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身邊,任何高尚的人,都是謙虛的人,他們往往視虛榮如糞土,總是一味地、紮紮實實地不斷進取。一天,一位女友到居裏夫人家作客,忽見她的小女兒正拿著英國皇家協會剛獎給她的一枚金質獎章玩。女友不禁一驚,忙問:“居裏夫人,這樣一枚極高榮譽的獎章,你怎麼能給孩子玩呢?”居裏夫人卻笑了笑說:“我是想讓孩子從小就知道,榮譽就像玩具,隻能玩玩而已,絕不能永遠守著它,否則就將一事無成。”這正體現出像契訶夫說的:“對自己不滿足,是任何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
謙虛近於偉大。19世紀60年代,法朗士等一批法國文學青年,決定創辦一個文學刊物,他們寫信給大文豪維克多·雨果,請求他寫一封回信作為該刊的序言。雨果幾天後回了信,青年們打開一看,裏麵寫著:“年輕人:我是過去,你們是未來。我是一片樹葉,你們是森林。我是一支蠟燭,你們是萬道霞光。我隻是一頭牛,你們是朝拜耶穌的三博士。我隻是一道小溪,你們是汪洋大海……”等等。看了回信,他們簡直不能相信這是雨果寫的。後經雨果的女友朱麗葉特證實確是出自雨果之手,然而,他們擔心此信會影響雨果的名譽沒敢發表。其實,這封信恰恰是雨果謙虛品質的生動體現,它不僅無損詩人的名譽,卻從另一側麵反映了作家偉大和高尚的品質。正如高爾基所說:“智慧是寶石,如果用謙虛鑲邊,就會更燦爛奪目。”
得理也可讓人
讓人,多發生於競爭情境。由於讓人行為的出現往往使矛盾化解,爭鬥平息,對手變朋友,仇人變夥伴。因此,讓人是避免鬥爭的極好方法,是知情明禮的智慧者,它於人於己都有益處。
得理不讓人,讓對方走投無路,有可能激起對方“求生”的意誌,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是“不擇手段”,這對你將造成傷害。好比老鼠關在房間內,不讓其逃出,老鼠為了求生,會咬壞你家中的器物。放它一條生路,讓它逃命要緊,便不會對你的利益造成破壞。
漢代公孫弘年輕時家貧,後來成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儉樸,吃飯隻有一個葷菜,睡覺隻蓋普通棉被。就因為這樣,大臣汲黯向漢武帝參了一本,批評公孫弘位列三公,有相當可觀的俸祿,卻隻蓋普通棉被,實質上是裝模作樣、沽名釣譽,目的是為了騙取儉樸清廉的美名。
漢武帝便問公孫弘:“汲黯所說的都是事實嗎?”公孫弘回答道:“汲黯說得一點沒錯。滿朝大臣中,他與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當著眾人的麵指責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隻蓋棉被,生活水準和普通百姓一樣,確實是故意裝得清廉以沽名釣譽。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麼會聽到對我的這種批評呢?”漢武帝聽了公孫弘的這一番話,反倒覺得他為人謙讓,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孫弘麵對汲黯的指責和漢武帝的詢問,一句也不辯解,並全都承認,這是何等的一種智慧呀!汲黯指責他“使詐以沽名釣譽”,無論他如何辯解,旁觀者都已先人為主地認為他也許在繼續“使詐”。公孫弘深知這個指責的分量,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不作任何辯解,承認自己沽名釣譽,這其實表明自己至少“現在沒有使詐”。由於“現在沒有使詐”被指責者及旁觀者都認可了,也就減輕了罪名的分量。公孫弘的高明之處,還在於對指責自己的人大加讚揚,認為他是“忠心耿耿”。這樣一來,便給皇帝及同僚們這樣的印象:公孫弘確實是“宰相肚裏能撐船”。既然眾人有了這樣的心態,那麼公孫弘就用不著去辯解是不是沽名釣譽了,因為自己的行為不是什麼政治野心,對皇帝構不成威脅,對同僚構不成傷害,隻是個人對清名的一種癖好,無傷大雅。
對方無理,自知吃虧,你於“理”明顯占過對方,放他一條生路,他會心存感激,來日也許還會報答你。就算不會圖報於你,也不太可能再度與你為敵。這就是人性。
得理不讓人,傷害了對方,有時還會連帶傷害對方的家人,甚至毀了對方。這有失厚道。得理讓人,也是一種人情積蓄。
人海茫茫,卻常“後會有期”。你今天得理讓人,誰知他日你們二人會不會再相逢?如果到時候對方勢旺你勢弱,你就可能吃大虧了!
“得理讓人”,這也是為自己以後做人留條後路。
清代康熙年間,當朝人稱“張宰相”的張廷玉與一個姓葉的侍郎,兩家毗鄰而居,葉家重建屋子,將兩家公共的弄牆拆去並侵占三尺,張家自然不服,引起爭端:張家立即發雞毛信給京城的張廷玉,要求他出麵幹預,張廷玉卻作詩一首:
千裏家書隻為牆,再讓三尺又何妨?
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張老夫人看見這封家書,立即命人退後三尺築牆,而葉家由此深表敬意,也退後三尺,這樣兩家之間即由從前的三尺巷變成了六尺巷,被百姓傳為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