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草原方麵的戰事逐漸平靜下來，新的朔方郡太守拓跋威也開始上任，成都方麵也已經給他從各地抽調了一些基層官員，委任為相應地政務官過去輔佐處理政務。
這些基層的官員，很大一部分都是原本從醫國院畢業，並且通過考試進入基層曆練的學子。隨著現在大漢的國土在繼續開拓之中，以前通過舉薦製度來招募官僚和屬官的做法，已經變得不再可行和有效率。
何況，大漢境內現在的各種學校的興辦，其實非常之便利，隻要在當地官府報備一下，並且具備一定的場所，就可以自行辦理初級教育，甚至都不必得到太學令向朗所屬機構的批準。
這樣做，主要還是減少行政方麵的審批，以國人的那種心性，很容易在這些事情上麵卡、拿、要，甚至故意拖延審查時間，作為收受賄賂的要挾。
這時候，傷到的絕對就是民心，違背的絕對是民意，他們反對你官府，絕對理由充分且正當！
何況，初級教育是一種需要普遍展開的教育，隻要不侵害孩童的各項權益，任由自行設置，應該才是最為合理的方式。行政幹預，其實大多時候是失敗的，腦子一熱就亂搞學校合並，真的是害死人。
同時，初級學校的展開必須要經費，這部分也不可能隻讓想要接受教育的孩童家庭自行提供學費。
在如今這樣的社會條件之下，戰爭在大規模的展開，人民無論生活較之以前是否提高了多少，但是稅賦的負擔，絕對非常之沉重。一般家庭，其實很難繳付。
這點，劉禪即使有心改變，也是無能為力，因為稅基就是人口：人口數量在短時間之內很難提升，戰爭越多，必然損耗的財政越大，稅賦無論怎麼進行規範，給居民造成的負擔，無可置疑地會越大。
那麼，也就隻能夠由官府給予部分的補助，居民家庭自己出一部分。
所以，劉禪不遺餘力地鼓勵商業，並且開戰海外貿易，其實除了支持重商主義政策之外，對內就是利用對外貿易，能夠多多收稅，以緩解部分財政壓力，以支持更多的社會事業。
——其實，國家的經濟政策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一種東西。從理論上說，重商主義其實跟市場經濟有很大的衝突。市場經濟理論的始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所攻擊的對象，重點就是重商主義。
而這個重商主義其重點理論並不是很複雜，那就是金銀即財富，對外貿易乃是國家增長財富的唯一方式，國內的生產和貿易並不增加國家財富。設置外貿壁壘是阻止國內金銀流出的極好方式。
一看之下，這分明就是二十一世紀的天朝一直在進行的外貿策略。事實正是如此，隻是官方不說罷了。
重商主義若是能夠執行得好的，一國的對外貿易會出現順差，金銀流入國內，自然對國家財政有利，但是有造成通貨膨脹的風險。
想想二十一世紀這幾年來的生活狀況也就知道，為什麼東西都在漲價的原因，很不幸，就是因為國家外彙越賺越多。
因為企業賺到外彙無法在國內流通，隻能夠留在銀行裏麵，而企業要在國內使用資金，怎麼辦？當然就是要把外彙轉為相應的人民幣。於是，官府需要不斷印製人民幣流入國內市場，結果人民幣越印製越多，通貨膨脹越來越厲害，損害的其實是一般老百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