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權在公共決策中超越其他權利的監督，也給公共政策製定、執行、分析與評估中的主體間認同造成了一些障礙。但是西方社會傳統的政治權力理論，則對公共政策評估中利益和權力的分配提供了一個較為理想化的模型，因此對西方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至於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政治學的研究領域當中，一直都是以新自由主義的“權利政治學”為主要話題。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後，這種主張卻又受到了社群主義的猛烈批判。
在開篇至此，雖然人們比較關注與討論的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間的悖論和自洽問題，但是引起人們需要注意的問題是，難道對理性的理解也就隻有以上兩方麵而已麼？答案是否定的。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者希拉裏·帕特南（Hilary Putnam）還提出了兩種理性的概念，即根據精密科學而推演的理性觀和奠基在人類學基礎之上的理性觀。除此之外，還有西方著名哲學家康德（Kant）的實踐理性、西方著名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因此，當人們把目光投射到現實經濟生活和管理世界當中的時候，理性又有更為具體的表現，可以把它們稱為選擇理性或經濟理性，等等。我國著名學者石元康教授認為：工具理性及經濟式的民主理論，是對現存民主體製的最真切描述。從民有的角度出發，資本主義產生的基礎和目的之一即保護人們的平等權利。人們在權利平等的情況下要謀求發展，經濟式民主或語言選擇理性是最恰當的解釋。按照這一推理邏輯，前麵論述到的現行公共政策評估所麵臨的最根本性問題，是在於用現代思維解決後現代問題的不適應，那麼，人們應該建立哪一種民主形式，或又該選擇何種理性來達成對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呢？以上石元康教授提出的與溝通理性相連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實際上是一種奠基於溝通交往理論基礎之上的民主理論，既有它的創新之處，也存在一些理論上的不足。一般來說，民主理論本身是有多種分類的，人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用各種民主理論來聯係現實，從而提出與之相適應的理性思維模式來解決具體的社會發展問題。
係統理論起源於控製論和生物學研究。係統論研究的主要是係統自我控製及係統與環境的關係。西方著名公共行政學者尼古拉斯·盧曼認為：參照對規範的有效性要求的話語兌現來分析合法性問題的交往理論，是與社會現實不相符合的。他的這一理論觀點，說明係統本身“堅持著自身和周圍世界的差異性”。因此，係統通過提高自身而自我捍衛，它取代了由存在、思想或命題等確立起來的理性。此外，尼古拉斯·盧曼（Nicholas Luhmann）的理論觀點也超越了一種理性批判，它旨在揭示自我捍衛的力量，是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的內在本質。一般來說，解決世界複雜性的問題，需要從根本上全麵性地應用係統概念。這一重要的結論主要揭示了這樣一種觀點：複雜社會不再是通過規範結構而被聚攏和整合，其同一性不再是通過貫穿社會化個體的主體間的交往而建立起來，相反，從控製論角度處理的係統整合，完全獨立於從生活世界角度能夠實現的社會整合。
以上話語在公共政策領域的解讀可以理解為：社會再生產統領於政治係統，隨著政治係統處理信息能力的不斷提高，以及對其他社會亞係統的不斷冷漠，政治係統在社會中獲得了獨一無二的自主性。特別是合法係統與行政係統的分離，使得公共決策過程獨立於一般的動機、價值和利益的輸出。因此，尼古拉斯·盧曼認為，世界是偶然性選擇的組合，如果政治係統完全是作為一個偶然係統出現的話，那麼，政治係統就再也不能從社會中獲得自己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想通過話語的意誌形成和參與，把行政機構與社會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從而增強行政機構的反思性，則是毫無意義的。針對以上的問題，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觀點，“決策過程是消除其他可能性的過程，它們所產生的否定多於肯定，而且，它們越是理性地動作，對其可能性的檢驗越廣泛，它們的否定幾率就越高。要求所有人都積極參與它們，就意味著製造挫折原則，凡是以這種方式理解民主的人，實際上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民主與理性是不相容的”。
一般來說，西方古代的哲學主張在直觀中把握客體，所以哲學討論的重點是本體論問題，而近代的西方哲學是在反思中把握主體的，所以哲學討論的重點也就從本體論轉向了認識論。西方哲學的基本原理認為，主體的認知結構是動作的一般協調結構及其內化的產物，它是隨著主體活動的發展而不斷建構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末，繼解構主義之後，西方興起了建構主義的政治思潮，這一思潮是對後現代社會狀態進行解釋和研究的重要政治思潮之一。建構主義理論應用的領域很廣，在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心理學、哲學、建築學、教育學等學科當中都得到了極為廣泛的應用。“建構主義”一詞的詞源，人們一般將其追溯到美國著名學者彼得·伯爾格（Peter Burrg）和托馬斯·魯克曼（Thomas Lukeman）在1966年出版的《現實的社會建構：論知識社會學》一書當中。建構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的知識隻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解釋，它不是最終的答案，更不是終極真理，而是會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不斷被新知識和新理論所超越、所取代。近年來，在建構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美國著名學者古巴（Cuba）和林肯（Lincoln）倆人對公共政策評估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形成了所謂的第四代公共政策評估理論。建構主義的評估理論主張世界存在著多元的社會建構實體，這些社會建構實體通過共識形成最優建構；並主張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間相互聯結，從而去打破傳統的本體論，即認識論兩分法，強調重複型的注釋。因此，建構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公共政策評估，不再局限於官僚製下的一元性、單向度的意向表達，而是傾向於建構可重複性的實踐和經驗。因而那種由一元性、單向度的公共政策意向表達，轉向多元性、雙向度或多向度、可重複的公共政策意向表達，就為建構新的公共政策評估體係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政治學在從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正義”理論批判中產生了社群主義理論。新產生的社群主義理論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權利政治學”主張，社群主義理論倡導的是“公益政治學”。社群主義理論主張公共利益優先於個人權利，並且在社會發展的實踐中更看重積極的權利，倡導非排他性的相容性和相關性的公共利益。社群主義理論堅決反對政治中立，認為西方民主製度經曆的合法性危機，正是由於福利國家對公民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而公民卻看不到國家在其中應起到的核心作用，因而為了緩和這種社會矛盾，主張公民積極的參與政治。雖然社群主義理論的出現，對推動公眾積極地參與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社群主義理論在後現代工業社會的現實中，用來解決公共政策相關問題的手段和方法，還是存在一些缺陷，特別是麵對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還是存在一種無力感。一般來說，社群主義理論在後現代社會的狀況下，麵臨著以下幾個主要的難題：
其一，在後現代社會狀況下，語言遊戲的不可通約性導致了一係列社會參與的難題；其二，在消費主導的後現代社會狀況下，社群成員往往是因為消費行為偶然性地聚集在了一起，因而很難形成並擁有成熟的政治技能；其三，公共對話得以進行的符號，已經成為了自我指涉的一種負效應現象，所以社群主義理論要求的那種求“善”的真實道德人格一般很難實現。
一般來說，無論是用權力理論、權利理論、民主理論、建構主義、自由主義的分析路徑，還是用社群主義的分析路徑來解釋公共政策評估中存在的問題，都存在一些理論與實踐上的不足，這種不足並不是針對公共政策評估理論本身，而是針對公共政策評估在後現代工業社會現實的運用而言。因此，人們完全可以從對以上問題所做的一些行政哲學思考當中去非常明確地搞清楚原因的所在。行政哲學自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圍繞著這樣一條主線運行，即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如何配置，相互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長期以來，在權力設置的研究過程當中，一直有一種重視主客體間工具理性而相對忽視主體間基本共識的傾向。因此，新公共行政理論、民主行政、社群主義均主張以公民權利的參與來製約行政權力，但這些理論僅僅是一種現代性思維方式，缺乏實踐性地運用與操作。所以以上理論主張的效率、公平、憲政、民主都是一種普遍性的社會訴求，而根本無法脫離元話語的敘事框架。例如，民主理論的一些政治權利主張，在官僚製不可通約的語言規則下很難實現，而社群主義理論雖然具有它的合理之處，在極為複雜的後現代社會狀況下，也存在著很大的理論困境。因而目前從政治學的路徑，來徹底地解決公共政策評估中的一些質量問題，還是存在一定難度的，這種難度在於行政哲學在後現代性思維下，任何一元的獨白式的語言都不具有主體性認同的合法化基礎。
以上通過分析合法化向度在後現代思維中的難題之後，人們還可以分析一下另外一條提高公共政策評估質量的有效途徑，即公共政策評估的理性主義提升。在後現代工業社會，雖然多元主義、非線性發展、反中心主義等成為社會發展理論的主要特征，但是現代性公共政策評估思維所主張的效率、效益的評價，在這種社會中是不具有實現可能性的。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社會現實問題變得極為複雜，使得人們更加難以捉摸，從而導致公共政策的製定、執行、分析、評估等重要環節，要想實行量化和事前進行預測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難；其次是理性分析與非專業的政策相關人進行溝通的時候，相互之間存在著嚴重的障礙問題，這一問題也決定了公眾理解公共政策的困難；最後是行政官僚組織結構的單向度化，使得社會信息與公眾的意見在向官僚組織進行反饋和溝通的時候，難以找到通暢的路徑與渠道，這也是公民參與社會管理較難的重要表現之一。
以上主要從行政哲學基於公民權利與行政權力配置的角度出發，對研究公共政策評估質量問題的兩條途徑都進行了分析，也明確了要用現代性公共政策理論來解決後現代社會現實問題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然而通過研究之後，人們還是可以對以上的一些研究思路與方法進行肯定的，其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現代性公共政策建立所依據的現實，在後現代狀況下已經失去了真實性。二是現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礎在於社會公眾之間的認同，特別是要通過一種廣泛的、正確的、在同一規則下的交流。但在後現代社會狀況下，語言遊戲的不可通約性，導致了現代性交流存在著極大的障礙，因此引起了合法化危機。三是現代公共政策的理性圖景本身就是一種獨白的語言，與多元性文化是根本無法通約。也正是因為以上的種種原因，使得國內外專家學者們的研究越來越多地朝向邊緣性學科，以尋找解決問題的有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