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身邊，任何高尚的人，都是謙虛的人，他們往往視虛榮如糞土，總是一味地、紮紮實實地不斷進取。一天，一位女友到居裏夫人家作客，忽見她的小女兒正拿著英國皇家協會剛獎給她的一枚金質獎章玩。女友不禁一驚，忙問：“居裏夫人，這樣一枚極高榮譽的獎章，你怎麼能給孩子玩呢？”居裏夫人卻笑了笑說：“我是想讓孩子從小就知道，榮譽就像玩具，隻能玩玩而已，絕不能永遠守著它，否則就將一事無成。”這正體現出像契訶夫說的：“對自己不滿足，是任何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
謙虛近於偉大。19世紀60年代，法朗士等一批法國文學青年，決定創辦一個文學刊物，他們寫信給大文豪維克多·雨果，請求他寫一封回信作為該刊的序言。雨果幾天後回了信，青年們打開一看，裏麵寫著：“年輕人：我是過去，你們是未來。我是一片樹葉，你們是森林。我是一支蠟燭，你們是萬道霞光。我隻是一頭牛，你們是朝拜耶穌的三博士。我隻是一道小溪，你們是汪洋大海……”等等。看了回信，他們簡直不能相信這是雨果寫的。後經雨果的女友朱麗葉特證實確是出自雨果之手，然而，他們擔心此信會影響雨果的名譽沒敢發表。其實，這封信恰恰是雨果謙虛品質的生動體現，它不僅無損詩人的名譽，卻從另一側麵反映了作家偉大和高尚的品質。正如高爾基所說：“智慧是寶石，如果用謙虛鑲邊，就會更燦爛奪目。”
得理也可讓人
讓人，多發生於競爭情境。由於讓人行為的出現往往使矛盾化解，爭鬥平息，對手變朋友，仇人變夥伴。因此，讓人是避免鬥爭的極好方法，是知情明禮的智慧者，它於人於己都有益處。
得理不讓人，讓對方走投無路，有可能激起對方“求生”的意誌，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是“不擇手段”，這對你將造成傷害。好比老鼠關在房間內，不讓其逃出，老鼠為了求生，會咬壞你家中的器物。放它一條生路，讓它逃命要緊，便不會對你的利益造成破壞。
漢代公孫弘年輕時家貧，後來成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儉樸，吃飯隻有一個葷菜，睡覺隻蓋普通棉被。就因為這樣，大臣汲黯向漢武帝參了一本，批評公孫弘位列三公，有相當可觀的俸祿，卻隻蓋普通棉被，實質上是裝模作樣、沽名釣譽，目的是為了騙取儉樸清廉的美名。
漢武帝便問公孫弘：“汲黯所說的都是事實嗎？”公孫弘回答道：“汲黯說得一點沒錯。滿朝大臣中，他與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當著眾人的麵指責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隻蓋棉被，生活水準和普通百姓一樣，確實是故意裝得清廉以沽名釣譽。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麼會聽到對我的這種批評呢？”漢武帝聽了公孫弘的這一番話，反倒覺得他為人謙讓，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孫弘麵對汲黯的指責和漢武帝的詢問，一句也不辯解，並全都承認，這是何等的一種智慧呀！汲黯指責他“使詐以沽名釣譽”，無論他如何辯解，旁觀者都已先人為主地認為他也許在繼續“使詐”。公孫弘深知這個指責的分量，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不作任何辯解，承認自己沽名釣譽，這其實表明自己至少“現在沒有使詐”。由於“現在沒有使詐”被指責者及旁觀者都認可了，也就減輕了罪名的分量。公孫弘的高明之處，還在於對指責自己的人大加讚揚，認為他是“忠心耿耿”。這樣一來，便給皇帝及同僚們這樣的印象：公孫弘確實是“宰相肚裏能撐船”。既然眾人有了這樣的心態，那麼公孫弘就用不著去辯解是不是沽名釣譽了，因為自己的行為不是什麼政治野心，對皇帝構不成威脅，對同僚構不成傷害，隻是個人對清名的一種癖好，無傷大雅。
對方無理，自知吃虧，你於“理”明顯占過對方，放他一條生路，他會心存感激，來日也許還會報答你。就算不會圖報於你，也不太可能再度與你為敵。這就是人性。
得理不讓人，傷害了對方，有時還會連帶傷害對方的家人，甚至毀了對方。這有失厚道。得理讓人，也是一種人情積蓄。
人海茫茫，卻常“後會有期”。你今天得理讓人，誰知他日你們二人會不會再相逢？如果到時候對方勢旺你勢弱，你就可能吃大虧了！
“得理讓人”，這也是為自己以後做人留條後路。
清代康熙年間，當朝人稱“張宰相”的張廷玉與一個姓葉的侍郎，兩家毗鄰而居，葉家重建屋子，將兩家公共的弄牆拆去並侵占三尺，張家自然不服，引起爭端：張家立即發雞毛信給京城的張廷玉，要求他出麵幹預，張廷玉卻作詩一首：
千裏家書隻為牆，再讓三尺又何妨？
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張老夫人看見這封家書，立即命人退後三尺築牆，而葉家由此深表敬意，也退後三尺，這樣兩家之間即由從前的三尺巷變成了六尺巷，被百姓傳為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