務的迫切需要？這就像手機普及之初，我一個朋友說的笑話：車上有人掏出手機來打，或者接聽手機電話，第一句話往往是：“喂，你在哪裏啊？”這“需要”是被製造出來，是滿足心理的需要（很時尚）而非實用的需要。就像我們這代人當年要買手表，主要不是為了看時間，而是顯示自己的經濟實力，結婚時男方向女方贈送三轉（手表、縫紉機、自行車）一響（收錄機）作為彩禮，也是重在文化價值。今天人們大多不戴表了，少數戴表的多是戴數萬、數十萬的名表，隻有我輩是因為慣性而戴表。電腦、網絡，對多數人說來也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玩具，是觀念消費品。從我們說今天進入了網絡時代，就可以知道我們進入了以觀念消費為主的時代。
但是，我們今天的觀念消費，還僅僅停留在時尚消費的層麵。這是因為，世界進入觀念消費的時代時間還很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算起，持續和平的年月不過六十多年，實際進入經濟高速增長，發達國家大眾生活小康化的年月則更短，審美經濟還不能發展到更高層次。其次，今天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是以大機器、規模效益為主，所以，把觀念消費品做成時尚消費品，進而使人誤認為是生活必需品，是與這種經濟模式相應的經營思路。就是說，觀念消費品的生產經營，還是延續生存消費品生產經營的思路，時尚經濟的營銷策略是生存消費品的營銷的老一套，從規模中賺錢。
時尚經濟，使美國大大占了便宜。因為時尚經濟、流行文化，需要上流社會的推行，才能風靡一時。西部牛仔穿了上百年的牛仔褲，不會流行，電影拍了，城市青年模仿了，富家子弟也穿了，牛仔褲、石磨藍牛仔褲、甚至做出破洞來的崩克褲，才會成為時尚。美國是當今世界的上流社會，居有文化壟斷地位，所以，它在推廣時尚經濟中賺了大錢。僅就科技水平說，蘇聯和美國是平起平坐的，日本比之美國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它們都在與美國的經濟競爭中失敗了，究其原因，還是敗在文化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憑借文化壟斷地位，在幾十年裏把家用電腦與無線網絡（當時叫“信息高速公路”）搞成了朝陽產業，使日本、蘇聯已經後來居上的鋼鐵、汽車、機械製造等行業變成了夕陽產業，這就是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