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為止，作者基本上對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框架進行了總結。首先，人們可以假定公共政策分析是在現有的社會政治製度條件下，對決策結構所進行的修正，是在維持社會政治製度穩定的基礎上，對公共權力和公共政策運行體製所進行的調整、改進和職能轉換。因此，公共政策的分析過程，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公共決策的修正過程，是一個通過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實現對現有政治權力關係和政府體製的一些職能進行有目的的轉變的過程。總之，隨著公共政策分析的不斷深入，公共政策體係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會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變更，但其出發點仍然是以實現公共利益維護社會公平作為其基本發展目標。
一般來說，當人們將公共管理的理論視角放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層麵之後，那麼影響公共政策的選擇、製定和實施的各種變量和變量之間的關係，就成為人們時刻關注的焦點問題。特別是由於人們將公共政策的運行過程作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線，因而其關鍵變量的選擇，主要是根據它們與公共政策過程當中的相關性程度而定的。依照這一重要的標準，人們一般將與公共政策過程當中密切相關的五個變量作為其主要的考察對象，它們包括意識形態、政治領導層、政治運行體製中的各種組織機構、社會群體和政策體係。同時人們假設，這些變量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對公共政策過程產生的影響和作用程度，完全是由社會政治體製中的權力關係所決定的，而這種權力關係決定著不同的變量將會以什麼樣的渠道和參與程度來影響公共政策方案的選擇、公共政策的製定和公共政策的實施。根據這一假設，人們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在現有的社會政治體製下，意識形態對公共政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作用是什麼，以及在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下，意識形態本身將會發生哪些根本性的變化；其二，在威權政治體製下，政治領導層在公共政策方案的選擇，以及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特別是政治領導層的政策取向、偏好和價值標準對公共政策方案的選擇，以及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執行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其三，官僚機構和組織的政策偏好和價值標準，對公共政策的製定與實施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特別是這些機構和組織的特質（如製度化程度和適應變化的能力）將會對公共政策方案的選擇產生哪些根本性的影響；其四，社會群體在現有的社會政治體製下，特別是在公共政策運行的過程中可能參與的方式、路徑有哪些，並將會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其五，影響並決定著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的內容、步驟和實施時間表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它們之間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相互關係。
以上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框架，也可以用來分析中國政治改革中的某些政策理論問題。例如，基於中國政治改革的持續性、漸進性的基本事實，需要從公共政策分析理論上回答的問題有：為什麼中國政治改革中的公共政策是一種漸進的而不是激進的政策？為什麼在中國政治改革當中製定的相關公共政策，能夠在中國社會變革的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並持續有效？尤其是這種漸進性的公共政策體係，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中國政治體製的平穩運行與變革？以及中國這種漸進性的公共政策體係，是否遵循著某種合理的邏輯性？
針對以上的某些關鍵性問題，人們可以這樣假設，即中國社會政治改革的持續性，完全是由中國政治領導層所確定的公共政策基本目標和所采取的公共政策的基本策略所決定的。因為中國社會的政治體製改革，是一個不斷進行公共政策選擇的持續過程，其漸進性特征是與公共政策方案的選擇所依據的製度和體製的具體條件緊密相關的。總之，通過運用以上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框架，人們對這些假設進行了實證性檢驗之後，將可以得出一些具有社會價值意義的新結論，尤其是這些新結論，將與傳統的宏大理論分析的結論，形成了一種推動公共政策科學化、民主化價值意義的鮮明對照。
概括而言，公共政策的分析理論框架，作為研究中國社會政治體製改革的一種實證性理論，為中國社會的政治體製改革進行經驗性研究提供了具體的理論指導，提供了一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與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宏觀理論相比，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是一種有限理論，它主要是圍繞著社會政治體製改革中的公共政策選擇、公共政策製定和公共政策實施方麵的相關問題，而展開的一種理論假設和實證性檢驗。它並不涉及主觀的社會基本價值目標的探討，也不是從主觀的規範價值判斷出發，去評價社會政治體製改革實踐的對與錯，而是試圖對中國社會政治體製改革的基本特征和方式、方法進行一些理論性的解釋。
同時，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並不完全排除價值的選擇，因為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理論的構建，其實就是以如何才能維持公共政策分析過程平穩地運行作為其基本價值原則，並圍繞著這一基本的價值原則，建立起了相關的概念和命題。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承認價值的目標，並試圖通過科學的分析最大限度地實現一些既定目標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既是一種描述性的理論，又是一種規範性的理論。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規範性的理論不同於傳統的政治倫理理論，因為傳統的政治倫理理論“充其量不過是試圖證明所選擇的倫理立場是正確的，它並不想對行為作出任何解釋”。
具體地講，雖然在中國社會政治體製改革的過程中，政治民主和科學決策已經成為了政治領導層和學術界反複闡述和討論的話題，但是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並不把政治民主或政策科學作為理論建構的基本價值原則，而是把它們當作可觀察的事實納入到了描述性的分析之中。這種選擇與作者的政治立場無關，而主要是從理論構建的一致性這一角度考慮的。正如戴維·伊斯頓多年前就曾經指出的那樣，民主政治作為人們所偏愛的一種政治係統，已經成為了人們爭喋不休、樂此不疲的一種政治倫理的中心話題。因此，直到現在，圍繞著民主政治的立場之爭依然存在。特別是政策科學在半個世紀前提出來以後，所引發的理性主義和漸進主義的大爭論雖然已經基本平息了，但理性主義，即理想主義和漸進主義，即保守主義的立場對立仍然存在。因此，將這些富有爭議和無法準確界定的價值作為公共政策分析理論的價值出發點，這本身就與公共政策分析過程的理論價值所具有的實證性目標不一致。當然，社會政治體製改革的研究領域，應該涵蓋多層麵的理論問題和價值選擇，其中也要包括社會的基本價值目標如何實現的問題，特別是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的科學性、民主性問題，以及公共政策選擇的倫理價值問題。但是人們不應該把這些不同領域的問題混為一談，因為混淆這些問題的研究邊界，隻會帶來理論分析上的混亂，對既定的價值研究於事無補。此外，對社會基本價值目標的探討，以及對公共政策製定與執行科學性、民主性的追求，如果離開了對現實政治實事求是的了解，那麼也隻會使那些所追求的目標和設計脫離實際，成為一種隻好看而無法實現的空中樓閣。