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生產會議中，一位副董事以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當眾質問一位管理生產過程的監督人員，他的語調充滿攻擊的味道，喋喋不休地指責那位監督人員的處置不當，為了不願在他攻擊的事前被羞辱，這位監督人員回答含糊，這使得副董事更是發起火來，更加嚴厲的斥責這位監督人員。
幾個月後，這位監督人員就離開了公司，他其實是位很好的職員，從被指責的那天起，他對公司的事情，已經沒有熱情了，不久，他進入另一家與原公司競爭的公司工作，並幹得相當不錯。
相比之下，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在對待職員的方法上要高明得多，他們要免除公司某部門一位主管的職務，這位主管在電氣方麵是一等的高手，但讓他擔任計算主管部門的主管卻是徹底的失敗，然而公司卻不敢冒犯這位脾氣暴躁的大牌明星職員，於是給了他一個新頭銜。他們讓他擔任“通用電氣公司顧問工程師”——工作還是和以前一樣，隻是換了個新頭銜——並讓其他人擔任部門主管。
這位主管十分高興，盡管他被調動了職務，但是他得到了不小的榮譽感。公司給足了他麵子。
頭腦保持清醒，防患於未然
天地間萬事萬物都會由盛而衰，在極盛時露出衰敗凋謝的預兆。所以人在平安無事時，要保持自己的清醒頭腦，經常反躬自省，以便能防患於未然。洪應明說：“衰颯的景象就在盛滿中，發生的機緘即在零落內。故君子居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處變當堅百忍以圖成。”意思是說，大凡一種衰敗的景象往往是在很早的繁茂時就種下了禍根，大凡一種機運的轉變多半是在零落時就已經種下善果。所以一個有德行修養的君子就應當在平安無事時保持清醒的理智，以便防範未來某種禍患的發生，一旦處身於變亂災難之中，就要拿出毅力咬緊牙關，堅定信念繼續奮鬥，以求事業成功。
漢代名將周亞夫以治軍嚴謹有方而被後人稱頌，然而當他官爵大至權傾一人時，也麵臨煞星。
西漢文帝時，匈奴進犯雲中，諸將受命出征。周亞夫軍細柳，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漢文帝親臨慰勞各軍，輕駕至霸上和棘門軍營時，都長驅直入，無人敢阻攔。當文帝到細柳軍營時，其前鋒高呼：“天子駕到！”軍門都尉卻回答：“軍營之中，隻聽將軍命令，而不問天子詔書。”文帝無法進軍營，隻得讓使者持皇帝的信符去見周亞夫，周亞夫才令開門。當文帝車駕進軍營門時，守門士兵又告誡：“將軍有令，軍營中不允許急馳。”文帝隻好讓侍從拉著轡繩，讓車緩緩而行。到了中軍大帳，周亞夫全副武裝來參見，並稱：“身著軍服的人，是不向皇帝行跪拜禮的。”文帝到此，不由自主地肅穆莊嚴起來。
以後，周亞夫官位幾次升遷，官到丞相，很受景帝器重。每有重大國事都先與周亞夫商議，而周亞夫也累次提出異議，阻止景帝的行動。
後來，周亞夫從景帝的言行中終於意識到自己權傾一人，已麵臨煞星。於是謝官稱病，並放棄丞相職務。
《列子·說符》中有一段狐丘丈人和孫叔敖的對話。
狐丘丈人對孫叔敖說：“一個人有三種被怨恨的事，你知道麼？”孫叔敖說：“是什麼？”狐丘丈人答說：“爵位高的，遭別人妒忌；官位大的，被人主厭惡；俸祿豐厚的，所招的怨恨便來了。”孫叔敖說：“我爵位越高，我誌向越低；我官位越大，我心越小；我俸祿越多，我施舍越廣。拿這個避免三種怨恨，可以麼？”狐丘丈人說：“如此甚好。”
人際之間的矛盾，利益之爭，都是由於這三種怨恨引起的。所以做人處事最重要的是把握尺度。
孫叔敖病了，將要死去，警戒兒子說：“王幾次要分封我一塊地方，我沒接受。如果我死了，王就會封你。你一定不要接受好地方。在楚、越相交之處有個地方名叫寢丘的，這地方沒有多大出息，名字又醜惡，楚人相信鬼，越人不信楚忌，可以長久保持的隻有這個地方。”孫叔敖死了，楚王果然拿一塊好地方封給他的兒子，兒子推辭不接受，卻請求寢丘這塊地方。楚王給了他，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由他家管理著。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大丈夫不論得不得誌，皆能恬然處之。孟子說：“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誌，澤加於民；不得誌，修身觀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不得誌的時候也不忘記義理，在得誌的時候更不違背正道。孟子還認為君子是不受外界動搖的，隻要不做欠缺仁德，違反禮義的事，則縱使有什麼突然降臨的禍患，也能夠坦然以對，不以為禍患了。
孟子本人不僅坐而言，而且早已起而行，達到那種境界了。有一次，公孫醜問他，“倘若夫子做到齊國的卿相，得以推行王道政治，則齊國為霸諸候，稱王天下，也就不算什麼稀奇事了。可是當您實際擔負這項重職時，也能夠做到毫不動心的境界嗎？”孟子回答：“是的，我四十歲以後就不動心了。”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個境界呢？孟子列舉了兩個方法，即“我知言”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