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在眼裏，阿都裏娜有時真的像暴風中的一顆小樹苗，有些經受不住快要折斷。我喜歡阿都裏娜教授的這群髒兮兮的小孩子，因為這些小家夥長大之後，很可能就是抱著步槍，隱藏在大山裏守衛疆土的戰士，扞衛我父親曾扞衛過的一切。當他們收到家書的時候，希望他們不會再看到進城務工去了的哥哥弟弟隻有勞動權，而沒有受償權；不會看到姐姐妹妹隻有被選擇的權利，而沒有夾緊雙腿的權利。這是真的，遭受歧視，比忍受清貧更逼迫人。
我拉過阿都裏娜的手，把厚厚的人民幣放在她熱乎乎的手心裏，麵無表情地說：“有了這些錢，你的胃就會一直蠕動，你的自信和自尊就可以挺直了腰板。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把這個牌子插在你的教室門口，算是我能留給這群孩子們的一點心意。”
阿都裏娜聽完我的話，眼淚滾落下臉頰，她抽泣著，拉開了包在牌子上的布條。上麵寫到：“不要讓孩子們從小就看到當狗比做人更容易吃上肉！”
“這……村長他家……”阿都裏娜有些驚愕。
我說：“這就是你的學生們和你的學校的座右銘，我的提筆。我給你錢，也是為了給你勇氣。老村長要是看到牌子，你就說是我插的，在我回來之前，不許拔掉這個牌子。你放心吧，老村長不敢為難你。他很了解我。”
阿都裏娜裝好了錢，抱著包裹起來的牌子回家了。我也告訴了她，不許把這筆錢交給父母，自己存到銀行裏去，而且用自己的戶名。
孝敬值得被孝敬的父母是美德；對不可能永遠正確的父母搞一味的投降主義和順從主義是愚昧。真正愛子女的開明父母，也不會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懂得珍惜“自由”。我相信她聽懂了我的話。
道別了這位淳樸善良的山村女教師，我從村裏雇傭了一輛馬車，馱著我們的行李和裝病的蘆雅趕去了縣城。傍晚時分，我們被馬夫送到了縣城醫院門口。我給了車夫100元，匆匆將他打發回去。
看著車夫的馬車走遠，蘆雅這才止住了哼哼嗨嗨的裝病模樣，抱著伊涼開心地跳起來。我找了輛出租車，然後去了汽車站，連夜奔向了省會昆明。
第二天早上，我在昆明市的一家賓館起床後，分別去了農業、建設、商業三家銀行，分流存儲了500萬人民幣現金，然後再通過中國銀行轉賬，彙集成40萬美金。接下來直奔機場，買了昆明飛往日本東京的三張機票。
晚上，當我坐在距離大地一萬兩千米的客機上，蘆雅和伊涼已經興奮了一天，她們倆這會兒頭挨著頭睡熟了。客機窗外，一堆堆的星星友好地眨著眼睛，仿佛要告訴第一次坐飛機的乘客，今夜不會有惡劣天氣。
當飛機跨越中國東海的時候，我也迷迷糊糊閉上了眼睛。次日清晨，我們在東京機場準時降落。走出機艙，一股清涼的海風撲鼻迎來。機場四處平坦開闊，五兩托運行李的平板電車，沿著行駛線緩緩擦過，毫不在意一架龐然大物降落在身邊。
我讓蘆雅和伊涼裹緊衣服，隨我走了出去。我第一次看到日本的首都，這裏更像一座密不透風的水泥森林。這趟趕來日本，我並未提前告知杜莫，現在我還不想給他打電話，於是便撥通了池春在日本的手機電話。
“莫西摩西，哇阿納塔哇……”一句甜潤的女人聲，瞬間傳進了我的耳朵。激蕩起來的記憶告訴我，這是池春的聲音。不等對方說完，我平靜而淡淡地說：“It’s-me.”
電話那端停頓了一下，緊接著傳來了女人的抽泣聲。
“我在東京機場，你開一輛私家車過來，隻你一人。”說完，我掛斷了電話。
十五分鍾之後，一輛嶄新的綠色三菱商務車停在了機場門口。蘆雅遠遠地就看出了車內那個戴咖啡色墨鏡的時尚靚麗女性，正是大家想念的池春。
我一眼就能看出，池春開來的這輛汽車，不是她平時的日用車。她知道我是一個“不安分”的男人，猜到我這趟來日本並非簡單的看望她。
我遠遠地對池春做了手勢，示意她不要下車。蘆雅和伊涼拽著行李，飛快地跑向了汽車。當我們坐進了汽車，池春嫵媚的雙眼已經哭得潮濕。她撲進我的懷裏，久久不能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