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力自消費”與“健康經濟學”
一個健康的人，首先要血液流通順暢。一個健康的經濟係統，首先要資金流通順暢。因此，“文化經濟”是從經濟活動的本體（生存消費還是觀念消費）上來定義的；“健康經濟”是從經濟運行、發展模式上定義的，是對比了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與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後建立的概念。
如同文化經濟學的基礎概念是“觀念消費”，健康經濟學的基礎概念是商品的“文化價值”。
在以《國富論》為開端的西方經濟學中，商品的價值一直是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兩分。使用價值是使產品成為商品的必要條件，但西方經濟學對此隻作為一個抽象符號，不加研究。價值是凝結在產品上的勞動（以時間為計量單位），這才是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健康經濟學在文化經濟學、觀念消費的基礎上，提出商品價值的三分：使用價值、價值與文化價值。價值是凝結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人力消費），文化價值是凝結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的勞動（人力消費）。
之所以要把產品生產與商品流通中凝結的勞動（人力消費）加以區分，源於西方經濟學對此認識的先天不足造成的經濟發展的嚴重隱患。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是生存消費為主的時代，換言之，隻要生產出來，就能賣得出去，因此，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就是財富，貨幣隻是標誌物質財富的一般等價物。哪怕在經濟危機時代，倉庫裏的產品賣不出去，牛奶倒在海裏，也不是因為供應真的超過了需求，窮人迫切需要牛奶、麵包，隻是他們的購買力降低，買不起。故而，形成一個不言而喻的觀念，生產創造財富，而流通不創造財富。所以，要獲得高利潤，就要盡量壓縮在流通中耗費的勞動。從這一觀念出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也追求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形式的壟斷，而所有壟斷無不以減少流通的勞動耗費為目的，可以說都是為壓縮流通而設計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則做得更加徹底，實行計劃經濟，把經市場流通的商品盡可能的改成由計劃分配的產品。依據的理論是，這樣可以盡量減少靠市場調節的盲目生產造成的物質浪費，做到物盡其用。
殊不知這樣的經濟體製造成了更大的浪費，就是對人力資源的浪費。這是因為沒有認識到凝結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的人力消費也創造財富，而且在觀念消費中是更重要的財富。
人力資源還具有物質資源所沒有的特性：一是不可儲存，如果不消費，就像多發的電一樣放空。二是迅速增值，如果消費，則越消費總量越多，從總體來說，資金轉一次就增值一次，奧秘就在這裏，因為流通過程中消費了人力。人力創造的財富用貨幣來標誌。我的勞動賣得出去，我就有錢去買別人的勞動。生存消費主要是物資的消費，而觀念消費則主要是“人力自消費”。我們批評計劃經濟體製下吃大鍋飯的弊端是“出工不出力”，但因“不出力”而節省下來的人力又到哪裏去了？在那個年代，幹私活是要受批判的，投機倒把（販運貨物）、“星期天工程師”是要判刑的，多餘人力隻能放空，結果造成資金嚴重短缺。
觀念消費很早就開始了，良渚文化中就有玉的裝飾品等。這可以說來自人的本性。人的勞動隻要滿足了生產生存消費品的需要，就會用多餘的人力去生產觀念消費品。因為在進入私有製社會後，觀念消費品被用來作為貴賤、貧富的等級差別的標誌物，因此，“不患貧患不均”的聖賢對觀念消費采取文化上抑製的態度，“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在中國這是形成“重農抑商”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盡管抑商，中國古代的商業的發達程度，在當時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的。讀《史記·貨殖誌》，就可以知道中華民族的祖先早就參透了商業的秘訣，積累了觀念消費的豐富經驗。
資本主義社會盡管是市場經濟，經商無可厚非，甚至光榮，但在話語中還是有經商賺錢是不合理、不光彩的“潛意識”。因此，他們強調資本是用於投資生產的，資本的增值是因為不斷的擴大再生產。再加上西方崇力文化的製造哲學思維方式，故而，他們一邊在觀念消費品的營銷中賺了大錢，一邊又遵照生存消費品生產的追求規模效益、擴大市場份額的思路去發展生產，結果使企業由盛轉衰的周期越來越短。而更嚴格壓縮流通領域的蘇聯計劃經濟體製，則造成了人力自消費的極度萎縮，資金嚴重短缺，結果成為政治解體的重要的經濟原因。蘇聯在與美國的競爭中，不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敗給了資本主義私有製，而是計劃經濟敗給了市場經濟。也可見中國改革開放，將社會主義所有製與計劃經濟脫鉤，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多麼及時，多麼重要，多麼英明。
觀念消費還有一大好處，因為是人力自消費，所以相對生存消費，對物資的需要與依賴相對要低得多，有利於保護地球有限物質資源與自然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