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頓西區地方組織的主席沃爾特·魯瑟對福特汽車公司采用了蠶食政策。作為總攻的預備，他首先在福特汽車的許多零部件供應商那裏組織了罷工。起初，福特汽車公司拒絕從有工會的公司采購零部件。但沒多久，這就不可行了。1937年中期，魯瑟瞄準了榮格河工廠。以占地麵積、勞動隊伍和產出量衡量，榮格河工廠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廠。
由於福特汽車公司的大多數雇員都對UAW知之甚少，魯瑟買下了底特律和榮格河工廠之間所有主要道路上的幾乎所有公告欄，在上麵貼滿了工會運動宣傳信息。為了直接與工人們交流，魯瑟和UAW同事理查德·弗蘭肯斯登準備在1937年5月26日帶領一批工會誌願者到工廠門口散發傳單。工廠知道了這個計劃。埃茲爾就這個問題與父親進行了長時間的激烈討論，他知道，在《瓦格納法案》頒布之後，勞工聯合運動已經是不可避免。克拉拉·福特也同意兒子的觀點，但是亨利·福特不以為然，他更相信哈裏·貝內特的承諾：讓工會的人和他們的傳單遠離榮格河工廠，不管使用什麼方法。
魯瑟、弗蘭肯斯登和其他同事小心翼翼地沿公共道路走向榮格河工廠，在工廠附近，他們選擇了橫跨米勒路的人行天橋。在1932年3月的反饑餓遊行中，福特服務部、迪爾伯恩警察和失業的工人們就是在這座天橋上爆發衝突的。但他們剛到天橋幾分鍾，就被貝內特的人團團圍住，並遭到毫不留情地毆打。其他許多工會誌願者，包括女士，也遭到了攻擊。
新聞記者拍下了當時的場景，這起被稱做天橋之戰的事件激起了公眾的極大憤怒，影響遠遠超過了有四人犧牲的反饑餓遊行事件。同遊行事件不同的是，工會誌願者的行動有《瓦格納法案》的保護。在鎮壓反饑餓遊行者後，福特汽車公司的個別員工有罪。而在天橋之戰後，有罪的是整個福特汽車公司。
5月26日的事件發生後，麵對福特汽車公司所受到的指責，貝內特狡辯說攻擊工會誌願者完全是他手下職員的個人行為——因為他們對工會理念感到憤怒。亨利·福特有所退縮，他表示從今往後允許工會在榮格河工廠附近散發傳單。哈裏·貝內特甚至作出了開始與UAW談判的姿態。
福特汽車公司阻撓了工會聯合運動，但是到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汽車工人所處的環境已經大大改變。1939年，福特汽車公司被判違反了《國家勞動關係法案》。公司提出了上訴，但被辛辛那提巡回上訴法庭駁回，1941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也拒絕重審此案。成員超過30萬人的UAW開始占據上風。
但就在小勝福特汽車公司的同時，UAW也因派係鬥爭而分裂了，馬丁被免去UAW主席一職，但哈裏·貝內特仍然與他保持著對話。1940年，兩人最終達成協議，馬丁和他的新工會組織將代表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但工人們反對這項協議，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哈裏·貝內特加入了這樣一個條款：馬丁可以使用福特服務部來維持工會的秩序。工人們不想看到服務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