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對公共政策評估質量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要想製定出能夠有效解決公共政策評估質量問題的方法，首先必須要搞清楚產生公共政策評估質量問題的主要原因。一般來說，尋求公共政策評估質量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麵進行有效的分析，從而使得人們由表及裏、由淺入深地尋找到公共政策評估質量問題產生的根本性原因：
第一，組織理論和係統論的角度。在公共管理的視角中，公共政策評估的主體包括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所以具有主體多元化的社會特征。特別是從組織形式上看，公共政策評估的主體主要是官僚科層組織以及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如論壇、研究所等民間或非民間思想庫等組織形式）。馬科斯·韋伯認為，合理法律化的官僚組織，是現代工業社會價值取向的極端表現。馬科斯·韋伯對官僚製的分析，主要是從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角度進行的。官僚製是基於科學技術和秩序之上的組織形式，是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故其基本原則應是工具的合理性。因此，他認為，在價值中立的假設基礎之上，運用工具理性這種分析方法，可以形成對工業社會的純粹客觀分析。在西方工業社會發展的過程當中，對效率的充分追求使得馬科斯·韋伯的官僚製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至今在理論和實踐中尚難以達到突破。所以在這個製度的推廣過程中，使得工具理性得到了大力張揚。在私營業界，這一點除外部性之外，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批評，但自西方著名學者弗雷德裏克·泰羅（Frederick W.Taylor）之後，理性方法在公共部門的應用情況則讓人們看到價值與事實二分的弊端。
一般來說，官僚製本身存在的信息溝通不暢和它對效率的追求，使其難以在公共領域兼顧到合法性和合理性這兩個方麵，所以始終困擾著公共政策製定者和評估者。因為政府與公民、社會關心的事物往往有出有入，政府在做公共工程時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帶有政績工程的傾向，或者隻關注成本效益的比率。政府這種無視社會效應的做法，在公共政策評估過程中卻往往是責問之聲不聞，其原因主要是公共政策評估環節不被重視或者完全被忽視了，再有可能就是評估者即政府或傾向於政府的社會組織，在公共政策評估過程中缺乏一種社會互動。特別是公共政策評估以正式評估和內部評估為常態的事實，令人們看到評估主體對評估過程和結果的影響，所以那種集運動員和裁判雙重角色於一身的政府，要想做到完全公允是不具有說服力的。因此，要實現公共政策的合理化與合法化，首先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官僚製組織本身作為封閉係統的自我保護性和與外部環境交流中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暢，所以對於官僚製產生出的公共政策，一般的批評焦點，往往都集中在公共政策產生過程中的內部利益傾向及外部監督不力等方麵。
第二，公共政策評估係統封閉化與行政生態環境的信息溝通不足。公共政策可以被視為一個相對於外部環境自我封閉的係統，這個係統主要通過組織邊界與外部環境形成信息流的溝通。行政哲學的一般原理認為：在複雜社會裏，行政係統一方麵作為控製中心分化了出來，並對其他社會係統具有控製力，所以它在解決任何問題的時候都不會遇到困難，這一功能也促使社會大係統能夠實現自我適應和自我發展；另一方麵，行政係統又完全依賴於自身環境，尤其是依賴於經濟係統的動力。因此，西方著名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認為，行政係統的活動範圍在兩個方麵受到了很大的限製，一方麵在控製經濟部門的時候受到了它根本無法改變的所有製秩序的各種因素限製，另一方麵在創造動機的時候受到了與壓製普遍利益不能相容的規範結構的獨立發展限製。
從這種既強調自主性又強調依賴性的情況看來，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學者尼古拉斯·盧曼（Nicholas Luhmann）認為：公共行政中合理性欠缺的原因在於行政機構未能夠從政治領域當中分化出來，並使其得到充分的發展，所以隻有當行政機構形成獨立於社會的身份時，合理性欠缺才能夠得到消除。尼古拉斯·盧曼還認為：科學與行政機構的有機結合，將會逐漸消除具有全麵計劃能力的行政機構與政治的分化。因此，科學與行政機構的這種有機結合，既能終止科學的自主性，同時又可以使權力和真理這兩個原先獨立的媒介聯係起來。
尼古拉斯·盧曼的觀點進一步表明，學者們普遍認為公共政策係統既強調自主性，又具有超越生存環境的傾向，所以主張用科學或規範化來限製行政係統的這種危險性。也正是由於這些理論觀點的存在，使得人們可以從係統論的角度，對公共政策評估為什麼質量始終不高的原因提出了一種解釋。但是在這裏應該強調的是，作者更主張把這種基於係統論的看法，理解為是對公共政策評估合理化、合法化的一種強化，而非單純對工具理性的再張揚。
第三，現代性政策理論對政策現實無力的解釋。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認為，當今社會科學理論解釋現實狀況的無力，是因為根源於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特別是現代公共政策理論，是與現代性的一元思維相一致的，所以用這種理論來解釋後工業社會的現實問題就使人感到非常無力。
當然，有的專家學者則認為，人類社會自近代啟蒙運動發展到20世紀50年代，屬於現代工業社會，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現代社會。在現代工業社會的背景下，人們提出了以官僚製組織理論為代表的一元化的思維模式，這種模式是以線性、效率、有序為特征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以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生而自豪。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科技革命以後，似乎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都出現了與科技革命之前截然不同的一些巨大變化，所以“多元化”似乎成為一個最能夠概括表達此現實的準確術語，這也意味著人類的一切研究都必須要經曆一場完全與社會發展相聯係的重大變革。用一些西方專家學者的話講，那就是以工業化社會為基礎的、完全與現代化進程相一致的現代性思維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任何通過元話語（metadiscourse）來確立自身合法性的科學”。元話語一般通常被稱為“關於話語的話語”。話語從元話語出發，可以進行無限的擴展，它主要指導人類社會去理解、評述和推演命題信息，同時這種推演過程也完全是可以還原的。一般來說，現代性思維屬於一元話語，其特征主要包括理性主義、基礎主義、本質主義、還原主義，以及由此推演出的中心主義、進化主義。長期以來，政策科學研究工作者們一直在尋求合乎主體間理性與主客體間理性的政策，認為主體間性是尋求主體之前共識的過程，而主客體間性則達到的是以追求效率為特征的工具理性。
既然現代性思維是一元性的思維，那麼現行的公共政策評估就必須以現代公共行政的價值取向來進行定義，即可以定義為公共政策評估是以工具理性取向的、在政策主體與政策客體，包括政策對象以及政策受眾之間的雙向交流。然而，在適應一元性模式的官僚製組織當中去追求製定、執行和評估公共政策的高效率之餘，必然將引起人們對這種價值取向下公共政策評估的批判和爭議。由於在公共政策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人們對公共政策評估有著更多的要求。完全可以這樣說，公共政策評估這一環節，是眾多利益訴求和眾多話語爭奪的重要場所之一。此外，引起人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現代公共政策評估為什麼存在著這麼多難以解決的悖論？實際上，這一問題最好的解釋就是人類所處的環境。一般認為，自20世紀50年代科技革命之後，人類就進入到了一個後現代社會的發展狀態。後現代社會是一種完全與後工業社會緊密聯係的社會狀態，但又與工業社會的線性、穩定等基本特征不相同，後現代社會基本上是以混亂、非線性、有機性等為基本特征的。於是在20世紀中後期，具體來講就是20世紀70年代，後現代社會思潮主要以反理性主義、反中心主義等作為基本的社會特征，並嚴重地影響著人們對社會的解讀和推演。
從政治學和政策學以及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後現代社會主要有如下一些特征：其一，符號，或者說公共對話得以進行的符號，已經成為自我指涉的（即衍生的或次要的）。其二，隨之而來的危險，這種危險主要表現為異質的次文化相互間自說自話（即語言遊戲是不可通約的）。其三，為意義獲得而進行的不懈鬥爭，表明符號政治學已經基本上遠離了價值物質分配，這是問題最為重要的關鍵所在。事實證明，現代公共政策理論與現代性思維是相一致的，因此當今人們所麵對的一係列社會問題，實際是建立在工業化物質基礎和現代性思維基礎之上、用現代公共政策理論來提升公共政策質量的一場充滿矛盾的過程。特別是在行政哲學的研究領域當中，人們做出了許多的努力，發表出版了許多重要的理論書籍。例如，西方社會相繼在1986年發表了《公共行政行動理論》一書、1986年發表了《全麵質量管理》一書、1989年發表了《建構主義的公共政策評估》一書、1989年發表了《治理理論》一書、1990年發表了《學習型組織》一書、1992年發表了《對話民主理論》一書、1993年發表了《政策辯論》一書，等等。這些理論書籍對人類社會的政策實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果歸結起來，其共同之處主要在於力圖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建立一種主體性來代替主體間性及主客體間性，以主客合一、心物合一取代主客二分；其次，建立二元話語體係，來彌補一元話語體係解讀現實社會的不足；最後，主張從單向度的體製建設轉向建構的重複性實踐。
一般來說，政治學主要側重於從合法性的角度來研究公共政策評估的質量問題，因此，認為公共政策評估的首要問題是合法性基礎的問題。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政治學思潮不斷湧動，流派林立，其中較為有影響力的主要有：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後行為主義、理性選擇主義（公共選擇理論）、新製度主義（新製度學派）、後現代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群主義、多元主義、民族主義、女權主義，以及作為“新馬克思主義”組成部分的批判理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等。這些理論對西方社會的人文理念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對推動西方社會的不斷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正義和社群成為西方政治學頗有影響的兩大潮流。尤其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確立了正義倫理學的兩個著名基本原則：一是基於個人基本自由優先和基於權利平等的“第一自由正義原則”；二是機會均等和改善最少數境況最差者地位的“差別原則”。此時的西方政治學理論研究，開始從行為主義向理論研究的回歸，使得政治學學派的一些研究與行政哲學的研究產生了許多相似之處，尤其是此時西方政治學的研究重點之一，就是緊緊地圍繞著哲學思潮的一些方法論來解釋社會政治現象，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公共政策環境。
一般來說，在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利。最使西方社會引以為自豪的製度假設，主要包括了“平等”下的權力分立和製衡等學說，這些學說是相對於封建製度的一種政治文明進步。尤其是西方政治學說中所講的權力分立，實際上是一種主張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的相互分立和製衡的有效社會機製，並且在製度上也對行政的工具性進行了確立。西方政治學說中的這種製度設計，主要是以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有效保證作為假設前提的，但是一般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公民權利的保證卻往往難以體現。以美國為例，立法、行政與司法這三權的比重也漸漸發生了一係列的變化，一批學者在經過多年的觀察之後驚呼，隨著行政權的不斷擴張和其他兩種權力對行政權製約的難題出現，特別是美國總統權力通過一係列法案確定後日漸擴大，也給人們對行政決定的合法認同度產生了懷疑，尤其是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美國一係列脫離聯合國監管的行動足以做此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