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政治係統解決社會利益集團衝突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方麵：其一，為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爭鬥製定規則；其二，調和與平衡社會利益；其三，製定相關的公共政策達成妥協方案；其四，積極實施這些要妥協的方案。根據集團模型的基本原理可以認定，任何公共政策都是社會利益集團相互鬥爭、相互妥協之下而形成的一種均衡。在公共政策所代表的這種均衡之下，各社會利益集團不斷為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奮鬥，同時也緩和了相互之間的衝突，滿足了它們的各種政策需求。
社會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完全取決於它們的成員數量、擁有的財富、組織實力、領導魅力、內部凝聚力，以及與決策者的溝通水平。因此，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均衡，是由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相關影響所決定的，因為任何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相互影響的變化，都可能引起公共政策的變化，這種變化總是朝著有利於獲得影響的社會利益集團方向發展，而遠離那些失去影響的社會利益集團的政策意願。
盡管集團模型對公共政策分析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是人們在解釋公共政策問題的時候決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但是集團模型也有其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在把注意力集中於公共政策製定過程中那些重要能動因素的時候，似乎也過分誇大了利益集團在社會政治生活當中所發揮的作用，而低估了政策製定者在政治過程中所具有的獨立且富有創造性的作用。事實上，政府部門及其成員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並非隻是對不同利益集團的政策需求做出反應。實際上，許多利益集團是公共政策的產物，沒有公共政策的出台，它們就不可能存在。
4.精英模型
精英模型是政府權力理論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近似於英雄史觀，它將公共政策視為把握社會統治權力的精英們的價值偏好，對公共政策分析領域具有具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盡管公共政策經常被人們宣稱反映了社會公眾的政策需求，代表了他們的根本利益，但實際上公共政策經常反映的卻是社會統治精英們的偏好和價值。精英模型的基本理論認為，由於社會公眾缺乏公共政策的理論知識和技術手段，所以對公共政策表現得非常冷漠和孤陋寡聞。因而在公共政策實踐中，社會精英們往往決定著公眾對政策問題的意見，而非社會公眾影響著精英的政策主張。也就是公共政策的流向是從精英到公眾，而不是從公眾到精英。公共政策不過是對公眾政策需求的一種反映，廣大的社會公眾僅是精英製定公共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因此，精英模型最關心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領導人物所發揮的作用，所以一般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帶有濃厚專製色彩的政治係統當中，精英模型在分析和解釋公共政策製定過程的時候，其作用可能會遠遠超出其他一些政治係統。
根據西方著名學者托馬斯·戴伊在其著作《理解公共政策》一書中的一些主要觀點，精英模型的基本理論，一般可以簡要地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社會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即掌握社會權力的少數人和不掌握社會權力的多數人。也就是說，在社會的日常生活當中，僅有一小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通過製定與執行公共政策進行價值分配，而大多數人由於不擁有權力，所以不能夠決定並主導公共政策。
第二，對社會進行統治的極少數人，他們並不是被統治公眾中的典範。因為在社會發展的正常過程中，精英一般都主要是從社會的高級階層當中非均稱地產生出來的，而不是通過社會底層的所謂奮鬥產生的。因此，社會的精英人物，都主要來自於經濟地位較高、文化素養較強的社會階層。
第三，從被統治的非精英階層進入到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階層，一般來說這個變化過程是持續而緩慢的，是以保持社會的穩定為前提條件的，為的是避免引起社會革命。因此，隻有那些接受了精英價值觀念的非精英，才有可能被允許進入到社會的統治係統內。
第四，精英們在社會係統中的基本價值觀與維持社會穩定方麵的意見相一致。在西方社會，構成社會精英基本理念的基礎主要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有限政府與法治政府、民主程序、多數原則、機會平等和個人自由。
第五，公共政策所反映的並不是社會公眾的基本要求，而是社會精英所崇尚的基本價值。因此，政府的變革與社會革新是精英們對其價值重新定義的結果，而非公眾的價值需求。此外，由於精英們的保守主義傾向，即他們的利益在於保護現行的製度，因而公共政策的變化不是突發式的，而是漸進式的。公共政策如果出現瑕疵，一般也隻是得以修正，而非被完全取代。
第六，精英們通常把公眾看做是被動、冷漠和孤陋寡聞的，所以積極主動的精英很少受到來自冷漠公眾的直接影響，兩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前者對後者的影響遠遠大於後者都對前者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公眾不可能影響精英，往往是精英影響公眾，公眾的情緒被精英們所操縱，精英們的價值傾向絕不會被公眾的情緒所幹擾。在大部分情況下，精英與公眾之間的信息溝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問題也很少是由公眾通過選舉或展示各個政黨的政策選擇來決定的，民主的選舉和政黨隻不過具有重要的象征價值，所以通常的選舉和政黨競爭並不能夠使公眾掌握社會權力，並實施統治。
托馬斯·戴伊認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一些人權政策的形成過程，非常適宜用來解釋精英模型的實際應用。因為這些政策恰恰是這個國家的政治精英對影響少數民族生存環境的社會問題所作出一種反映，而且並非是決策集團對大多數美國公眾的情感所做出的反應。
然而，精英模型盡管在公共政策分析領域當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對於科學地分析公共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啟示，但它的基本理論觀點，即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少數精英操縱一切的論斷還是受到了多方麵的批判，被認為其基本理論觀點在社會的發展實踐中難以被證實。特別是多元主義理論、統合主義理論、職業化理論、專家政治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對其提出了質疑。許多專家學者認為，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許多事情包括公共政策的製定，就是因為一少部分人太過於負責了，而大多數人卻無法負責，更無權負責，所以才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確，社會大眾參政議政是現代社會公共政策製定的發展趨勢，也是民主製度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標。
5.理性模型
理性通常被解釋為合理、有理，它與感性相對，指人從理智上控製行為的能力。所謂的理性模型，主要是指能夠獲得最大社會效益的公共政策。也就是說，政府在製定公共政策的時候，應該選擇那些效益大於成本的政策，而要盡量避免選擇那些成本大於收益的政策。也就是說，當一種政策所取得的價值和所損失的價值之差是個正數並大於任何其他政策選擇，那麼這種政策便是理性的。理性模型起源於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傳統經濟學理論是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的。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的理性優化模型，舍棄了一些次要變量，使問題的分析得以簡化，形成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因此，理性模型主要包括了兩層重要的含義：首先，任何成本大於效益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絕不能夠被采用。其次，在政策選擇過程中，決策者應該選擇那些相對於成本能夠產生最大效益的政策。
在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中，為了選擇一種理性的政策，公共政策的製定者必須要了解所有社會價值優先與偏愛及其相對的份量；要了解所有的政策備選方案；要了解每個政策備選方案的所有後果；要計算每個政策備選方案的效益與成本之比；要選擇最有效率的政策備選方案。然而，在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中，理性決策也將會受到許多障礙的束縛，始終提醒人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公共政策製定為什麼不是一個更理性的過程。通過研究與分析之後，人們逐漸尋找到了以下許多阻礙理性政策製定的一些重大障礙：
第一，在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中，並不存在全社會一致公認的社會利益。利益都是針對某一特定的集團或個人而言的，而且許多利益之間是相互衝突的。
第二，許多衝突性的利益與成本是不能夠進行比較或衡量的，它們之間完全不具有可比性。例如，根本無法將個人尊嚴的價值與稅收進行比較或衡量。
第三，當政策的製定者在作出重大決策的時候，並不是完全基於某種特定的社會目標，而是完全基於最大可能地使自己獲得權力、地位和金錢等利益。
第四，當政策的製定者在作出重大決策的時候，並不完全傾心追求最大的社會淨效益，並不會主動追求某個最佳的政策方案，而是僅僅滿足於能夠取得事情的進展，而且一旦發現某個政策方案管用，便不再尋求其他更好的政策選擇方案了。
第五，在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中，對已有政策方案的大量投資，使得政策製定者們對那些在首次決策中被排除的備選方案不再進行考慮。
第六，在人們收集有關政策備選方案及其後果的全部信息過程中，將會遇到許多障礙。這些障礙主要包括信息的收集費用、信息的可靠性以及收集信息所需要花費的時間。
第七，在公共政策的製定過程中，無論是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所能夠提供的預測能力，還是自然科學和生物學的預測能力，都不足以使得政策製定者了解每個政策備選方案的全部收益和成本。
第八，當各種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價值得失攸關的時候，政策製定者即使擁有最先進的電腦控製分析技術，也不具備足夠的智能來準確地計算出政策備選方案的成本和效益。
第九，各種政策備選方案後果的不確定性，迫使政策製定者盡可能地照搬以前的政策，以盡量減少引起混亂和意外後果的可能性。
第十，在一個龐大的官僚組織當中，政策製定呈現一種分割的狀態，這就使得協調決策難以進行，以至於在進行重大決策的時候，必須集中所有的專家。
近年來，理性模型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質疑和批判，認為理性模型從經濟人假設出發，以邏輯推理的方式所確立的規範性政策理論根本無法解釋現實生活當中公共政策製定過程的實際行為。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根本不存在純粹的理性，人們的理性實際上更多的是介於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一種有限理性，所以理性模型隻能被認為是一種理想的追求，而缺乏社會實踐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很濃重的“烏托邦”色彩。在這方麵做出重大理論貢獻的，是獲得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西方著名學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赫伯特·西蒙認為，由於種種條件的限製，無論是個人決策還是群體決策，大多數都是發現和選擇滿意方案的過程；隻有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才是發現和選擇最優方案的過程。這並不是因為決策者頭腦糊塗，一個富有理性的人，如果能夠同樣順利地求優的話，那麼就不會止步於滿意；如果能夠得到最好的話，那麼就不會安於次好或比較好。但現實的社會生活極為複雜多變，客觀條件又充滿局限，人們根本無法求得最優解和準確解，所以不得不轉而求其次，尋求足夠好的解。實際上，在公共政策的實踐當中人們對理性模型所肯定的，更多的是它的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